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从此成了我的词典中，一个包含着隐痛和忧伤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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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疗伤方式。对我来说，旅游和写作就是拯救我的良药。
离婚后不久，我独自去了一趟西藏，这里是我梦寐以求的圣殿。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圣湖纳木错湖边，我久久地跪拜，大口地喝水，还吞下细细的沙，因为我听说，喝了纳木错湖的水，将会忘却烦恼，一身健康——请不要笑话我，一个情陷混沌的人，是失去自我，是需要信仰支撑的。
早晨，我跟着一脸黑红、一身奶腥的藏民们一圈圈地围着布达拉宫转经，没有目的，没有思想，没有烦恼，也没有欲望。在大昭寺门口，我也像别人一样四肢着地磕长头，爬起来，跪下，再爬起来，再跪下。一个人逛遍哲蚌寺、甘丹寺与色拉寺，和穿紫红袈裟的小喇嘛聊天，听他念经，拍彩色经幡和金色的转经筒，站在寺院顶上、迎着阳光眯眼自拍……在这里，我还认识了几个日后成为哥们和姐们的朋友——拉萨著名的藏餐厅玛吉阿米的老板泽朗王清和老板娘向晖；著名诗人贺中；藏香大亨龙日江措；收留我做室友的四川女孩阿红……真想留下来不走，但这里没有一座寺院可以收留我。
一番梦游后回到武汉，我又活了过来，开始抖擞精神，投入写作。很多个失眠的夜晚，我把自己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写《我的苦难，我的大学》，一遍遍从头阅读，一遍遍加进遗漏的内容，一点点延长回忆，同时也在腾讯的文学专栏“灯下文字”连载，由此我也结识了很多素昧平生但又熟悉亲切的文学朋友，正是他们热情的跟帖鼓励，促使我不停地写下去。
那时候尚未想过发表，只想让自己忙碌起来，不至陷入抑郁的泥淖。苦难显才华，好运隐天资——是一个古罗马诗人说的吧。我并不觉得我有多少才华，但苦难确实能给人以动力，促使你去完成梦想。一无所有的人，反而无所畏惧；拥有一切的人，反而患得患失。
除了写作，友谊更是我的“驱魔棒”。一个人，如果一辈子没有一两个可以割头换颈的死党，应该是可悲的吧！
“亲爱的，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记着，至少还有我们在你身边，永远不离不弃。即使你独身一辈子，那么我们三人就一起养老。”死党王佳丽比我小好几岁，曾是我“粉丝”，后来应聘到知音后勤部门工作，一进知音就打听谁是“赵美萍”，后因工作上的接触，我们开始相识。我们一起住过知音东亭花园的宿舍，每天早晚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逛街，情同姐妹。每个节日，我们必定在一起过，她必定会送我礼物。就是当年我帮妹妹在水果湖开的那个小饰品店，佳丽也帮了不少忙。
之后佳丽结了婚，她的老公也成了我的哥儿们。我们后来搬到知音花园后，她家便成了我的第二食堂，我生病了，她就是我的护士，我的保姆。我家的钥匙她有，她家的钥匙我有，我可以放心地交给她银行卡和密码，我和她之间没有秘密。某天，我心血来潮，跟她说想要个孩子，但不要婚姻。她语出惊人：“那你就生个私生子，我帮你养大！”人生得如此一知己，足矣。
为什么人总是说命运是公平的呢？因为它关掉你的一扇门，一定会为你开一扇窗。至于那扇门为何要被关闭，自有它的道理。而那扇窗因何被打开，也是情有可原。除了佳丽的友谊，陪我走过那一段泥泞的，还有个奇怪的小女孩儿——赵小猴。
说她奇怪，只因为我们只有一面之缘，她却从成都跑到武汉，从此赖着不走；她只比我小12岁，自己有爹妈，却又固执地叫我“老妈”；她很聪明，无师自通学会摄影，如今已是武汉小有名气的年轻摄影师，却又笨得可怜，人情世故什么都不懂，经常被骗也“骗人”；她很善良孝顺，却又抽烟喝酒泡吧玩叛逆；她有自己的名和姓，却一定要跟我姓赵，并改名叫小猴（因为她那时染了一头黄毛，因为我说她的性格像猴子）；她一会儿乖顺如猫，一会儿叛逆如猴；她的外表时尚另类，文字却又深沉冷酷；有时候乖巧听话得让我心花怒放，有时候又将我的生活折腾得翻江倒海；她是个强悍霸道的孩子，也是个敏感脆弱的孩子；我哭的时候，她陪着我哭；我笑的时候，她得意忘形；走路时，她要和我勾肩搭背，当着人面大声喊我“老妈”，只要有人注意，她便一脸得色；睡觉时，她要钻我被窝，即使被我踹下床，她也不气不馁；她嫉妒我对别人好，更嫉妒有男人喜欢我；每当有男人对我表示好感，她立即横刀立马，一副保护神的样子……
这是不是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我离婚后，小猴每个周末都从汉口来武昌陪伴我。那时她已在汉口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一份摄影的工作，收入颇高，可她偏偏是个“月光族”，每到月底，都要我接济才能度过最后一个星期。
每个周五的傍晚，我在办公室加班时，小猴总是拎着从车站旁边的小菜摊上买的番茄青菜从窗外晃过来，进到办公室，她会丢下菜兜，把我脖子一抱，亲昵地喊一声“老妈”，惹得同事纷纷侧目，我会轻呵她松开手，但她不管，即使拖把椅子坐过来，也要靠得紧紧的。她叫佳丽小姨妈，叫佳丽老公小姨父，好像真是我的女儿。
