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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事情出乎意料地改变了。继父竟然同意带我去安徽了。
后来听红英表姐说，在我当晚离开后，母亲与继父大吵一架，母亲说如果不带我去安徽，她也不去安徽了。继父气得冲母亲大吼：“老子被你骗了，你一开始说只带一个小孩，现在又要带两个，老子根本养不活……”
当夜，继父就从被窝里钻出来，收拾行李就要走。还是红英表姐将他拦下，好言相劝，表姐苦口婆心地告诉继父，我在养父家的种种遭遇，更说了我是多么懂事，学习多么优秀，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等等。不知道是表姐的劝说起了作用，还是母亲的泪眼和“不再回安徽”的威胁让继父妥协，总之，最后继父吼了一句“老子算栽了”便默认了带我去安徽。
继父的那一关过了，养父的一关就不那么容易过了。
中午，继父和母亲都在养父母家吃的饭。这顿饭一开始应该说吃得圆满而美好。养父对母亲一口一个亲家母，和继父一杯接一杯喝酒。这天的我破例上了桌子，还吃到了两块红烧肉，自然是养父“疼爱”我的表现使然。
我一小口、一小口咬着养父夹到我碗里的肉。到养父母家也有一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吃肉，这也是养父第一次给我夹菜，并且是红烧肉啊！那肉是切成方块型的，有瘦有肥还有皮，琥珀色的，一层明晃晃的油，香极了。
吃过饭，养父威严地叫他的女儿：“小梅，洗碗！”小梅很不情愿地动手捡桌上的杯盘碗碟，并且狠狠地瞅了我一眼——洗碗本来是我的义务，今天却让她受累了，她自然会有怨气。
母亲是在吃完饭后向养父提出要带我走的。养父正剔着牙，闻言眼睛一瞪：“亲家母，你好好的，开什么玩笑？”
母亲认真地说：“不是的，亲家公，是萍后死活要跟我去安徽，她说喝粥讨饭都不怕，我也没办法。我家老周也不同意，我们的条件也不好，家里只有一亩五分地，三个人吃都紧紧巴巴，现在要多她一张嘴，更加困难。萍后昨天晚上在她继父床头跪了几个小时，哭着闹着要跟我们走，我们也是没办法啊……”
养父这下像炸药一样爆炸了，他跳起来，手指着母亲的额头骂：“好你个沙玉芳，你真是个白眼狼，老子白给你养了一年女儿，现在说带走就带走啊？告诉你，没那么容易！”母亲说：“我会给你赔偿的，不会让你家吃亏。再说，即使我带她去了安徽，你还是她的养父，她还是你的女儿，我们不会没良心不认你的……”
“人都跑了，我还要你认我做什么？”养父对他两个儿子吼道，“给老子把人看好，我看今天谁敢把人带走！”养父的两个儿子全儿和忠儿都很老实，他们看看养父，看看我母亲，再看看我，面面相觑。
凭良心说，在这一年里，养父的两个儿子对我都很不错。比我大8岁的忠儿耳朵有点背，还有点大舌头，平时话不多，在村里做木匠；有时从外面带回什么好吃的，都会偷偷塞给我，而不给小梅。比我大6岁的全儿老实巴交，由于营养不良，又黑又瘦，脸上又长满脓疙瘩，看上去又丑又脏，平时他在村里做瓦工。由于家境贫寒，全儿和忠儿都没读过什么书，只凭一身力气赚点辛苦钱，回家来交给养父买酒喝。养父成天无所事事，却嗜酒如命，如果酒没了，儿子又没钱给他买酒，他就会棍棒伺候。所以，两个儿子平日见到他，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现在见养父让他们看好我，全儿和忠儿都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
争夺战在升级。任母亲好话说尽，养父就是不放我。是的，我也能理解养父的心情。在那个年代，这么穷的家，要想娶一房媳妇都很困难，更何况是两个儿子。像我这样不要彩礼、不求草屋、瓦屋的免费“童养媳”简直是“天赐良缘”。在这一年里，他们供我吃，供我穿，供我读书，是当做“免费媳妇”养的，结果却空欢喜一场，任谁也咽不下这口气。
