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我和父亲早早起床，手牵手在晨曦中沿着医院里的泥土路溜达了一圈。我穿着白衬衫，戴着红领巾，还兴致勃勃地唱了一首《东方红》，受到父亲的表扬。回到父亲的宿舍，煤油炉上熬的粥刚好稀稠得当，于是我和父亲就着母亲腌制的酸咸菜吃了早餐。接着就是我做作业的时间了，父亲则雷打不动地去医院的医务所打最后一个疗程的针药。
父亲临走时，用他那伸不直的手指摸了摸我的头发，慈爱地嘱咐：“萍后，好好做作业，我一会儿就回来，中午我做鸡蛋面给你吃。”哦，鸡蛋面！我最喜欢吃的。父亲就在我的满心期待中背着手走了。
那天的太阳红艳艳的，一早就已显示出了它的灼热威力。父亲是迎着初升的阳光走的，他那天穿着一件肩头打了一个三角补丁的浅灰衬衫，短袖，父亲瘦瘦的两只手臂从宽宽的袖管里伸出来，像两根枯瘦的树枝在背后交握着。因为头发落光了，父亲戴了一顶旧黄军帽。他就那样散步似的往医务所去了。他在拐弯时还回头看了看我，远远地冲我做了个写字的动作，微笑着走过一丛万年青，不见了。
我耐下心来写作业，但是，鸡蛋面的诱惑时时让我心猿意马，我都忘记上一次吃鸡蛋面是什么时候了，在家里，母亲一向是不做鸡蛋面的，那些鸡蛋不是卖了换油盐酱醋就是送到父亲这儿来了。鸡蛋面，鸡蛋面，我多么向往那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呀！我不时看一眼天上，盼望太阳快一点到头顶，那是吃鸡蛋面的时间。
暑假作业里有一个命题作文《暑假里最难忘的一件事》，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写父亲和他的医院，香瓜和鸡蛋面。这天我心情很好，我在作业本上郑重地写下第一行字：“今年暑假，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正在酝酿下面的字句，忽然，有个父亲的病友急急走来，匆匆对我说：“你爷叫我来拿席子。”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卷了父亲床上的竹篾席子，我就这样眼睁睁、傻乎乎地看着这个叔叔拿走了父亲的席子，一点不祥的预感和猜测都没有。
太阳终于在我的望眼欲穿中滚到了头顶，可父亲并未回来，我开始焦急不安，我开始心神不定，我开始埋怨父亲。我把作业本一推，跑到路边去张望。远远的我看见医务所门口有很多人，独独没有父亲瘦长的身影。我想跑过去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我父亲，又怕父亲知道了责怪我。
就在我惶恐不安时，一个小女孩颠颠地跑过来，她就是刚才来拿席子的叔叔的女儿，叫梅儿，我俩一起钻过香瓜地。她一边跑一边冲我挥手喊：“不好了，你爷打针打昏过去了！”打针打昏了？什么概念？我一点不懂。
梅儿拉过我，我就在她的牵扯下一路狂奔，其实是梅儿拽着我跑。到了医务所，许多病人一见我就要抱我，我都9岁了，干嘛要抱我？我开始隐隐觉得不妙，我挣脱每一个怀抱，坚决要冲进医务所。要抱我的人改成了拦我，我再也顾不得面子与矜持，我大喊：“爷！爷！”又有人来阻挡我，并说：“你爷在睡觉，一会就出来。”我急得跺脚，父亲这时候睡什么觉？我粗暴地推开每一个人，从大人的胯间钻进了医务所。我看到了什么？
医务所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不知是谁的人，从头到脚蒙在一块白布下。其他一个人都没有。我颤颤地、轻轻地叫了一声“爷”，没有人应。我又大喊了一声“爷”，还是没有人应。父亲在哪儿？为什么这一切变得如此莫名其妙？
有个人进来要拉我走，哄我说带我回去下鸡蛋面吃，我张牙舞爪，拳脚相加，并凶狠地咬了那个人一口，随后“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我想只要我一哭，父亲不管躲在哪儿，他都会出来哄我的。但是父亲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我惊惶到了极点！父亲去了哪里？为何不回应我的哭喊？
8
我到底被大人们弄出了医务所，一路狂哭不休，我不知道父亲去了哪儿，一句招呼都没有，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不见了。父亲还说要做鸡蛋面给我吃，难道他忘了？我心底更深的还是恐惧，我不知道父亲出了什么事，竟然连见都不见我了。
我在医务所的外面不顾一切地哭喊着“爷、爷”，我像小无赖一样在抱我的大人怀里扭来扭去，红领巾上糊满了我的鼻涕和泪水，我的鞋子被踢掉了，头发散乱不堪，脸上涕泪纵横。此刻，我已经隐约感到不妙，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不见了。
