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门还是有很多人，到处都是人，寻着她给出的地址，我来到了职业介绍所前。很小的一间门面，里面挂着几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各类的招聘，洗碗工、橱工、电工、修理工，还有文员，底薪是1500。我问歪斜坐着的中年男子，如何应聘文员，他让我先缴纳500块的中介费用，然后留下手机号等通知。我说我还没有手机，他说电话也行，我没有再说话。
摸摸一直紧捧的包裹，500块是个大数目，犹豫后我还是交了钱，又认真填写了资料，最后在几间门面外的小旅馆住下，随时等待消息。我还是没舍得一个人要间房，而是同五个女孩子合住，房费是每天十五块。她们互相认识，并且每天都描眉画眼，昼伏夜出，尽管每张床都有帐子隔开，她们还是会肆无忌惮在屋子中间换内衣。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并没有顺利地踏出第一步，却真切地感到孤独和陌生。
差不多一周后，好不容易等来消息，我兴高采烈，满以为找到了工作，却在几天后被回绝，理由是效益不好，公司裁员。在地下室昏暗的日光灯下，打了好几万字的稿子，却没有得到一分钱。再去找那家中介，他们说也没办法，要不再等等。于是我便再次等待，时间一天天地过，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干什么，而比这更迫切的是，我不知道钱都用完后，该怎么活下去。我还是每天都会去那个职业介绍所，但是没用。
一个月过去了，每天我的三餐都是馒头或者方便面，便宜，容易饱，最主要是我爱面食。一天回来后发现，包在衣服里的钱，连同包袱一起不翼而飞，问了同屋的人，有人笑，但没人承认，何况我也没任何证据，用老板娘的话说就是，自己不小心，白给。我咬着牙不再说话，唯一在的就是口袋里的一百多块钱，房租还得按天交，钱已经越来越少，一日三餐实在太奢侈了，我就改成两顿，后来是一顿，也从肉馒头变成了白馒头。再问店里讨一碗面汤，热腾腾的面汤就着馒头，饿的时候能够吃上这些，便是我的幸福了。
我还是整天四处找工作，一栋楼一栋楼的跑，自我推荐。好几次都被保安拦下，看我穿的衣服，他们以为是推销的。但我其余的几件衣服也都随那个包袱不见了，而好不容易进入后，带着的文凭被很多人漫不经心地看了又还给我，工作自然更无从说起。在大多数人满心欢喜迎接新年时，出了写字楼，我被大风吹得晕头转向，满脸都是附近建筑工地的灰尘，夹带着小石粒子，打在冻僵的脸上生疼。
但我始终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因为我是草原的儿女，坚强和生命是同等重要的。每当不开心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片草原，还有在草原上肆意的奔驰，我伏在马背上，伸出双臂迎接远道而来的风。这时，心便很快平静下来，那些喧嚣和繁杂都不算什么，天塌了，有地接着，躺地上，有草垫着。足够了。
我陷入了沉思，没有再说下去。天沁说：“没想到之前，你曾有过这样的生活。”我说：“是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想到，我也很少对别人说起。不是觉得羞愧，只是觉得心酸。那一年，我只有二十二岁。”
天沁说：“在我二十二岁时还住在台北。个性中始终有叛逆的成分，干净利落的斜庞克发型，喜欢骷髅图案和铆钉装饰，皮衣皮靴，机车风格，对飞速飙车和奢华游上瘾，此外网游也让我绝对着迷。我的整个家族都很富裕，有人从政，有人经商，而除了开心生活，父母对我亦无要求，我猜这种生活是很多人都向往的。比如我所拥有的全部物品，从衣服鞋子到首饰包包再到家居用品，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甜品勺，都是一线大牌。因为我不会选择这些品牌以外的东西，也只去这些品牌的专卖店购物。差不多每隔两个月，我都会去国外游玩，只住高端酒店套房，享用美食，分享照片，拿着微单记录下沿途风景，最后在名品店购物，然后运回台湾。
“是我的出生给了我这种能力去过这样的生活，而且周围的亲戚朋友也多是一样的，在台北家中时通常睡到中午，起床后和闺蜜一起八卦下午茶，晚上则呼朋唤友，在昂贵的餐厅里一边天南地北一边胡吃海喝，所聊的内容不外乎谁又添了辆新跑车，某专卖店发了邀请函，明天酒会要不要一起过去，又或者谁谁谁订婚了，特别去法国定制了多少克拉的钻戒……吃喝完毕后去酒吧接着下轮，整排的香槟一字排开，不断有人加入有人离开，很多甚至不认识，但我们不会介意。也会因为打游戏而日夜颠倒，失眠的深夜便直接拨电话给小伙伴们，然后约定地点，四五辆跑车一字排开，相视一笑，飙车开始。迷恋飞速飙车带来的刺激，有一种无限接近死亡，又擦肩而过的快感。上演完了速度与激情的真实版后，我们停在夜市边一起吃夜宵到凌晨，最后各自回家。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仿佛生活本该如此。那时我也会看不起一些人，包括他们说话的腔调和走路的姿势，其中有内地的暴发户和因为未受教而缺乏教养的普通人，虽然不会说，但每每在国外遇见，发自内心的轻蔑还是会写在脸上。现在回想起当时所有疯狂的，浅薄的，叛逆的，单纯的一切，只是因为我太年轻了。
