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选之前，领导找到我，半开玩笑地问：“唐晓康，愿不愿意找一个温柔美丽的成都媳妇嘛？才子配佳人哦！”
没想到领导突然提起这种事情，我一时没想好如何回答，只好红着脸低头不语。
不过，听领导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是挺热乎的。众所周知，成都美女如云，将来能娶到一个多情漂亮的好媳妇，应该是很多未婚青年的愿望吧？我当然也不例外，听说可能找到一个漂亮的成都媳妇，我心里暗暗高兴。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次“非正式谈话”时，领导已经明确了人选。
很快，军区的调令下来了，我被选上当秘书，而且是在成都军区司令部。
调到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时，我当了一段时间的外事秘书。外事处长是一位老经验，待人做事有自己的一套，此人是从总参谋部下来的，他在总参外事局见过太多的大官。
有次，我向他请教如何做好首长秘书。
他推心置腹地教导我：“当秘书，并不复杂，很简单，就一句话，‘领导说北风吹，你就说北风呼呼呼地吹’，很管用。”
最初，我对他的这句话并不太懂，带着几分迷惘和懵懂，就开始了自己的秘书之路。以后的几年，无数次，我的耳边始终有“北风吹”，一开始，我也将处长的教导当金句，恪守不渝。但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去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自我评判，自我修正，这“北风”，就不再有当初的力道了。
我到军区司令部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待总参军务装备部的领导，参与我军购买外方直升机的事宜。由于是军购，我们全部换上便装，不引起外界的丝毫注意，不住部队招待所，接待人员和北京来的人员都下榻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宾馆，这个酒店后来成为西南地区首家五星级酒店。
那是我第一次住如此豪华的宾馆，和我一起担任接待任务的战友进房间后，一头倒在软绵绵的床上，口气满足地说：“这辈子，我终于住了一回这样舒服的宾馆了！”
我觉得有点好笑，对他说：“这有什么，今后机会多的是，等你赚了钱，想住就住嘛！”
战友一跟头从床上弹起来，噘着嘴摆摆手说：“算了吧，咱们一个月工资就那么几个钱，如果不是公事，私人来住锦江宾馆，打死我都不干！”
当时我心里挺不服气的，心想未必将来我就赚不到能住锦江宾馆的钱！
这次购买直升机，我见到了总参军务装备部的领导、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贺鹏飞身上既有军人的气质，又有元帅之子的风度。他对比着各国直升机，耐心细致地分析着各种机型的特点。
当时，有美国的、苏联的、法国的、英国的飞机参与竞标。我军希望这些国家的飞机都从成都往西藏飞行一次。因为我们主要是装备西藏边防，这些飞机的性能必须适应高原、高山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别是峡谷中的气流，同时也需要试飞的经历。
一天，看到贺鹏飞围着不同国家的直升机爬上爬下了解各项性能，我好奇地问：“首长，这些飞机长得都差不多，性能应该差别不大吧？”
贺鹏飞转过身，哈哈大笑起来：“唐秘书，你不晓得，直升机要考察机动性、载弹量、防护能力等很多方面，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
看着贺鹏飞工作如此认真，我不由得暗暗佩服。
我第二次领到的任务，是接待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还有他的爱人李伯钊。李伯钊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一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
在我印象中，杨尚昆副主席丝毫没有首长的大架子。他告诉我，因为都是四川人，大家说四川话就很亲切，还说这一次是私事，主要是陪老伴回一次老家，所以行程不公开。人老了，倍加想念家乡，老伴已经很多年没回四川老家了，这次他特意陪同老伴来“还愿”。
我与杨尚昆副主席一起吃饭，后来军区还安排了文艺节目，我们一起观看。他和他夫人李伯钊都很高兴，看到精彩的节目，都热情鼓掌。
看文艺节目时，为了让李伯钊坐着舒服一点，我找了一个矮凳子，放在她的脚下托着，这样脚就不会酸痛。
节目结束后，杨尚昆副主席走过来，拍拍我的肩称赞说：“年轻人，不错嘛，很懂得关心人！嗯，将来肯定能找个好对象。”
没想到这么一件小事，杨尚昆副主席还专门夸了一番，我一下子就不好意思起来。
杨尚昆和李伯钊是一对特别慈祥恩爱的老人。可事后没多久，李伯钊同志就去世了，这让我难过了好久。虽然我们只是短暂的接触，但李伯钊为人宽厚善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杨尚昆副主席后来当了国家主席，在我们短短几天的交流中，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四川老乡、一个朴实的老人。我们之间的交流很随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整个行程中，他很尊重他的夫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丈夫。
经过和大人物的近距离接触，贴身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我开始修正之前的一些想法：总认为有能力有本事的人都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其实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真正的伟人，骨子里都有着谦逊和低调，那种到处张扬、咋咋呼呼的，反而难成大器。伟人的言传身教，也让我渐渐明白——如果将来我取得一点成功，我该选择以何种面目示人，坦然行走于天地之间。