让我更为惊诧的是母亲竟然来到了医院，而且她是那么悲痛与失态。我先是在医务所门口就远远听到一个女人伤心地哭嚎，接着就看到了披头散发的母亲在无数人的包围下一路滚爬着向医务所这边跑来。我“嗷”地叫了一声，挣脱了抱我的人，跑向母亲。母亲见到我，越发哭得凶了，她死死饱住我，叫了一声：“我苦命的儿啊……”忽然手一松，母亲软软地瘫倒在地。人们就手忙脚乱地将母亲弄到急救室去了。
很多事是多年后才弄清楚的——父亲被打错针药的时候，心里难受，他对和他一道打针的病友说了一句话：“我女儿喜欢吃鸡蛋面，你帮我做一碗……”病友只来得及点了下头，父亲就小便失禁，热血变冷，永远去了。那个病友就是后来抱我要做鸡蛋面给我吃的那个人。后来，他真的做了一碗放了葱花的鸡蛋面，但我没吃。那一天，我只来得及悲伤。
母亲是医院里派人到我家，用自行车驮来的，开始没说我父亲已经去了，怕身体不好的母亲受不了这个致命打击，他们只说父亲的病情有了变化。母亲就焦急地赶来了。当时她和许多妇女在生产队的晒场上搓草绳，身上的围裙都没来得及解下。母亲在一路上就担心地问个不休：“夕贵不是就要出院了，咋又犯病了呢？”驮她的人就安慰她：“嫂子，没大事，没大事！”直到到了医院，那人才噙着泪水告诉母亲：“嫂子，你家老赵走了……”母亲一下子从自行车上滚了下来……
母亲来了之后，我才明白父亲是死了。死了，就是永不再见了；永远没有他的呼吸与笑容了；永远没有他的抚摸与呵护了；永远没有他在阳光下晃来晃去的瘦长的身影了；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了父亲。
父亲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是粗心的护士用错了针药，她给父亲打了致命的青霉素，父亲恰好对青霉素过敏，很快就死了。他就像一盏煤油灯，尽管还有半壶油，但却被人粗暴地一刀剪断了灯芯，生命之光倏然熄灭。
后来我查过相关医学资料，其中表明——“青霉素类抗生素常见的过敏反应在各种药物中居首位，发生率最高可达5％～10％，为皮肤反应，表现皮疹、血管性水肿，最严重者为过敏性休克，多在注射后数分钟内发生，症状为呼吸困难、发绀、血压下降、昏迷、肢体强直，最后惊厥，抢救不及时可造成死亡。使用本品必须先做皮内试验。但皮试本身也有一定的危险性，约有25％的过敏性休克死亡的病人死于皮试。”可怜我的父亲并非死于皮试，而是被粗心的护士直接注射了青霉素致死。而我如今在网上依然可以搜索到，未做皮试直接注射青霉素致死的案例至今还屡屡发生，真是令人痛心。
虽然我父亲的死亡是一起明显的医疗事故，但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医院赔了我家30块钱，给父亲做了一身“老衣”（死人穿的衣服），父亲的一条鲜活生命，就这么了结了。（直到13年后，已经在上海工作的我懂得了什么叫医疗事故，还曾打过无数的电话找江苏省有关部门和法律工作者咨询这桩医疗事故，想为冤死的父亲讨回公道。但我得到的答复是：由于事过境迁，早过相关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了。所以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自己年幼无知，使得父亲白白冤死而悔痛不已。）
由于天热，我们在第二天就将父亲接回了家。也是晚上。大伯和其他一些亲友用父亲生前睡的竹床抬着父亲，这一幕，就像两年前我送小叔回家一样。我背着书包走在父亲的前面，一边走一边缓缓地撒“买路钱”，一边迎着夜风默念：“爷，我们带你回家了……”大伯说，我只有这样念叨，父亲的灵魂才会回家。我仿佛一夜长成，明白了生死，也体验了苦痛。随着夜风和纸钱一同飘落的，是怎么也流不尽的泪水……
父亲回家的第二天即下葬，父亲的棺材是我家屋后的一棵泡桐树打成的。泡桐的材质并不好，用指甲一掐，就会出现一个印子，但我家实在无能为力给父亲安置更好的棺木了。这一天家中哭声阵阵，香烟缭绕，父亲躺在门板上，供在堂屋里，脸上盖着黄表纸。我和美华披麻带孝跪在父亲头前，一边朝前来吊孝的亲友磕头，一边往火盆里放纸钱。母亲在房里大声哭着、哀哀喊着：“你怎么这么狠心就走了，丢下两个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的小家伙我怎么养得大？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一个人走？你不如带我一起走了好啊……”哭一会便昏过去，醒过来后继续哭嚎。美英也大声哭着，怀念着父亲的种种好处。我静静地跪着，不时看一眼门板上的父亲，我无法像母亲和美英那样大放悲声，我的哀伤在心里，像一颗埋得深深的种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生根发芽。
