母亲是47岁守的寡，母亲对改嫁一向讳莫如深。父亲去世后约一年，就有好心的乡亲来跟她提亲，母亲一律摇头：“我什么指望都没了，只要两个丫头将来有出息。”乡亲好心劝解：“你一个人带孩子太苦，不如找个人帮你一把。”母亲还是摇头：“到哪儿去找个比夕贵更好的人？”
这些话是母亲和好心的乡亲坐在我家的煤油灯下说的，我和美华在灯下做作业，母亲在纳鞋底。堂屋正中的墙上悬挂着父亲的花圈，靠墙的米柜正中放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灵牌位上面用墨水写着“先夫赵夕贵之位”。母亲就坐在父亲面前，拒绝了一个又一个说亲者。
灾难总是猝不及防地降临。
忽然，有天夜里，东边邻居家的黄狗狂吠不止，一直暴躁地狂叫到我家的墙根底下，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听到了一阵自行车链条发出的“哗哗”响声，到我家这边就没了动静。然后窗上就传来阵阵轻叩，“笃笃、笃笃”。母亲被惊醒了，她紧紧搂住我和美华，微微发抖，紧张得像只护雏的老母鸡。
狗吠越来越凶，附近的狗们也遥遥呼应起来，吠成一片。过了一会儿，自行车又响，那狗追着叫远了，不久就归于平静。我在母亲的怀里恐惧地醒着，母亲搂我的手松了一松，一颗水珠落在我的脸上，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哭。
有一天放学回来，我看到母亲的眼睛是肿着的，桌子上放着一叠那个年月里罕见的粮票和油票。母亲呆呆地坐在桌旁。我乖顺地喊了一声“妈”，母亲搂过我，一串泪珠又落在我的头上，我惊恐无比，不知又有什么苦痛袭击母亲了。母亲不说，我也不好问。每天临睡前，母亲在大门后的门闩上插一把菜刀，枕头下也放一把。夜里，自行车的响声和狗吠依然激烈，还有叩窗声。母亲总是紧张地搂着我和美华，一声不吭。
后来就有了那次“匕首事件”。匕首是插在我家木板桌上的，寒光闪闪的一把刀子，直立着插在桌子上。我放学一回家就发现气氛不对，家里有许多人，多是村干部。母亲红着眼睛，见我和美华回来，扑过来搂住就哭：“我死了不要紧，可那个畜生心狠手辣，说得出、做得到，他真要害我两个丫头咋办？”我在母亲的哭声与诉说中惊恐万分，不知道又将有什么灾难降临我家。
只听村干部说：“沙玉芳，你让我们怎么保护你呢？总不能派民兵住在你家里吧？你都说他无恶不作了，他真要干了谁，我们怎么吃得消？再说你们毕竟有过婚姻，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怎么插手管你们的事？依我们看，他这次可能也是真心的，是你不给他面子，他才恼羞成怒拿匕首吓唬你，你不要害怕，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杀人偿命，他坐过几次牢，这一点肯定懂。要是他真心待你，倒也是件好事。你就退一步吧！”
母亲不说话，一味地哭。后来村干部们一个一个陆续走了，母亲一直哭到了天黑。我这时不过10岁，也许母亲认为我还不到能够为她分担痛苦的年龄，所以她什么也不跟我说。我悄悄地为无法得知和分担母亲的痛苦而痛苦。但我隐隐听懂了一点事情，那就是——母亲的痛苦和夜晚的叩窗声、桌上的匕首以及大人们嘴里所说的“无恶不作”的那个人有关，那个人是谁呢？他为何让母亲感到如此惊恐？难道是魔鬼？
后来几天，母亲每天神情呆滞地在屋后的河岸边徘徊，要么就是坐在河边对着父亲的坟墓发呆，还经常在夜里紧紧搂着我和妹妹掉眼泪，我有一种隐隐的担忧。
几天后，果然就出事了——母亲喝了农药。
当我和妹妹得知消息，从学校一路哭着跌跌撞撞奔回家时，母亲已经被乡邻们灌了很多肥皂水，满嘴白沫，全身湿漉漉的。一见此景，我害怕到了极点：我刚刚失去了父亲，又要失去母亲吗？已经破碎的天空又要塌陷一次吗？
我不顾一切地扑到母亲身上大哭，妹妹抱着母亲的腿哭，我摇晃着母亲的头哭，帮忙的邻居也哭。我听到有人说：“恐怕不行了！”我更加绝望，死命地抓住母亲的衣服，哇哇大哭。母亲去了，谁来守护我们流泪的天空？
也许是天可怜见，母亲并没有被死神掠去。在我们七手八脚的摇晃和哭叫中，母亲突然张嘴呕吐了起来，刺鼻的农药味道弥漫了整个屋子。母亲活过来了！邻居们也喜极而泣，我和妹妹一人拉母亲的一只手，眼泪汪汪地看着母亲，可母亲当时看着我们的眼睛却空洞失神，那是一种已经熄灭了所有情绪的眼神。
当我数年后尝试杀死自己的时候，才彻底明白了自杀其实是一种比活着需要更多勇气和力量的勇敢行为！
