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生活
1940年3月，我领到一张优等生奖状与一张全勤奖状，毕业于北平的一家日本小学。4月1日起，就到位于东单三条胡同西口的圣心学校攻读英文去了。圣心学校分布于全世界各国。天主教圣方济各修会除了传统的传教工作外，还积极从事国外布道活动，并在教育与学术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圣心会是天主教女修会，1800年由修女巴拉[1]创立于法国，以开办培养富有人家出身的年轻女子的学校闻名。巴拉死于1865年。当时圣心会已由法国发展到欧洲十一国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南北美洲。
20世纪20年代，法国天主教圣心会在北京东单三条胡同西口创立了一座圣心学校，学制为10年一贯制，分英文班和法文班。30年代以来，我的四个姐姐先后在圣心学校读过书，我赶上了末班车。是三姐常韦带我去报名的。修女问我三姐：“你妹妹叫什么名字？”凡是在圣心学校念书的学生，都得起个洋名字。没等三姐开口，我当即说：“Margaret。”大姐的藏书中有一本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1819——1880）的长篇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三卷）。大姐给我讲过这部小说的情节。此书出版于1860年。主人公是叶塔利弗的磨坊主，他有一儿一女，哥哥叫汤姆，妹妹的名字是玛格丽特。他们的父亲后来破产了。哥哥和妹妹乘船时，洪水导致兄妹二人双双淹死。我与萧乾结婚后，给他起名Tom（汤姆）。写家书时，他用T代表自己，称我做M。
我念的是英文班。入圣心学校后不久，有个法文班的学生下课后问我：“你是不是Marie Josie？”我脱口而出：“我是Marie Josie的妹妹，叫Margaret。”我四姐文檀新于1938年4月1日入了圣心学校的法文班。大姐文馥若带她去报名。修女为她起名“Mari Josie”。四姐只念了一个学期，7月底就离开了圣心学校，自9月1日起，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读初一。问我的那个学生叫Rosetti（罗塞蒂），与比她大两岁的姐姐Nancy（南希）一道在圣心学校当工读生。姐儿俩的父亲姓丁。早年丁先生赴法国留学，带回一个法国女孩，二人在北平结婚。丁先生长期失业，让他的法国妻子恳请圣心学校收留两个工读生。由于他们全家人都信天主教，大多数修女又是法国人，校方才破例录取了她们。她们是寄宿生。派给姐儿俩的任务是照料幼小的寄宿生。宿舍在三楼，修女们住在四楼。由于每班只有十几个学生，每一位修女同时要教两班。圣心学校是每年9月1日开学，分三学期。9月至12月是第一学期。转年1月至3月是第二学期。4月至7月为第三学期。8月放暑假。我连跳了两班，1941年12月就读完了四年级。三、四年级时教我的艾玛嬷嬷（Mother Emma）是我的恩师。1941年，圣心会的总会长到北平的圣心学校观察，注意到我写的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叫《一个故事》）予以夸奖。艾玛嬷嬷作为我的级任老师，觉得脸上光彩，常常单独跟我聊天。四年级的课本中有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2]。艾玛嬷嬷告诉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代表作《尤利西斯》（Ulysses）中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个人物。这位修女的知识面相当广，有一副圆润清亮的歌喉，入修女院之前，想必相当活泼。
我总给自己的作文画一幅彩色插图。倘若论文中写到孩子们骑自行车，就画几个孩子骑车的图。写到火车，就画火车。车窗里露出男女老少几个人的脸。艾玛嬷嬷不但给作文记分，就连插图也记分。有一次，我没画插图，她用红墨水写道：“Where is your picture？”（你的画儿呢？）可见艾玛嬷嬷还挺待见我那几幅插图。1941年底，放寒假的前夕，艾玛嬷嬷在教室里宣布：“寒假后Margaret就升五年级了。我头一次遇到一年就把三、四年级的功课读完的学生。”她还提出，把我那个画了插图的作文本留给学校。我认为这是荣幸。就立即把作文本交给了她。
