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不……离婚吧！”那天晚上，川打来电话，忽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让我猝不及防的话。“你怎么了？”我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心里有些紧张。
“我没怎么，我只是觉得这样挂着不是个事情。”他似乎已经克服了难以启齿的艰难期，语言开始顺畅起来，“我觉得你已经不爱我了，我们没必要再这样拖下去，这样拖下去，对谁都不好，长痛不如短痛……”
就像一个酝酿已久的脓包疮被一刀切开，刹那间脓血迸溅，疼痛刺骨。如果把死亡的婚姻当做一颗肿瘤，即使勇敢地切除，也需要具备担待剧痛和生命危险的勇气。而那时的我，好像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所以一时愣住，又惊又痛！
早在2000年，我去广西出差，结识了一位精通命理的女作者王月。王姐帮我拆字算命，一番笔画加减后，她得出结论：“你必须改名，否则对你的婚姻不利！”这话我很早以前就听他人说过，所以也不以为意。后来，又有一个略懂测字算命的上海朋友，帮我测过字，说我的名字一定要改，否则一定会离婚。几个素不相识的人都异口同声让我改名，我开始动摇了。我听信了朋友们的建议，将名字中的“美”加了一个金旁，成了“镁”，读音未变，之后在杂志上署名一直用这个名字，期冀它会给我们的婚姻带来好运。可是，事实证明，改名对我的婚姻并没有起到逆转的作用。
我的内心纠结而矛盾的是，虽然这段婚姻让我觉得疲惫，觉得可有可无，可是却无法狠心放弃。因为我舍弃不了从15岁时开始、长达四五年的、交织着甜蜜和酸楚的暗恋；舍弃不了我和他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那段时光；舍弃不了我生命中最纯美、最圣洁、最刻骨铭心的初恋……曾经，我相信爱情可以地老天荒，亘古不变。可是，经年累月后我惊恐地发现：世上没有不变的爱情！或许爱情真的没变，变的是我们看待它的心情。曾经，可以那么那么爱，如今，也可以那么那么不爱。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发现和蜕变！我不愿承认爱情如“画皮”，但事实上，爱情有时候恰如“画皮”——揭开美丽的面纱，背后是一具面目狰狞的骷髅。也许，骷髅从一开始便存在，只是自己一叶障目，没有发现。亦或者，根本没有什么骷髅，面纱背后依旧是美女，只是自己的心境变了，美女也被看成了骷髅。
继续爱，力不从心；就此放手，心有不甘。——不甘心相信原本如此美好、竭尽全力争取而来的东西，就这么撒手丢弃，不仅对不起自己当初的奋不顾身，也对不起对方的无辜相守。更重要的，分手不如挥别那么简单，而是一次精神上的生离死别！佛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夫妻俩的关系，就好比前世约好同行的乘客，约定一辈子不离不弃。可是，船行半路，有人却改了主意，决定分道扬镳，茫茫人海，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多么残忍而冷酷的结局！正因为无法面对这些，我才一直不忍主动给我们的故事画上句号。
所以，当他忽然主动提出“离婚”，我又惊又痛之下，竟然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边哭边问他：“为什么？为什么？”
“我想你肯定很想离婚，只是不愿先提出来，所以我干脆帮你提出来。”
“可我……不想离！”
说出这句话，我泪如雨下。只有我知道，不想离，不是因为还爱着，而是因为很不舍！——如果，如果我15岁时没有那样刻骨铭心地爱过他！可我也知道，即使我现在不愿意放手，我们的婚姻也只是暂时的苟延残喘。
此后很长时间，我一直纠结在放手还是继续中。放手，不舍；继续，不甘！
2003年正月十五，我独自去了普陀山进香。据说，这一天的许愿十分灵验。正月十四夜里，我站在黑黢黢的海边，面对不远处耸立着的巨大观音像，双手合十，泪如潮涌，我恳求菩萨指点我一条明路：放手，还是继续？菩萨无语，海水低吟，甚至没有一颗流星为我指明情路，我在海边直哭得肝肠寸断……
可是，当我回转身，自己依然必须面对一地泥泞。
