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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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
萧伯讷说：现代教育的失败，只是教人读书(Reading books)，可是最重要的，还是教人读人(Reading men)。这话极有意义。一天到晚在书本上弄来弄去，对于人生的体验完全忽视的时候，你在书本上得来的种种知识，会使你在实际的人生社会的路上落空的。现在多多少少的大学生，坐在课堂里，雄心地愉快地从明亮的玻璃窗望出去的人生社会，是一个多么光明的有望的世界。等你一出学校的门，踏进社会的门的时候，你就会感到你所接触的所经验的社会人生，同你往日所理想的完全是两样。往日理想的恋爱，理想的文化界，理想的政治，理想的一切，到现在都变成了黑暗卑鄙阴谋污浊的种种形状，伤了青年们的心，这种觉醒的悲哀，成了近代文艺的要素。佛劳贝尔的《波瓦利夫人》，莫泊桑的《一生》，就都是描写这种觉醒的悲哀的路径的。这都是只读书不读人的悲剧。《波瓦利夫人》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一天到晚读浪漫的恋爱小说，把恋爱看作神圣，看作人生惟一的幸福，惟一的美丽的梦。因为她热情地对于恋爱的追求，所以迫不及待的嫁给一个俗不可耐的医生了。结婚以后，使她真实地认识了恋爱、人生与社会，她往日的美丽的梦，到这时候全醒了。她醒了以后的悲哀，是极其苦痛的。她流着泪地说：“恋爱的滋味，结婚的幸福，就是这样的吗？那我真是被那几本书骗了。”这几句话，是波瓦利夫人一生悲剧构成的原因。
做一个人，尤其是做一个文人，一方面要读书，同时更要读人。懂得书本不懂得人生的人，在社会上会处处碰壁，一筹莫展。那些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衮衮诸公，大半是不靠书本的。一个描写社会人生的作家，你如果只凭书本的知识，定要失败的。你不去深深地研究人生体验人生，永远不懂得人生是什么一回事。你描写出来的，多半是一个虚空的理想的世界。一个长躺在沙发椅上读书，靠着窗外的浮云落叶来引动自己的诗兴的文士们，能写出左拉、伦敦、高尔基他们那样的小说来吗？
其次，我想读书与读人，也可以解作比起读人的文章来，是较重读人的行径的。在今日的中国，做好一篇文章的人很多，做好一个人的人却不大多的。一些人在文章里，说什么意识说什么思想，说什么什么，文章做得极好极动人，读者看了，以为这位作者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其实，这只是文章上的煽动，他的行径完全是两样的。骂人颓废，自己更颓废；骂人浪漫，自己更浪漫；骂人赌钱，自己更赌钱；骂人不讲新生活，自己躺在床上抽大烟。然而，他们在文章里，确实是说得有条有理，娓娓动人。不久，他们便做了先知，做了易卜生所说的“社会的栋梁”了，青年们也就永远地受了骗。
我想，做好一篇文章容易，做好一个人是难的。比起做文来，还是做人要紧。一个伟大的人格对于人类的感化，我觉得要在一篇文章之下。有许多一生不写一个字的人，他的精神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那完全是靠他的人格。如孔子、基督一类的人，并不是以文章传世的事，是谁也知道的吧。
人有品，文章也是有品的。我始终相信，人品与文品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无品的人，可以做出有品的文章来，我觉得总是一件难能的事。法国波封(Buffon)所说的“文体是人”(Le style c'est l'homme)，亨特教授(W. Hunt)所说的“人是文体”(The man is the style)，也都是说明人品与文品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再如法国美学者果地哀(Paul Gaultier)所说的“艺术的作品，依了那样式来教示我们的，第一是作者的人格”这句话，更是明显了。
在今日的中国，一些人都重视文章，把做人这件事体忽略了，这个是危险的。言论与行动，完全成了两件事，这如何可以呢？言论与行动一致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才是可敬的人。他就不会写文章不会作诗，这不也是毫无关系的事吗？
周作人先生在《志摩纪念》里，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什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诗人、文人这些人，虽然与专做好吃的包子的厨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不过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种检察的呢，这我不可得而知了……
伟大的说诳者呀！真实一点罢。
一月十三日
载《文饭小品》第1期（1935年2月出版）
“举一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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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
曾经有一个时候，有人提出过“不是国防文学便是汉奸文学”的主张，但其实，那时候真正“汉奸文学”还是少见的。战争爆发以后，情形不同了，像张露薇、周作人、刘呐鸥、穆时英几位，都先后变成了“皇军”底宠臣。不过，文人虽然“投降”了，却并不一定就有作品，这里面，除了张露薇捷足先登，是靠“作品”进身的以外，其余三位都是“投笔从政”的，而且，刘、穆二位，由于还有不懂“东亚的和平”的中国“匪徒”，早已完成了不“和平”的“最后”，只好去魂游三岛，更没有用笔的机会了。
