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27：这涉及到两个不同的层面。他们在这个船上的时候，他们的情景、伦理学处境和文明社会不同，所以行动也会不同，当他们回到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有一套准则，用法律来裁判，这当中有一个跳跃。我们不应该用文明社会的法则去要求他们。这两个法则有它自己适用的不同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如果强行用一个去评价另一个，就会形成文明对我们所谓野蛮的侵略的正义性。比如**，比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们也认为是文明对于落后的一种拯救，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危害性就会很大。
同学28：我觉得这里边不愿意吃，吃了之后又去告发的这个人是最道德的，或者说是最值得肯定的一个人。首先是从法律上来讲，他是守法的。他把人吃了，自己觉得是犯了法的，所以他去告了我们这个团伙。从道德上来讲，他在吃人的时候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是最应该值得肯定的。如果我自己站在那三个人当中，我会选择不吃，让他自己死了，再选择吃还是不吃。
同学29：我觉得这跟当时的历史情况有关系，这事发生在有君主的时候，有赦免的可能，如果是搬到我们现在，我们怎么去判？（李泽厚：这件事发生在1884年。）赦免是偶然性，当时判他死刑是追求一种（公正）。
李泽厚：判了两个人死刑。女王改为六个月刑期。其中一人后移民澳大利亚，始终认为不应判罪。
十、船上杀人案：经验与先验之争
同学29：两个人死刑，遵循杀人偿命的普遍法则嘛。赦免是偶然性，不是一个普遍的东西。放在现在的民主社会，这取决于我们对道德怎么看，它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如果道德是先验的，那么我们追求民主，从民主程序来考虑，可以通过民主投票来决定我们去杀哪一个。然后再民主投票，谁杀这个人。最后法官再民主投票判决杀人的人，全部走民主程序，这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是民主的、先验的。这种民主程序的认同，是先验的问题。（同学30：民主杀人。）对，这是我们社会历史当中一个民主认同的问题。
同学31：李先生在他书中不断强调援情入法、儒法互用的问题，比如董仲舒的春秋决狱[7]，在你考量、判决某个案子的时候，你可以用理性原则，但你要把情的因素加进去，强调情理结构，就不会像他们那样裁决，因为更多地把人情的因素加进去了。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案子的话，就我个人来看，我不会判死刑。
同学32：西方法律的陪审团投票，实际上是基于一种习俗，有道德评判在里面，所以它的法律并不是先验的法律条文。
李泽厚：对此有什么回应没有？
同学29：经验和先验是可以互换的。什么叫先验？先验我们最终可以追溯到上帝、宗教上去。但是经验的是什么？经验的是在当大家形成共识以后，形成的制度性实在。我们是有三个实在，物理性实在，制度性实在，技术性实在。如果形成一个制度性实在，人类都认同，对于个体来说，它就是先验的。所以我说就像语言、货币一样，我们现在都认同它。我们的法律来源于习俗，但是习俗经过大家共同认同以后，它对个体来说就变成先验的了。
同学9：我想对先验和经验作一下解释。这对概念出自康德。在康德那里，对先验的理解，可能和您的出入比较大。康德看来，经验和先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什么叫先验呢？先于经验并能为经验所检验的被称为先验。至于你所说的语言、货币，它们已经存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固有的东西，但用先验这个词来概括可能有点过了，因为先验这个词是有它的适用范围的。
同学29：对，这是康德的理解，但康德不一定是正确的。
同学9：在经验和先验的界定和区分上，最早或最出名的是康德，我们应该回到公认的康德的意义上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您的观点是错的。
李泽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三个概念，经常混淆，先验、经验、超验（有些人翻译成超绝），这三个词是不一样的。我非常同意这位同学的意见。因为这个词现在一般都是在康德的语境中说的，特别是先验和超验的区别。我们讲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这些到底是属于什么？
同学9：我觉得它不能在先验的意义上说。
十一、结语