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姐妹、武汉已故女记者樊南方生前曾写过一本书《谁的婚姻没虫眼》，而我想就此引申一下——谁的婚姻不患病？患病了如果积极诊治，一定也会康复如初。而我和川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及时而积极地去诊治患病的婚姻，只是听之任之，顺其自然。这样的后果，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它病入膏肓。在这场患病的婚姻中，我难咎其责——如果我多些家庭责任感，如果我和川勤于沟通，如果我多些温柔、多些女人味，如果我不那么专注于工作，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不那么争强好胜……我们的婚姻，也许就不会患病；如果患病后我们积极诊治，也许就不会病入膏肓。
80
好像从2002年起，我发现川开始吃斋念佛，并且剃了光头。有次我回上海，看到客厅的电视柜上供了一尊观音像，他早上起床后，净手焚香，穿上藏青色居士服，趴在地上磕头诵经。那一幕让我感到十分怪异，内心五味俱全。蓦然想起他18岁时说过的玩笑话：“我长大了要当和尚的……”莫非，一切都是因果注定？
他也曾向我传授过佛学，给我邮寄过各种宣传佛学光盘和书籍。我有些拆开看过，有些都没有拆开过。我崇尚一切真、善、美，但我的信仰在心里，我并不迷信各种教派。而川对佛教的信仰越来越沉迷，对我来说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他经常在业余时间去苏州的寺庙做义工，整夜诵经念佛。当我在武汉的家中挑灯夜战爬格子挣稿费的时候，他正穿着居士服，打坐念佛，希望菩萨带给他好运。我们，好像背离得越来越远了。
经常在晚上，他会给我打来电话，他会在电话里喋喋不休地和我谈佛学，我默默地听着，心里有些悲凉：是他与生俱来和佛教有缘，还是我对他的冷淡造成了他对佛教的迷恋？
我们在相互背离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也许，我们前世注定只能相伴走到这一程，以后的路程，各有各的目标和信仰陪伴。
离婚，最后还是我提出来的。之前的犹豫和纠结，最后还是化作了义无反顾的勇气，毅然决定挥刀挖掉这块患病的疮。和我一开始听到他说“离婚”时的反应一样，川一时无法接受，他说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很奇怪：“你之前不是主动说要离婚吗？”“那是为了试探你！”他说。我顿时无语。
决定一旦做出，便难收回。此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川做出了任何一个想挽回婚姻的男人该做的努力。他给我写信，回忆我们美好的过往，那些温馨的细节一次次让我泣不成声。读信的时候，我的心是柔软而疼痛的。也曾有过放弃离婚的念头，虽然眼前的婚姻已成鸡肋，但万一自己的下半生连根鸡肋也找不到呢？可是，回转身，却又渐渐变得铁石心肠——就这样抱着已经没有热度的婚姻度过一个又一个人生苦旅吗？还是长痛不如短痛吧。
那年“十一”国庆节，他来到武汉，恳切地挽留这段感情。他甚至宁愿就这样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武汉，偶尔团聚，相安无事。等到我俩各自退休，再在一起相伴终老。可在我看来，这哪像一对夫妻，哪像一个家？夫妻不像夫妻，朋友不像朋友。在一起寡淡无味，还不能追寻新的感情。这样的婚姻，是解放，还是桎梏？我问他：你觉得我们的后半生，就应该在这种长久的消耗中度过吗？他说：但这样总比离婚好。
这一次，我们虽然谈得平心静气，但却与和好无关。最后，他失落地回了上海。
离婚，是一场血泪合流的战争。十年婚姻，会把两个男人和女人捆绑成两棵盘根错节的树，关系错综复杂。十年夫妻，血脉亲情好比连体婴儿，怎么动刀都痛，怎么割都伤筋动骨，怎么分离都难免生死。
之后，他开始给我们相识的所有朋友打电话，有时是深更半夜，神经质般絮絮叨叨，请朋友们劝我不要和他离婚。可朋友们大都反过来劝他放过我，因为朋友们都看得出，我们已经不在一条路上，继续走下去，除了耗费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他甚至对朋友说：“我要和她同归于尽……”朋友们都为我捏一把汗。但我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我认识的他，满身流淌着善良的血液。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十分不顺，那时我已经调到知音励志刊《打工》，钱钧任执行副总编，点名要我去，说我是打工族的代表，最适合做《打工》。可事实证明，我却最不适合做《打工》，我不适合那种文风。而且每天加班到夜里十点，周而复始，头脑里像装满了浆糊，理不出一根清醒的线条。那时我每月编稿十多篇，可上稿率却十分低，经常只发一篇稿，或一篇都不发。可是每月依然必须出差，为期十天，必须发稿两篇以上才能报销差旅费，且其中一篇必须是出差当地稿。可想而知，编辑的压力多么大。