周六，我雷打不动要做卫生，她帮我擦地，但是她很快就会叹息着“好累”蜷缩到沙发上，像个疲倦的猫。或者，她去做饭，我做卫生。她会把厨房门锁上，不让我偷看她做什么，直到菜端出来，才露出一脸神气，等待我的评价。
我带她去过一些地方，湖南凤凰、上海、苏州、安徽芜湖……她帮我拍了很多照片，她的取景很特别，常常是别人忽略的角度。而她拍出来，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意境。在那段我的情绪和事业都陷入低谷的时候，我常常十分恍惚：这个自己改名“赵小猴”的孩子，是不是上帝派来解我寂寞的人？
在感情的空窗期，我的所有心思都用在了《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的写作和修改上。2004年9月，腾讯和作家出版社联合举办“QQ作家杯”文学大赛，有文友建议我投稿参赛，这时我刚写到百分之六十，为了尝试参赛，我利用“十一”国庆节的七天长假，闭门谢客，整整七天没有下楼，冰箱里早已存满蔬菜，我把小猴打发回了成都老家。我除了吃饭睡觉，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以每天八千至一万字的速度写作，到假期结束，我也终于完成了14万字的《我的苦难，我的大学》。也正因为仓促赶稿，使得本书后半部分文字粗糙，我十分不满，但已来不及修改。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次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投稿参赛，最后却大获成功。
2005年，是我36岁的本命年，好友郑蓝翔送了我一根从寺庙求来的红丝带，让我系在腰上，说能带来好运。果然，这一年，我的人生开始柳暗花明的转折。
年初，我的纪实散文《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获得了由团中央和全国青联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鲲鹏文学奖大赛散文组二等奖。在领奖台上，主持人一定要我谈谈感想，而我涨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几句词不达意的话：“苦难，其实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完善自己、成就自己；只要你认真去做，没有做不到的事，只要你想，你就可以……”
同年5月，我的自传《我的困难，我的大学》出版，首印3万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女士为我的书写下“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题词。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我原本只是个站在舞台边搭布景的人，却猝不及防地被人一掌推倒了舞台中央——报纸连载、签名售书、学校演讲、电视台访问接踵而来。忽然之间，我又披上了“名人”的外衣，成了励志的代表，成了中国的“大长今”……办公室的电话开始非比寻常地喧闹，大都是找我的。我只好拜托同事：但凡找我的，就说我出差了，请他们给我写信。不是我摆架子，而是我恪守一个准则：在外面无论多么风光，在单位一定要低调做人。多年前被嫉妒的伤害，让我学会了时刻夹起尾巴做人。
最初的兴奋平息后，惶惑取而代之。被瞩目和崇拜确实是很风光的事情，但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不过是一口浅井，几锹就挖到了底，没有太深刻的内容。所以，当有人说我是在学张贤亮“出卖苦难”的时候，我开始反思：我真的是在出卖苦难吗？我内心的回答好像是否定的。苦难是我的财富，但我写出来并不意味着就是“出卖”，不可以说是“纪念”吗？不可以说是“共勉”吗？不可以说是“启迪”吗？好在，更多的读者从我的自传中读出了励志和共鸣。我办公桌上的读者来信与日俱增。每个月，我都要抽出两三天时间集中回信，一回便是数十封。更多的，还是从QQ上直接找我，有热心读者更为我建立了QQ读者群。一个加满了，再建一个，如今我的QQ里已有三个读者群，让我每天应接不暇。
“赵老师，为何书中没有提到你的感情生活呢？”
“那个带你到上海的老乡‘川’现在怎样了？”
“川是不是你的初恋对象？”
细心的读者此起彼伏地向我发问。
在我刚开始写自传的时候，我就曾问过川，我可不可以在书里写上你？他一口回绝：“不要写我。”当时，我尊重了他的意见。于是，他的名字便在我到上海后戛然而止。在那本书中，我只如实地描述到，他是我到上海打工的引路人。
可是如今，我还是将他披露了出来。我想披露的，不仅仅是他这个人，而是我一路走来的奋斗过程中，那段最刻骨铭心的情路历程。我决心要为我曾经的真爱画一个句号。川，对不起，哪怕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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