母亲说要给养父赔偿这一年来的损失，养父不依不饶，说只要人，不要钱。母亲气急了，一把拉起我，就往外走。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的养父一边大叫“忠儿、全儿拦住他们”，一边举起煤油灯就往母亲头上砸来，油灯飞在母亲的额头上，殷红的血立马从母亲的脸上淌了下来。众人一声惊叫，我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地抱住了母亲。亲眼目睹着流血的母亲势单力薄地为我争取着自由。原先对母亲的些许怨恨在此刻烟消云散。心里满满的，是对母亲的感激与感动。
继父看到母亲被打，也激动地冲上来，用谁也听不懂的安徽话和养父大吵起来，如果不是表姐夫和忠儿他们拉架，他们俩肯定会大打出手。此时，现场一片鸡飞狗跳、混乱不堪。表姐将母亲搀扶回到她家，找来纱布将伤口包扎上。母亲对表姐说：“他用油灯砸了我，我对他也没什么歉意了。”
事情总会有一个结果的。最后，还是养父村里的干部前来调解，母亲答应了养父赔偿200元养育费的要求。200元！这在八十年代初是个非常吸引人的数字。母亲找红英表姐借了100元，继父从口袋里掏了100元，我就被从童养媳赎回成了母亲的女儿。
虽然赔了钱，养父仍不解恨，他恼恨地叫我从身上扒下他家的所有衣裳，一寸布条都不准带走。母亲二话不说，拉起我到薛窑镇，由我亲自挑选，替我买了一整套棉衣棉裤的衣料，随后送到一个裁缝店加急赶制。
至今仍记得那件粉红底碎白花的棉衣，我就是在13岁那年的春节穿着它，满怀喜悦地跟着母亲离开故乡，去了安徽。
临离开故乡的前一天，我要去办转学手续，因为要去校长家里，我不认识，是全儿陪我去的。冬天的早晨特别冷，霜浓雾重，坚硬的泥土路上又冰又滑，我们走得小心翼翼。一路上，我都想对全儿说一声“对不起”，但却不知如何开口。而他也全程沉默，一句话都没有说。宽宽的马路上，他走左边，我走右边。
长大后回忆起在养父家的日子时，我才认识到：如果当年我不离开养父家，十有八九我会嫁给全儿，因为他的年龄和我比较接近。那时候的农村，谈婚论嫁还是很重视年龄差距的。
十多年后，我回故乡时又见到了忠儿和全儿，那时也是春节期间，我买了烟酒去看望养父，正逢忠儿和全儿也回家来。他俩各骑着一辆旧摩托车，车后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忠儿三十多岁时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并在寡妇家落户；全儿也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生了两个女儿。和很多农村家庭一样，生活平静如水。而我的养父68岁时便去世了，养母和舅舅至今仍健在。
养父家唯一有故事的是小梅，她后来也远嫁安徽，和一个老实巴交的安徽男人生下一个女儿。结婚三年左右时，她和安徽老公去上海打工，在一家建筑工地上认识了一个来自江苏的包工头，两人老乡见老乡，聊得特别欢。三个月后，小梅竟然丢下老公和女儿不管，跟着那个丧妻的包工头私奔回了江苏，再也没有回过安徽。安徽老公只好独自带着女儿，蹉跎岁月，不懂法律的他也没去告小梅的重婚罪，他一心盼望着小梅回头是岸。直到二十年过去，也没盼回来。
至今，我都想不明白，16岁还尿床的小梅，平时看上去非常缺心眼的小梅，在感情上怎么会那么果断勇敢？那么敢爱敢恨？有一年，我回江苏时，在养父家里见到了小梅，她已经由一个青涩懵懂的少女彻底蜕变成了一个农村妇女。皮肤黝黑、双手粗糙、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我问她想不想安徽的女儿，她的眼圈马上红了。但她依然没有告诉我，当年为什么会与那个包工头私奔。也许，这就是命运。——我们只能把所有无法解释的事情，统统归结为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