我打了个如意算盘：倘若照一年读两年的功课这个势头念书，说不定三年后我就毕业了。然而，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时，他绷着脸说：“算了，学费太贵。交不起。从明年起，你就在家里自学吧。八口之家，怎么得了，拉黄包车，也有拉不动的一天！”他说的是气头上的话。
不过，父亲有自相矛盾之处。有一次，三姐常韦想到医院去当护士，他坚决不答应。另外一次，大姐馥若建议四姐檀新与我到日本商店去当售货员，他毅然反对。
我并未气馁。在家自修初一、初二的功课，还自订读书计划，尽情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背诵《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琵琶行》《秦妇吟》等长诗。
1939年至1949年间，我们兄弟姐妹中一直有一个至五个在辅仁读书。我辍学前，三姐因骑自行车伤了脚骨。当时倘若立即送入协和医院不难治愈。怎奈父亲失业，只好住进日本同仁医院（位于东单三条胡同西口），由该院的一个实习大夫开刀，因碎骨未取尽，脚踝上留下几个活伤口，压根儿不能走路了。正在辅仁大学西语系读二年级的三姐，只好休学，病卧在床上。三姐、大姐和母亲住在西院的三间北房里。我与四姐住在中院的东厢房中。每隔两三个小时，我就到西院去照料三姐。
1942年9月，我插班进入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初三，次年考入高中。1930年萧乾进辅仁大学，当时，该校是新由天主教美国本笃会办起的私立大学。没过几年，由于纪律松弛，辅仁由德国圣神会接管，还分别在东官房和太平仓创立了附属中学男校与女校。新中国成立后，男校易名十三中，女校易名五十六中。由于日本****者和德国**狼狈为奸，德国教会也沾了光，北平沦陷期间伪教育局没怎么插手辅仁的教务。例如，教育局规定每周上五堂日语、两堂英语，实际上教五堂英语、两堂日语。师生之间有默契，倘若查学的来了，立即调换课本。查学的确实来过几次，但只在教务处坐坐，从未进教室来查问过。我的两种外语都起了作用。每逢交英文作文，全班五十个同学中，至少有三十个请我预先替她们改一遍，重抄后再交上去。老师允许我利用上日语的两个小时，去向一位德国修女学德文。考试时，我给大家递小条，保证人人得满分。那位教日语的男老师干脆到走廊里抽烟去了。他本来也是混口饭吃，觉得教敌国的语言没出息。
教国语的张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她告诉我们该怎样读报纸。比方说，当时的北平尚处于沦陷期，一家报纸刊载了日军和伪军攻陷了我国的某城市。过了几个月，同一座城市又被日军与伪军攻陷啦。这就说明，八路军一度收复了失地。我们家穷得连买报纸的闲钱都没有，我就在放学后到大姐的办公室去看。当时她在伪北大当徐祖正的秘书。那里，不但有中文报纸，还有一家日本报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叫作《大东亚新闻》。有一篇短文引起了我的注意，题目是《不论到哪儿，都是泥泞》，那个日本作者不打自招。他只得承认，侵略者在这场战争中越陷越深。从中国人看来，此话意味着：“谁要是侵略中国，管叫它有来无回。”
我在日本小学校读书时，算术一向是全班最好的，从未出过错。由于没有读初一、初二，初三的代数，就成了难题。亏得我遇上了特级教师王明夏。她从来没有为我单独补习过，甚至没跟我说过话。然而她教学的本领确实了不起。不知不觉间，我就开了窍。
我于1942年9月入辅仁女中初三时，由美国修女艾琳教英语。不过，当年11月，她就连同在辅仁大学女校任教的另外两位美国修女（杰玛与玛格丽特），被侵华日军押送到山东潍坊的一座日军关押美英等国侨民的集中营，囚禁起来。日本投降后，才获得释放。我们听说，这三位修女在集中营里为老人和孩子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们的献身精神，使大家深深感动。
最后，谈谈我三姐常韦的足疾是怎样治好的，以飨读者。1956年，我风闻位于虎坊桥一带的市立第一医院有一位刘大夫，擅长动这种手术，就陪着三姐前往。尚未动手术，刘大夫就说：“比你这个难度更大的手术，我都成功过。”手术果然很成功。姐姐终于能自己个儿走路啦，我用《布雪和她的妹妹们》这个译本的稿费，付了有关费用，此书的作者是立陶宛女作家叶娃·西莫娜依契捷（1897——？），作品出色地描绘了立陶宛农民的生活。我是根据Eve Manning的英译Busè and Her Sisters（Soviet Literature，No.6，1955）转译的。
