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母亲马上当着病房里其他三个病友的面大声嚷嚷起来：“你给我把钱退给他去！老娘就是死，也不用他们家的钱！”我那个尴尬啊，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在住院的这几天时间里，我妈早已在和病友的聊天中，把我和老五的“家丑”播撒得人尽皆知。所以，我妈这么一骂，大家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哭着冲了出去，在厕所里大哭了一场。
当然，我没把钱马上还给老五，毕竟母亲的生命要紧。在其他病友的劝解下，母亲没再继续骂我了。过了几天，我爸借遍了村子，凑了1000块钱，然后亲自送到了老五的姨妈家（他姨妈家和我家同村），托他姨妈将钱还给老五家。从这件事上，我看出了爸妈的决心——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接受老五了！
同时我更想到，老五知道我父母的做法后，会是怎样的尴尬和难过？也许他送钱来，什么都没有想，只是为了帮助我渡过难关，而我父母，却以自以为是的“骨气”，将他的一片诚心践踏于地，这是怎样的一种羞辱？老五会不会因此而恨我的父母？父母的决绝让我无比痛恨和绝望，我甚至恶毒地想：再多些灾难降临我家吧，看他们如何坚持自己的贫困和愚昧。
然而，不久后，我爸妈的态度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居然同意我和老五订亲，但是有一个无比苛刻的条件。就是这个让我难以接受的条件，使我作出了一个大胆叛逆、惊世骇俗的决定。
二十多天后，母亲的腹部又挂着胆汁袋，躺在板车上被我们拉回了家。我则继续回到破碎机上上班。每天晚上回家，总是碰到一两个要债的人坐在家里，继父总是唉声叹气，陪着笑脸说尽好话，要求宽限几天。因为没有钱，刚刚动过手术的母亲一点营养都没有，甚至每天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就喝粥，让人看着心疼。
有天晚上，姑妈来我家看我妈，坐在床沿上和爸妈说话，我在灶台边洗碗。继父像祥林嫂一样，又在房间里向姑妈唠叨着我家眼下的困境。然后我听到姑妈压低声音说：“女大不中留，要不你们看看谁家有意，就把大外甥女许配了吧，好歹有个人能够帮着撑撑这个家，反正迟早要嫁的……”
也许是被债主逼急了，也许是姑妈的的建议起了作用。那天晚上吃过晚饭，继父吭吭哧哧、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去和老五说说，只要他家同意出一笔养娘费，把我们家的债还掉，你们俩的亲事就算订了。”躺在床上的母亲没有吭声，想必他俩已经合计好了。“养娘费”，是我们当地农村订亲时要彩礼的一种普遍说法。就是母亲把女儿养这么大不容易，谁要娶走女儿，就要付出一定的“养娘费”。听说还有些地区，甚至会用一杆秤，秤一秤女孩有多重，然后论斤决定让男方家付多少“养娘费”。
这个消息对我和老五来说，真是太好不过的消息了。如果放在一个月前，我会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五。可是，这一刻，这份欣喜却打了折扣！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感到深深的悲哀，强烈的自尊让我不得不想到这些——老五也许不在乎我父母翻云覆雨的态度，但他的家人会怎样看待我家现在的主动“求婚”？在别人看来，我爸妈这种前后反差巨大的态度转变是不是有些太势利了？哦，你们家之前拒人于千里之外，现在有了困难就主动示好，还要几千块钱彩礼，这种做法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如果老五的家人很有骨气，一口回绝了呢？
心里很堵，很难受，我忍不住对父母吼道：“你们这样做，和卖女儿有什么区别？太丢人了！要说你们自己去说，我不去！”父母也许没想到我会发这么大的脾气，母亲气得在床上抹起了眼泪。我是不忍心让母亲伤心的，但是他们的做法确实让我很难过。继父则高声反驳我：“你以为我们愿意这样做？你也看到家里的情况，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还债？你要有办法，你就拿出来啊……”
是的，我已经十九岁了，我应该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了，我自然理解父母的无奈。可是，我真的不愿意就这样被“卖掉”，虽然是“卖给”老五家。这种“买卖”来的婚姻，即使我日后到了婆家，也会尊严扫地，将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如果我们家没有外债的压力，而是正常地和老五订亲，我当然非常愿意，非常求之不得。但是，现在的家庭情况和父母态度的巨大反差，让我对订亲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我偏不愿意！