但当然，南京既然有在屠伯底刀斧旁边啃人骨头的“国民政府”在，汉奸文学就会有“作品”也有“理论”的。“理论”，我在奴才报纸底副刊上就看到过“和平文艺运动的干部问题”的大文。虽然连文法都大半欠“亨”，但我们依然得承认它是“理论”；要向这种“理论家”要求文字通顺，那就只好怪你自己发昏。至于“作品”，依照我们底批评家和编辑家底惯例，只把老作家底作品算是作品，只从老作家底作品里面去看文艺精神底主流，那也是可以找到的，我就在七月号的《改造》上找到了老诗人双照楼主，现在是“国民政府”主席的“汪先生”底“述思”。
述的是什么“思”呢？原来这位用叩头和卖身去向敌人追求“东亚和平”的中国志士被一些用劫略和屠杀来同我们实现“东亚和平”的日本志士从河内迎到日本船上，向上海驶去的时候，他不禁有感，吟起了诗来。前四句是咏景的，不去管它，这里抄下后面四句：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又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这第三句做的是“翻案文章”，因为，他那时和文天祥底“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心境不同；死固然是“报国”的最后一刹那，但如果报国只要一死就可以，那未免太简单了，所以应该考虑考虑，云云。
想一想罢，当千百万的中国人民忍受了残暴的敌人底屠杀和污辱，当千千万万的英勇的中国儿女为了民族底生存和气节，为了孩子底幸福和自由，正在用生命和民族敌人血战的时候，居然有人想偷偷地跑到敌人方面去，说他要比那些“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的英勇的已死者、愿死者、敢死者更要爱国；如果不是天下最最无耻的东西，是不能够说出口来的，把这种最最无耻的诡辩写在里面的“诗”，当是天下最最无耻的“作品”。“应该考虑考虑”，好的，考虑的结果是，乖乖地匍伏在敌人底脚下，大量地写些劝降的传单和宣言，和敌人底炸弹一起投向不肯屈服的中国人民和未被蹂躏的中国土地。好一个“生平未尽心”！
但在他自己，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幸运。“神州又见百年沉”，不如此就要同归于尽；“良友渐随千劫尽”，不如此就要成为“孤家寡人”。现在好了，不但在“皇军”底刺刀保护下面能够有一尺土的“立命安身”之地，而且还可以用黄土砌起一个有群偶朝拜的小朝廷。由河内到上海，就是这个幸运底开端。在受宠若惊的“真乎幻乎”的迷糊心境下面，当然难免有感而且吟诗了。——“待儿扶起娇无力，始是初承恩泽时！”
难怪那个输船底老板把那只输船底银制模型送给他的时候，他要恭敬地陈设在客厅里面。这是多么可怀念的“初夜”啊！
这就是这位“报国”的“志士”底“报国”的心怀，这就是这位“报国”的“诗人”底“报国”的“作品”。
“开卷有益”这句话实在是真理，连汉奸文学都能够使我们有了心得。
七月二十八日
载三卷一期（1941年9月出版）
“京派”和“海派”
……
鲁迅[原署名“旅隼”。]
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但不多久，就完了。文滩上的风波，总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当。我也曾经略略的赶了一下热闹，在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了一碗了。
到这里要附带一点声明：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先前，曾经有人用过“某”字，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但后来该刊的一个作者在该刊上说，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为这是因为不替它来作广告。这真是聪明的好朋友，不愧为“熟悉商情”。由此启发，仔细一想，他的话实在千真万确：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我这回的不说出这刊物的名目来，主意却正在不替它作广告，我有时很不讲阴德，简直要妨碍别人的借死尸敛钱。然而，请老实的看官不要立刻责备我刻薄。他们哪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
声明太长了一点了。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朗士做过一本《泰绮思》，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其中就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到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于是——团圆了。
《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和“来嚏”之前，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刺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辣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至于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来”了呢？说起来，可又是事前的推测，对不对很难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藉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载第2卷第4期（1935年5月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