那一次母亲被救活后，我第二天没去学校，在家寸步不离地“监视”母亲。她担水我跟着，她上厕所我也跟着。母亲让我去上学，我说，如果我读书会失去你，我宁愿不读书！母亲说，妈不会再做傻事，妈想通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妈就是讨饭也要把你们姊妹俩拉扯大，好对得起你爷，以后到地下对他也好交代。
我忍了一眼眶泪水，背起书包上学去了。那是夏天，粉白、甜香的槐树花儿坠满枝头，树下走着满腹凄苦的我，抬眼望去，是明晃晃的阳光，和白晃晃的村路，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世界里总是阴雨连绵，泥泞不堪？
10
也就是从那时起，小学四年级的我开始学会思想，我小小的脑袋每天忙碌不停，想母亲的痛苦，和自己的忧伤。想父亲的寂寞，和妹妹的懵懂。我还想知了为什么叫唤，它到底是在号啕大哭还是高兴地歌唱？我甚至想过，如果我、妹妹和妈妈都变成知了，每天只要喝点露水就能美美地活着，这是多么幸福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令我欣慰的是母亲到底有些转变了。那年夏天还没过完的时候，有一天，母亲说要和邻居顾大妈去一趟镇上，让我中午和美华在顾大妈家和她的女儿秀美一起吃饭。我狐疑地看着母亲和顾大妈一早就走了，母亲很少赶集的，何况这时又不是节日。那天母亲穿着难得一见的蓝凡士林上衣，和所有上街的妇女一样挎着一只小竹篮，沿着门前的小土路走了。
那时田里的矮桑树正郁郁葱葱，那是蚕宝宝的粮食。而那些乌黑发亮的桑葚就是我的粮食了，我和美华总会瞅机会避开守林员，像精灵的小贼一样去摘桑葚，吃得心满意足，胃囊鼓胀，嘴角发紫。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样美好的季节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发生。
中午在隔壁的顾大妈家吃饭时，我从她的女儿秀美口中得知了母亲去镇上的秘密——原来母亲是相亲去了。听说那个男人是在青海工作的，具体工作不详。如果母亲和他谈得成，那么母亲将会带着我和美华跟着那个男人一起去青海。
“青海？青海在哪里？”我茫然地问秀美。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远很远。”秀美说。她比我大四岁，很多事情她懂，我不懂。我对母亲会嫁给一个陌生男人感到新奇，我弄不懂再嫁的意义何在。秀美说，要是你妈嫁了人，就没人再欺负你们家了。我对这个解释感到满意，至少我能听得懂。
晚上，我一放学就拉着美华往家跑，书包在我和美华的屁股上一打一打的，看起来好像很欢快，其实是焦急。母亲已经回来了，她已经换下了早上穿的蓝凡士林上衣，正在灶间做晚饭。
我挨到母亲面前，喊了一声“妈”，母亲应了一声，脸上有一丝淡淡的笑容，她拍拍手上的灰，到堂屋的米柜里摸出两颗粽子形状、蓝白相间的薄荷糖，给了我和美华一人一颗。我小心地含了糖，一股清凉甜润的感觉立即浸过全身。
我喜滋滋地对母亲说：“这糖真好吃。”
母亲含笑说：“慢慢吃，还有。”我立即兴奋了，没有比天天有薄荷糖吃再幸福的事了！
然而薄荷糖清凉甜润的感觉并没在我的生活中停留多久，有甜味的日子从我10岁的天空稍纵即逝。
原以为真的会跟着母亲去青海，结果事与愿违。还是听秀美说的：母亲在她妈妈的介绍下已经确定了和青海男人的关系，本来已经确定了日子就办结婚手续的，不料青海男人突然不辞而别回了青海，听说有个叫杨东启的人揣着匕首去找了他，威胁他不能接受我的母亲……
至此，我从秀美口中得知了一个让我小小的心脏在瞬间窒息的秘密——母亲和父亲竟然不是原配，母亲是与一个叫杨东启的人结过婚、离过婚、而后才又嫁给了我父亲的。父亲去世后，杨东启又企图霸占母亲了！至此，我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杨东启的人，不，应该说是一个恶魔！
所有的灾难都是他一手制造！
话说当年，杨东启出狱后，和一个犯过政治罪的女犯人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后来，那个女人因不堪受虐，和杨东启离了婚，然后远走南京。游手好闲的杨东启在将自家的两间茅屋赌得四壁空空后，恰恰是我父亲去世不久的时候，于是，心怀鬼胎的杨东启想到了母亲。于是有了半夜敲门试探，在母亲坚决不理后，这个恶棍恼羞成怒，于是有了匕首相向。母亲那天对村干部的哭诉就是害怕杨东启的骚扰威胁，想求得帮助。可村干部们却表示无能为力，绝望的母亲于是自杀，再后来好心的顾大妈帮母亲介绍了一个可以带着我们远走高飞的青海男人，没想到杨东启又得了风声，带着匕首去威胁了那个青海男人，于是母亲的再嫁成了泡影。