父亲下葬了，就埋在河的那一边，站在我家屋后就可以看见。那个长方形的坑是姐夫和大伯他们几个男人挖的，父亲的棺材被两根绳子吊着徐徐放进了墓坑。
就在往父亲的棺木上填土的那一刻，我忽然感到深深的恐惧：他们要把父亲埋进土里了，以后再也看不到了。我不知哪里的勇气，忽然从大伯身后窜出来，一把揪住大伯的铁锹，哭喊起来：“不要埋爷！不要埋爷！”也许谁也没想到我的突然发作，都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我只知道，坑内埋下的是我的亲人，是我一生一世亲爱的父亲。我不容许他们将父亲埋在这个永不见天日的土坑内。
最后我还是被人拉走了，我不知道我撕坏了谁的衣服，咬破了谁的手臂，我像只疯狂的小野兽，又咬又踢。我的胳膊上也是伤痕累累，但我毫不在意。我的伤痛如此清晰而深刻。我在两个亲友的拉扯下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泥土掩埋了，最后只剩下一个高高隆起的土堆。父亲在里面，我在外面。他在沉睡，我在痛哭。
在父亲去世最初的几天里，母亲夜夜抱着我和美华失声痛哭，有时哭着哭着就晕倒过去，我和美华手忙脚乱地将母亲灌水救醒后，她就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睁着无神的眼睛，久久地盯着某个黑暗的角落，不眨眼，也不说话。我真害怕母亲变傻了，变呆了，成了疯婆子。而此时的父亲已经成了米柜上的一个小小的木头灵牌位，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他就那样沉默地看着我们母女三人，没有一丁点的喜怒哀乐。
后来，我渐渐对父亲有了深深的思念，思念之后，是深深的怨恨。
9
父亲的去世是我家苦难的起源。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体质日益下降，骨瘦如柴。开头几天，她除了流泪就是站在屋后呆呆遥望父亲的坟墓，神思恍惚。我和美华带着黑纱和白花去上学。为了给父亲戴孝，我和美华得穿三年的白鞋子。白鞋子很容易脏，我常常去河边洗鞋，父亲的坟就在河对岸，我常常一边洗鞋，一边望着父亲的坟墓想心事——他一个人呆在永远黑暗的坟墓里有什么意思？他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偷偷爬出来跑回家看我们？
说来也许有些难以置信，但我觉得父亲是经常回来看我们的，至少有一天夜里他是真的回家了，而且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腿上。
那个深夜很宁静，母亲也没有犯病，她搂着美华睡在我的脚头，我依然睡在父亲这头。夜里，我在迷迷糊糊中想翻个身，但两条腿却无法动弹，像被压了一块巨石般沉重。我努力睁开眼睛，影影绰绰看到母亲的床头坐着一个人，我仔细辨认——呵，这不是父亲吗？他穿着白衬衫，戴着黄军帽，静静地看着沉睡的母亲，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坐在我的腿上。我惊喜万分，想叫醒母亲——父亲回来了，这是多大的喜讯啊！但我喊不出，也动不了，只有眼睛清晰地看到父亲坐在床头的身影，真切地感受到他坐在我腿上的份量。我急坏了：母亲和美华怎么不醒呢？父亲回来了，她们看到会是多么高兴！
然而，我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我感到腿上一阵轻松，再睁眼细看，父亲已经杳无踪影，我急得一下子翻身坐起，大喊：“爷、爷……”母亲醒了，用脚捅捅我的身体，问我是不是“发魇”（我们那里的方言，做梦的意思）了。我失望地对母亲说：“爷刚才回来了，他坐我腿上了，现在他又不见了……”母亲没说什么，而是用脚捅捅我，让我安心睡觉。
我坐在床上，茫然地看着不远处的正方形格子窗，那里透出正方形的模糊天光，父亲是从窗户里走的吗？既然回来了，为什么不留下来？他为什么这么绝情？他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我把头蒙进被子，委屈地哭泣起来。从那之后，父亲再也没有回来过。尽管我每天充满期待，期待他再回家坐在我的腿上。
也许因为父亲曾是公社会计的原故，父亲去世后，生产队很是照顾我家，队里给母亲分了轻松点的活儿，就是搓绳、编草席什么的。我和美华在18岁前的口粮和学费也全由生产队解决。父亲的去世也使我们得到了村人的莫大同情，村人对我们的歧视开始有所转变，我们一家孤儿寡母就这样勉勉强强、磕磕碰碰地过着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