第三节 开国少将杨以山趣事
我给开国少将、原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杨以山当秘书的那段时间，现在想起来，其中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
杨以山，1915年出生，安徽省云安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参加了鄂豫皖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太行根据地反“扫荡”和林南、温县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参与组织了洛阳、郑州、渡江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长期深入基层，跑遍了大西南各个部队和哨所。杨以山因病于1995年4月5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0岁。
我原来在部队坐过军用吉普车，并没有坐过小轿车。当时，真不知道该怎么坐小轿车，换句话说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因为乘坐军用吉普车，只要官比我大的，都坐副驾驶位置。我当时是副连职，在部队军官里面排名倒数第二。所以，之前我每每乘坐吉普车，都坐后排，已养成了习惯。
到军区当秘书后，秘书处处长开始教我们，坐小轿车时，副驾驶的位置却不再属于首长，一般都是警卫员、警卫参谋或首长秘书坐，首长一般都坐小轿车后排，这与部队的军用吉普安排确实不一样。幸好秘书处处长提前给我“传道授业解惑”，这才避免了我闹出笑话来。
当然，如果警卫员和秘书同时与首长坐小车，这时候，秘书才能与首长一起坐后排，副驾驶的位置就由警卫员坐。这就是规矩，秘书坐车的规矩。
除了乘车，当秘书的还有“走路的规矩”。跟首长一起走路，一般都是走在首长后面，落后一步或两步的距离。隔太远了不行，跟太近了也不行。除非首长要求并排走，否则不能并排。当然，首长的公文包都是由秘书负责拿着。
这些烦琐的“秘书规矩”，可能让大家觉得当首长秘书特别枯燥无聊。其实，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作为秘书，我们从平时工作生活中不但学到不少“规矩”，更重要的是在照顾好首长的同时，学习到他们身上的可贵精神。
我给杨以山少将当秘书时，还负责管理他的警卫员、驾驶员、炊事员，负责三方面的协调。还有一条不成文的“秘书规矩”很重要——秘书不仅要让首长喜欢自己、信任自己，还要下功夫让首长的夫人也喜欢自己、信任自己，真正被当成首长家的一部分。这方面，我自认为做得不错，与首长夫人也一直都相处得很好。
其实，在和首长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锻炼了长期在军营而少有和女性打交道的我去学习、琢磨怎么读懂女人的心理。较之男性，女人是十分感性的，她们情感更加细腻、敏感。女性情绪复杂起来，那真是最聪明的计算机都望尘莫及；但你在和女性打交道时，真正运用女性的思维方式和她们交流，会惊奇于女性心理并非云山雾罩。如果你采取平等尊重的相处态度，会发现她们反而比男性更愿意倾诉真实想法。
在我离开部队很多年后，包括转业到地方以及日常生活中，都不乏和女性打交道的机会，有件事很值得骄傲：和我认识的异性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唐晓康是个心思细腻的人，有着感性的一面，所以她们很愿意和我交朋友。这大概也是在当年当秘书的经历中无意间学到的处世绝招之一吧。
我和杨以山将军相处得很好、很愉快。他是一位老红军，与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是安徽老乡。战争时期，杨以山曾经用一个连的兵力，护送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平安到达延安。刘伯承元帅一直都记得并且很感激。
杨以山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他与刘伯承元帅的感情很深。
红军长征途中，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想要找到吃的东西相当困难，基本上能吃的都被吃光了，杨以山连自己的军用皮带都煮来充饥了。
有一次，他非常意外地在河边钓到一条鱼，有巴掌那么大，在当时来说，那可是了不得的“大餐”，比猎到一只老虎还惊喜！他馋得口水直流，可硬是忍住，舍不得吃，用盐抹上，晒干，找机会悄悄地送给了刘伯承元帅，还不让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知道。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啊？难道您不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比刘伯承元帅的‘官’更大么？”
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下，郑重地说：“我这一生，从安徽农村出来，就知道一定要对刘伯承元帅好。”
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刘伯承元帅的爱人是他老乡，他还是元帅的婚姻见证人。
杨以山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将军，他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但只要了解到他这种性格，就能理解他的某些固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