40
我和父母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僵化起来。每天晚上，在沉默中吃过饭，继父都会冷着脸，一边抽烟，一边话中有话地自言自语：“这日子没法过了，没法过了，迟早要逼死人……”我知道他是说给我听的。但我装着没听见，无动于衷。
那时候，16岁的妹妹好像也神出鬼没地进行着一场幼稚的恋爱，或者说，她是被动地进行着一场恋爱。追她的那个男孩是她的初中同学，是外地人，几年前，他的父母带着四个儿子搬到我们村，在山脚下的路边上造了两间小房子，我每次从他家门口过，都很奇怪：两间房子如何住下六个人（因为其中一间还是厨房兼饭厅）？但显然我是多虑的。
那时候的夏夜，我和妹妹共住的小屋的后窗台上经常会出现几枝神秘的栀子花，一开始我以为是哪个暗恋我的男孩所为，弄得我神不守舍了好一段时间，但始终不得要领。妹妹那些时总是泰然自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花儿是送给她的。后来我才知道，其貌不扬的妹妹早就被她的一个初中男同学惦记上了。
妹妹是个外刚内柔型的女孩，比我更倔强，从小到大，她挨母亲的打骂最多。母亲经常用杞人忧天的口气告诫妹妹：“你这么犟，看以后哪个婆家会要你，就是要了你，婆家人也不会喜欢你，你脾气不改改，以后会有你的苦头吃……”
那母亲显然是想用这种过来人的口气教育妹妹，让她改改臭脾气，但妹妹从来都是置若罔闻，偶尔还会伶牙俐齿、不客气地顶撞母亲：“我以后怎么样不要你管！我吃苦吃甜跟你没关系！大不了我不嫁人！”
继父如果在场，准会接上一句：“你嫁人，哪个养你？你一辈子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啊？我们死了你怎么活？”
妹妹马上就回敬道：“我有手有脚，我自己养自己，不要你们操心！”
父母常常被妹妹噎得无话可说。继父最后顶多翻着布满白内障的眼球说一句：“你上辈子是什么虫子变得吧？怎么会有你这个精怪……”
而母亲只会气恨恨地说一句：“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忤逆的女儿，早晓得你这么不听话，当时就该把你淹死在尿桶里。”
妹妹也不示弱：“谁让你生我的？你以为我想到这个世界上来啊？我还不想来呢，都是你害我吃苦……”
母亲和妹妹吵架的结果，往往是以母亲恨铁不成钢的哀叹而告终。我很佩服妹妹这一点——敢对父母说我不敢说的话。
妹妹的初恋被曝光也是由于那个冒失的男孩寄来的情书。那个男孩初中毕业后，就当兵去了外地，之后就开始给妹妹写信。和我一样，妹妹的情书没有逃脱被父母没收和被别人阅读的命运。对于妹妹的感情，父母对她的态度和对待我的态度如出一辙。怒骂、警告、威胁、烧信……手段用尽。妹妹比较内向，但也很内秀，平时她习惯以沉默对抗强硬，她的外表看起来一副不谙世事的样子，其实内心感情十分丰富。偶尔，我会向她打探那个男孩的情况，不知道是她提防我向父母告密，还是确实没什么好告诉我的，她只是说：“其实我也不喜欢他，是他喜欢我，我只当他是同学而已。”
那个男同学的来信，也揭开了我们的窗台上那些栀子花的来历。我知道这个秘密后，也不禁感叹了一番——也真难为了那个男孩如此煞费苦心，要知道，我们的后窗户正斜对着茅坑，所以我们夏天从不敢开窗。而他要想顺利地将栀子花放在我们的窗台上，不仅要翻墙上来，还要注意不要失足跌入茅坑，另外还要使劲屏住呼吸才行。可见，爱情的力量是那么伟大，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总有一些爱的细节，让人过目难忘。
不知道是慑于母亲的以死相逼，还是确实对那个男孩没有太大好感，妹妹最终还是给那个男孩写了一份决绝信，请他不要再写信来，免得闹得我们家庭不和。那个男孩之后果真再也没有写过信来。妹妹的初恋，就这么无疾而终。因为有过类似经历，所以，我对妹妹的“失恋”充满同情，但我从来没有安慰过她，就像从来也没有人安慰我受伤的心灵一样。那时候，我们都没有什么朋友，不管悲痛还是喜悦，都只能自己慢慢消化。穷孩子的成长过称，就是如此平凡而残酷。
就在我和父母因为向老五家要彩礼而闹僵的时候，一个我本该忘记、但一直念念不忘的人再次出现——川。他又是回来忙“双抢”的。
川回来的时候，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边是巨债的压迫，一边是父母要我向老五家要彩礼的逼迫，心情极为压抑。
令我惊讶的是，川这次回来后，竟然又主动来我家看望我妈。他进门的时候，继父有些惊喜地“哎哟”了一声，连忙站起来让座。而我在短暂的意外后，则有些怨恨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去了我的小房间。难道他忘了他春节时的逃亲行为吗？他怎么好意思再来我家？