2016年6月16日
我的起点
——礼赞三联书店
人生在世，有些日子铭刻于心，总难以忘怀。我于1950年大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天，刚好是九·一八，每年到了该日，报纸上必然纷纷发表纪念国难的文章。我不由得庆幸自己生得逢时。在旧社会，没有门路的，毕业就等于失业；而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都急需人手时走出校门，考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的。当时中国正向苏联一边倒，所以英译中、日译中，考的均为苏联小说。日语的主考者张孟恢，不谙日语，只会俄文。他便从日本的《赤旗报》上找出一段正在连载中的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日译文，叫我把它译成中文，他再根据俄文原著来核对，以此鉴定我的日文程度。英文程度的主考者朱南铣（70年代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他不幸溺死于池塘中）指定我把爱伦堡的长篇小说《暴风雨》英译本中的一段译成中文。幸好总算过了关，我便当上了一名校对员，在东总布胡同29号那座四合院的大办公里坐班。当时实行编校合一，把两间屋子打通了的大北房里，连编辑带校对，满满当当地坐了十几个人。只有一部电话，但那时无人利用公家的电话办私事，更没有拉家常搬弄是非的风气。每个人走进办公室，头一件事就是在签到簿上签上到达的时间；大家都很自觉，没有弄虚作假的。
至今我仍认为，先从事校对最能为编辑工作打好基础。50年代初叶，我们几个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校对员（王笠耘、张奇、袁榴庄、石永礼等）并不满足于仅仅做校对工作。每遇到不通顺的句子，必主动向责任编辑提出来。在看焦菊隐从英译本转译的《阿·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的校样时，我还从资料室把他翻译时所根据的英译本借出来，对译文提了不少意见，得到了我当时的顶头上司、责任编辑朱南铣的褒奖。总管理处特地印制了一种备我们这几个校对员提出修改意见用的表格。我们看毕校样，就跟填好的校样一道交给责任编辑，而且所提的修改意见几乎全部被采纳了。
总经理邵公文在我们这间大办公室西边的北房办公，做秘书工作的王仰晨和刚从上海调来的王泰雷与他同室。没有人计较生活待遇，更谈不上奖金或劳务费。大家都一心扑在工作上，只想多做贡献。
当时我刚满23岁。经历过沦陷时期和胜利后那段困难的日子，参加工作后，觉得自己17年寒窗掌握的一点语文和外语知识能派上用场，心情十分舒畅，真是有使不完的劲。
几个月后，听说要把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的原班人马分成两批，连同从文化部编审处抽出来的人，分别成立以出政治书籍为主的人民出版社和出版文学书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立即去找许觉民，说我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和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王笠耘、张奇以及在清华时读经济系的袁榴庄，毕业于重庆北碚相辉学院的石永礼，都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另一个同学水建馥也从《学习》杂志社调来了。退休前曾任副社长的江秉祥，也是从总管理处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1951年3月正式成立的。1950年6月25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郑效洵便把编辑方殷和我带到位于东四头条三号的文化部旧楼的一间办公室去做秘书工作，直到当年10月，东四头条四号的小筒子办公楼竣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