“再后来，二十四岁时，我遇到了自己的先生，是父亲世交的长子，英俊有才，很多人心目中的王子。虽然他性格中庸但我们过得很幸福，并且计划要一个BABY，原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如果没有再次遇到秦UNCLE。
“那年我去瑞士滑雪，在铁力士山上的咖啡屋无意中碰见了他，当时他就认出了我。作为父亲多年的生意伙伴和挚友，从前经常来我家，也非常喜欢我。他曾经纵横商界三十年，后来却放弃事业，离开家乡，四处周游，并且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到最需要的地方无私地帮助别人。他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也遇过非常多的挫折，但始终在路上，他的外表始终平和，内心却无比坚定。
“秦UNCLE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都投入了慈善事业，也因为这个原因，妻子在数年前和他离婚，此外与子女的关系也不好，他们都不理解这个偏执的父亲。现在在他病的时候，周围没有任何亲人，这次到瑞士就是为了治疗，但即便如此，他所剩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我很难过并为他不值，他为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事，最后却只能在孤独中等待死神的降临。他却摊开手说：‘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一个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但是每做一件事，每帮到一个人，对于这件事，这个人来说，却是无限的，这也是我始终坚持的信念。’
“我思虑之后，决定留下，陪他走完最后的两个月，而这两个月的时间却改变了我之后的人生轨迹。
“离婚后，他将剩余的资产全部捐出，成立了慈航绿色基金会。打开基金会网页，我看到了他这些年的成就。贫困地区新建的带篮球场和电脑教室的小学，专门教授当地妇女编制技艺的学堂，有机棉花的培育和种植基地，以及出重资购下才得以保留的湿地，现已成为那片地区珍贵鸟类和动物最后的庇护所，他说：‘我还想把这片区域建成湿地公园，让人们一起来感受自然的美好与给予，保护它而非一味地索取，但现在看来是没时间了。人的生命都是有时限的，所以一直以来，我希望的不是单纯的救助，而是伸手将他们拉起来，然后教会他们自己走下去。’
“我说，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放下一切，开始做慈善的？
“他说：‘是对生命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其实我得脑瘤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虽然发现得早，发展得也慢，但因为位置特殊无法手术，所以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放置在我的脑中。从前我不分昼夜地工作，每天睡眠时间都控制在三小时，所以时间从来都是我最在乎和看重的，而突然之间，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于是我停下来反思。生产，扩大，兼并，上市，再拓展领域，重新生产，扩大，兼并，上市，如此循环，便是我在商海奋战三十年的全部，曾经在兼并过程中大幅裁员，许多人因为我而失去工作，但我不在乎，因为一直对自己说我是在做大事，但什么又是大事？
“‘在得知我的病情后，我的儿子女儿们开始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了自己将来管理哪家公司，分得哪些利益而明争暗斗。而平时他们又在做什么？买跑车，追明星，上国外整容，囤积奢侈品，结交一群乱七八糟的狐朋狗友。我不会让自己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商业帝国毁在他们手里，所以我情愿做出决定，在一切都欣欣向荣时卖出，转而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为了这个原因，家里所有人都要和我脱离关系，甚至包括在一起十三年的第二任太太。我明白这中间的代价，但心意已决。