1979年的秋天，屋后仅剩的一株梧桐树开始落叶缤纷的时候，杨东启终于在母亲的无力反抗中进入了我的家。这个时候，父亲的坟头早已青草凄凄。唯有他的灵牌位依然光亮如新，这是因为我天天都要为他擦拭一遍灰尘。父亲是去世了，但对他的爱与思念随着我年龄的成长而日益深沉。
开始的时候，杨东启是以一个披着羊皮的狼的面目出现的。他每次到来都少不了给我和美华几颗糖块，我和美华往往不屑一顾。因为他一来，母亲的脸上就会明显出现惊恐不安的神情。我是敏感而爱憎分明的，对臭名昭著、满脸横肉、五短身材的杨东启打心眼里充满仇恨与恐惧。
我对他“亲切、和蔼”的笑容常常不寒而栗和厌恶反感。对他要我和妹妹喊他“爸爸”的要求充满鄙视与厌恶，我怎么可能会认他做父亲？我将我对杨东启的憎恨情绪放在脸上。母亲曾私下交代我为了安全起见，表面上要对杨东启客气一点，妹妹做到了，但我不行，生活磨炼了我的早熟。
在杨东启未来我家前，我和母亲还有美华是睡一张床的，杨东启来了后，他让母亲给我们姊妹俩在厨房的羊圈里搭一个小床，可母亲固执地将我们的床搭在她的房间里。这可能使杨东启不满意了，他的脸一连几天阴沉得可怕。
杨东启每个星期有三天在我家，其余几天不知去向。他不在的那些天，是母亲和我们最放松的时候，也是母亲敢偷偷哭泣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母亲曾对着父亲的遗像和灵牌位暗自垂泪，有一次，我还听到母亲对父亲说话：“……你不要怪我，我是没办法的啊……你要是有灵魂，就要好好保佑两个小家伙平安长大……”
我知道母亲心里很苦，可我不知如何安慰。
杨东启进入我家一个多月后开始暴露出了他的无赖本性。有一天放学回来，我吃惊地发现母亲的左脸颊上有一块乌青，双眼红肿，我和美华吓坏了，母亲一见我们，捞起围裙捂着脸哽咽着骂道：“你这两个讨债鬼，到什么时候才长得大呀！”
后来我才知道，杨东启这天向母亲要钱去做倒买倒卖的生意，说贩鸡蛋去上海卖很赚钱。母亲哪有钱给他呢？他大怒，骂母亲不识好歹，敬酒不吃吃罚酒。随后就一拳挥在了母亲的脸上，然后就在母亲伤心的泪水中扬长而去。临走还丢下一句话：“给老子准备200块钱，不然，老子就卖掉米柜。”
我家唯一值钱的家什也就是那只三格头的米柜了，母亲用它一格放面粉，一格放麦子，一格放玉米。如今上面还放着父亲的遗像和灵牌位。这只米柜是父亲在世时置下的重要家当。母亲怎么舍得让父亲的遗物失去呢？可母亲一下子又到哪里去筹200块钱呢？
三天后，杨东启回来了，还带来了搬柜子的人，竟然就是美英姐姐和姐夫。美英对这只米柜是觊觎已久，她就因为在出嫁时没要到这只柜子做陪嫁而对父母心生怨愤。也不知她和杨东启如何交易的。搬柜子的时候母亲死活不同意，护着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不让动。杨东启就一把撸起父亲的灵牌位和遗像，跑到河边扔进了碧波荡漾的河水里。母亲抢救不及，一下子昏了过去。
等我放学回来，家里已然空空荡荡，曾占了堂屋三分之一地面的米柜一消失，家里立时显现出一副苍凉和潦倒的迹象。母亲歪倒在床，泪眼朦胧地对我说：“萍后啊，妈实在无能为力护住赵家的家业，你的大伯、姑妈、爹爹肯定会责怪我败了赵家家业，你长大了要有出息，一定要把米柜赎回来。”
我似懂非懂“赎”的意思，但有一点我再也明白不过，那就是我恨杨东启毫无人性的掠夺，恨美英的趁火打劫。
我跑到河边，河里哪里还有父亲灵牌位和遗像的影子？河里波光粼粼，几只鸭子无忧无虑地漂游着，我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面向父亲的坟茔方向，我默默念叨：爷，你为什么不保佑妈妈？我在河边坐到天黑，哭肿了双眼。
11
这时我已上了四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依然优秀，但我的忧郁和内向使喜欢我的老师们忧心不已，谁都了解我的家庭，谁都为我生活于这样的家庭惋惜不已。老师们一致看好我是个上大学的料子，只是无法确定，我能否像压在大石头下的小草一样顽强生存下去。我的班主任蔡老师曾满怀希望地安慰我：“世上很多作家、艺术家都有过不幸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