心力交瘁。偏头痛在那段时间也频频光顾我，疼痛欲裂时，去医院做了CT检查，怕有什么意外。结果，医生说我“血管过细、血流过速”导致，要我放松心情，修身养性，远离压力。偏偏那时钱总又逼我出差。某天，我一时情绪失控，拿着病历单，在钱总的办公室里大吵一架，我骂他“法西斯、没人性”，哭得震天动地，积压已久的委屈如滔滔江河，长泻不止。这是我在知音最失态的一次，也是最让我汗颜的一次。可是，职场是不相信眼泪的，所有挫折悲伤，只能自己承担。我是一个人，也是一家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忧伤盘旋在心里，情绪低落，莫名烦躁，好像患了抑郁症。傍晚，回到家，站在冷冰冰的厨房里，忽然感到没来由的沮丧和绝望。打拼这么多年，除了这套房子，得到的还有什么？
是谁说的：小时候，幸福是件简单的事；长大后，简单是件幸福的事。是我们的脚步太匆匆吗？一路狂奔，一路丢弃了花棉袄、开裆裤和沾满口水和鼻涕的童谣？想回去吗？不想。好不容易挣扎出那个噩梦，即使时光一定要倒回，就倒回到父亲去世前那一段吧。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下班后回到家，推开厨房的门，却不知做什么果腹。我经常呆呆地倚靠着厨房的们，然后渐渐滑下来，直至瘫坐在冰冷的地砖上。有时候，我真想打开煤气阀，就这样，就这样静静地睡去。有时候，我会一下班就躺到沙发上，蜷缩着身子，不知不觉睡去。醒来时，已是晚上八九点，而我，依旧一点食欲都没有。
好在，川虽然是个固执的男人，却不是个冲动型的男人，更不是暴力型的男人。他虽然是个孤僻的男人，却是个善良的男人。所以，“同归于尽”的悲剧最终没有发生。几个月后，他同意离婚。
2004年6月1日，在我们当年拿结婚证的宝山区民政局，我们用大红缎面的结婚证，换到了两本紫红塑面的离婚证。
那天太阳很大，我们都带着墨镜，进入民政局后，我们都没有摘下墨镜，因为我们需要墨镜遮住肿胀发红的眼睛。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那一刻，我看到一串泪水从川的墨镜下迅速滚落。我背转身，仰起头，不让泪水掉下来。我知道，这一刻，我失去了此生曾经最爱的人！我和我的初恋从此一刀两断！我也从此失去了一个亲人！就像一位加拿大女作家说的：离婚好像一次截肢手术，你活下来了，但也永远失去了什么。
没有孩子，没有太多的共同财产，我自愿放弃上海的房子，离婚原因是“性格不合”，手续十分简单。原以为工作人员会苦口婆心地劝说一番，谁知没有，整个过程利落得像是去银行换掉过期的存折。一切都结束了，这一年，我35岁！从15岁的暗恋，到35岁的分手，20年的感情走着走着便一头跌进了深渊，再也不能生还。谁的责任？当然是我的。在离婚这件事上，我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责任。我提出离婚，就是对川的最大伤害。
从民政局出来，太阳亮得晃眼，我们的心里却泪雨滂沱。我记得，多年前我们在老家结婚时，却是一个阴雨天，多么讽刺的反差。
当天晚上，我在家里做了饭，我们默默无言地吃了最后一顿晚餐，然后分房而睡。第二天早晨，他依旧净手焚香，跪在佛像前念念有词。我知道他的心情极不平静，但愿佛祖能劝解他将怨恨化为慈悲，将悲伤化为宁静。
协议离婚时，川提出一个要求：暂时不要告诉双方家人我们离婚的事情。我自然愿意。我也不愿我的父母为我的离婚压上沉重的悲伤。
川还说，等他以后卖掉房子，会把钱分成三份，一份给我，一份给他母亲，一份捐给寺庙。我说那你怎么办？“我出家当和尚去。”他淡淡地说。我再次无语。我知道，现在唯一能够拯救他的，也许只有佛祖了。
但我极力劝他不要卖房，毕竟这是一个栖身之所。“卖了房子，你住到哪里去？”我问他。“那就等我以后宽裕了再补偿你吧，你跟我这么多年，也没享到我的福，我心里很不过意，我欠你的太多了……”说着说着，他就语咽了。我很庆幸，我和川都是难得的善良之辈，比起那些为了离婚打得头破血流、鱼死网破的夫妻来说，我们的分手多么安宁祥和。这也是我们的善缘吧！
我猜测川想卖掉房子，可能是因为还贷的压力所致，虽然此时他每月只需还银行600多元，但他在物业公司的收入并不高。我依然决定帮他。
离婚后，我曾将两笔稿费寄给他。有一笔他给退了回来，还有一笔他取款后寄给了我母亲。他拒绝我的帮助，以此维护他做男人的尊严，也以此表明他依然恨着我吧。之后，我的稿费地址上再也没有写过“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