隔着裂开的墙缝，我依稀听到继父和川絮絮叨叨地说着我家眼前的生活困境，说家里如今欠下了几千块钱外债，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完。山上的石头也越采越空，眼看就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了，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啊……我觉得继父真是无聊，为什么总是像祥林嫂那样向所有人展示自己的悲苦？别人又不是救世主，没有义务来拯救你，你何苦自讨没趣？我恨恨地想着，越发觉得继父又可怜又可悲。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川在跟继父告辞。可他在经过我小屋门口的时候，又停了下来，然后我听到了敲门声。他进来后，便将手上的一样东西递给了我。竟是一本精美的影集，很大，四四方方的，可以放很多照片，扉页上还端端正正地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有史以来，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
我由衷地对他说：“谢谢你，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他笑了笑，说：“不贵重，只要你喜欢就好。你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我回来应该给你带礼物的，你不要和其他人说哦，我什么都没给他们带……”哦，什么时候他把我当作了最好的朋友？——嗯，是的，我们只能是朋友。
我请他在房间里唯一的椅子上坐下，我则坐在床沿上，手里一直捧着他送我的大影集。我多么希望听到他对春节没有回来的事情做个解释啊，但是没有。我也沉默着。心里一直在想：你春节时放了我“鸽子”，现在你又来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没话找话地说：“你家……唉……确实挺不容易的……”
我用冷淡的口气说：“没什么啊，反正就是这命，人只要活着，总会有办法的。”他继续没话找话，说现在很多人去上海打工，在饭店里刷盘子也能挣几十块钱呢，可惜我们村从来没人出去打工。
打工？这是一个新颖的词汇，也是我第一次听说。我开始有了兴趣，围绕着打工的话题和他聊起来。他说他们单位里有很多四川工人的子女都在上海打工，在郊区租个便宜的房子，一家人都在上海生活，比在家里种地不知强多少倍。他的话引起了我的遐想——我多么羡慕那些能够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不管能否挣到钱，但起码见到了外面的世界啊！那年，齐秦的歌正风靡大陆，他唱的《大约在冬季》里就有这么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想，外面世界的精彩一定大过无奈吧！何况还是大上海。可是，那些精彩不属于我。
我们没聊一会儿，妹妹过来睡觉了，川自觉地走了。晚上，捧着那么崭新的影集，我的心里乱糟糟的。我成了他最好的朋友。是的，朋友。
41
那些天，父母似乎还在鬼鬼祟祟地进行着另一项“阴谋”——他们见我如此叛逆，不肯向老五家要彩礼，便托人给江苏的红英表姐写信，让表姐给我在江苏物色一个家境殷实而可靠的人家，将我送到江苏去。当我得知这件事时，对父母的怨恨更加深重。此时的我，就像家中的一篮鸡蛋，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拿到集市上卖掉，换回生活必须的柴米油盐。
其实，我的遭遇和处境，在当时的农村十分普遍。我们那里甚至一度十分流行换亲——有些人家因为家境贫寒，男孩娶不到老婆，于是便让姐姐或妹妹嫁到别人家，换来别人家的姐姐或妹妹成为老婆。但这种没有感情的换亲，换来的往往是不幸的婚姻。一旦其中有一对夫妻因感情不和闹离婚，那么另一对夫妻也无法继续平静地生活，两户人家一定会闹得鸡飞狗跳、家破人亡才善罢甘休。
如此比较，我还算是幸运的吧！至少我没有哥哥需要我去换亲。可是，如果父母要“包办婚姻”将我送往江苏，我却是千万个不愿意。我宁愿放下自尊，去和老五家要彩礼。有一天晚上，当母亲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这种日子不如死了好”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她这种可怜兮兮的“苦肉计”和“攻心战”，我气呼呼地扔下一句——“你们不就是要彩礼吗？我去向人家要好了，看你们要了这点钱，还能不能咸鱼翻身”就跑回了小屋，把满腔委屈和愤恨倾诉在了日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