“‘卖掉公司前其实我还是有犹豫的，毕竟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的心血，直到有天给了一个右手有残疾的年轻人一张名片。当时他正坐在写字楼底大堂的沙发上，神情无比沮丧，手里还捧着一叠简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没有公司愿意招收一个手有残疾的人，是自己太傻了所以才一直试。在年轻人忧伤的表情中，我亦看到了自己对于人生的无奈，于是我想了下说，我的秘书太忙了，如果你愿意可以来试着做她的助理，帮忙处理些简单的事情。他接过名片后喜出望外，连连道谢。后来他告诉我，是我拯救了他已然绝望的人生，如果那天没有我，回去之后他极有可能就做了傻事，因为觉得人生没有价值。再后来我卖了公司后也把他带出来，现在他和其他一些人都在基金会里工作。他一直说是我帮他找回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又帮助到那么多人。其实他不知道是他帮了我，他帮我第一次找到了帮助别人的回报，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所以相比之前我所失去的，我并不后悔。’
“在秦UNCLE去世前他问我：‘天沁，你有没有想过去找寻自己人生的意义。’我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摇头。他说：‘很快我就不在了，我的脑瘤已经压迫到了中枢神经，随时随刻都会离去，将来要不要试着来帮我？我希望你能够帮我管理基金会。’我说，这个责任太重，我没有想过。他说：‘那好，现在开始你来想，我已经让律师起草了文件，希望在我离世前，你可以遵循内心得出答案。’我点头。
“两天后，他突然去世。如果再过一个月，他就六十岁了。是孑然一身离世的，身边仍旧没有任何亲人。在结束最后一段婚姻后，他始终没有再婚。
“他的律师把文件交给我，思考许久后，我签字。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概念仍是模糊的，就像在黑暗中，看到遥远处的火光，我只知道方向，并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够到达，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到达。但我希望自己可以。回去后，我告诉父母和先生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我的决定时，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同时私下里一致认为我坚持不下去，所以也就没有坚决反对。离开仅仅花了一周，我知道，时间越短，顾虑也会越少。而那次的决定却一路支撑，伴随我走过人生的十年，所以这一次，他们都错了。
“这是一种反差，要看怎么看待。为了湿地公园的项目，第一次在偏远的小县城住下时，我的确非常的不习惯。白墙上很多处的蚊子尸体，有发霉气味的棉被，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毛毯。一抬头，天花板一角因为常年漏水而留下的灰黑霉斑，而这里是当地唯一有星级的宾馆。饮用的热水是服务员拿上来的，而洗澡的热水则限时供给。我告诉自己，不习惯是正常的，并不想抱怨什么，始终有信念在支持，完成秦UNCLE生前的愿望，这便是我来的原因。住下的第二天，我去附近的理发店洗头，宾馆的供水非常烫，无论怎样调节都没用。在狭小的理发店，我坐下来，在昏暗的镜子里看自己，我问镜中表情依然叛逆且坚毅的女子，到底想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许久后有了答案，那天开始我留起了头发，并且渐渐的，从前的各式华服一律变成了T恤和牛仔裤。当头发长到肩膀时，我明白，自己真的坚持下来了。
“十年，感觉真的没那么久。”天沁说。我们都笑了。
又一批医生志愿者到达，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药品、设备，搭建起了一个配置尚可的小型诊所。从刚到达起他们就投入工作，一个帐篷接一个帐篷进行消毒。为病人快速治疗，而心理医生则不间断地安慰那些因为失去亲人而持续处于悲痛的人们。
在地震发生后的一百天，所有人都自发聚集在广场的中央，点燃手中的蜡烛纪念在地震中失去的亲人、爱人和陌生人，点点火光照亮了整个露天广场，这时抬头看闪烁不定的星河，我在想会不会每个逝去的人，都幻化成了一颗明亮的星星，在天上默默地观望并祝福我们。
天气转凉了，灾难也正在过去，一切都在逐渐好转中。那些曾彷徨失措，伤心恍惚的人们，竟在黄昏时分跳起了广场舞，乐观永远是对抗巨变的良药。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地震前的时刻，但即便尘埃落定，仍有更多的工作需要进行。防止疫情，重建家园。为了筹款，天沁决定回去台湾，而我也决定先回上海。
告别天沁，独自坐火车离开，一路上看到无数的帐篷，大小颜色各不相同，在靠近铁路旁绵延数公里，有些十分的简陋，由类似编织袋的材料拼凑而成，顶上压着砖块。人们正依靠着这一方方小小的空间遮风挡雨。
我还是时刻思念着他，但不知道此刻他在哪里，是否也会时常想起我。他曾调笑着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好悬，也曾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们赢得的是经历，输掉的却是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