李泽厚：这些观念怎么来的？你讲天赋人权，好像有道理。但真的是天赋人权吗？天是什么？西方有宗教传统，到现在为止，大小哲学家，康德也好，桑德尔也好，罗尔斯也好，我觉得他们始终没有背离那个传统，它变成了集体无意识。有些（人）不信上帝的，康德一生好像没进过教堂，他显然不相信有个人格神，上帝，但是，我始终觉得他的学说中有上帝的影子。中国和西方的不同，根本原因在哪里？一个是一个世界，一个是两个世界。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西方始终是有两个世界的，它就有超验，有超越于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世界，而且那个世界比这个世界更加重要，这个世界是从那个世界来的，本源、真理也在那个世界。当然我是不赞成有个超验的东西在那里的。所以天赋人权也好，人皆平等也好，这都是在社会中产生的。只有十分钟，还没来得及讨论代孕问题，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我在一篇文章里举过一个例子，假如你有一笔钱，你是养你九十岁的父亲，还是捐给十个非洲儿童？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是先养父亲吧，尽管他已经九十岁了，活不多久，为什么会作这个选择？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讲情理结构，情本身是有价值的。这“情”不是指动物本能，而是指人的“情理结构”。一开头我讲过，为什么要把正义改成公正，原因就是用正义的情感性丰富一点，太近中国，不符西方。为什么《回应桑德尔及其他》后面附一个“儒法互用”呢？也是这个意思。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问题怎么展开，西方这方面的学说已经有几百年了，很厉害，影响至今。我们能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走出中国特色的道路？我八十年代就讲了，不是因为现在政府提倡我才说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能够延续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埃及、巴比伦、玛雅、印加都不行。为什么中国，为什么中国人，能活这么久？我说过许多次，九十年代初，一个美国学生问我说：你们中国人不信上帝为什么还能活这么久？你得有信仰啊，你不信上帝为什么还能够维持这么久？我提出情本体，就是考虑走出一条中国的有自己特色的路。所以我在《伦理学纲要》里面讲了，西方是思辨的智慧，中国是生存的智慧。中国人的血液都是不纯的，都不是pure，每个汉族人都流着很多不同种族的血。我经常举满洲的例子，满洲有它的语言，有它的文化，有整整一套制度，而且是统治阶级，统治了三百年，结果后来姓都改成了汉姓。在北京很多姓金的、姓赵的，都是满族，为什么姓赵呢？赵钱孙李，我第一嘛。再比如，犹太教，现在我们在开封，在扬州，还能找到它的遗迹、后人，这是最难同化的，也被同化了。基督教从明朝就传入中国了，但是在知识分子中没有地位——当然，在农村地下教会很多。其实中国式的基督教，包括我在美国碰到很多留学生，他们信的基督教，也不纯，在知识分子里面，没有成为普遍信仰。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表现为在中国哲学中，伦理学是最主要的。在这方面，特别看你们年青一代、再下一代，能不能做出点东西来。美国现在的Care Ethics，也就是关爱伦理学，希望下次有人讲讲。这是一个时髦，我不是很赞成，但是它有一种观点：你们现在都是男性伦理学，因此你们讲的都是独立性，而我们要讲相互依存。你们讲的都是权利，我们就讲责任；你们讲自由、平等、原子个人，我们就要讲关爱、关心、相互联系。极力攻击男性伦理学，在美国很流行，而且也很出风头，我估计国内也有研究的，这种学说恰恰讲的是情感。但它们能不能成立？它与“男性主义的伦理学”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中国也讲关系主义，中国的关系主义和他们又有什么差别，或者相同的地方？这些都涉及情感，桑德尔与我的根本差异是他不谈情感，情感就涉及心理，政治哲学可以不谈，但伦理学必须谈，因为道德就是你的道德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你的道德心理状况。你的道德来源是同情、移情，就是休谟、亚当·斯密这条线，也包括叔本华。或者你的道德来源是康德的义务论，即道德心理是理性主宰而非情感当头。我来看你并不是因为我爱你，而是因为我认为应该这么做。讨论道德心理，就牵扯到所谓人性问题。道德跟伦理的关系，是因为你有同情心，然后有道德行为，继而成为一种制度，还是先有制度，先有秩序，先有风习（风俗习惯），然后形成你的道德行为，道德心理？是由内到外还是由外到内？这些问题就更复杂了，是下几次的讨论题目，已经十一点三十分了，已经到时间了。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同学33：我们探讨的很多问题都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我们很想了解先生最终的看法，不管是探讨电车试验，还是探讨海上杀人，实际上并没有结论。但一个核心人物的思想它可能会给大家某一个方向的引导，让大家往这个方向思考下去。
李泽厚：简单说，你就是要我发表意见？
同学33：对！（笑声）
李泽厚：我的意见我已经发表了。堵电车的问题，若你是旁观者，你当然不应该推他，若你是司机，你要按照规则行事，有时必须牺牲少数，那没办法，你要服从这个法规。我还是赞成康德的意见，法律你应该遵守，不对的话，要设法改正，要批判的武器，不要武器的批判。船上吃人的案例，有同学讲过，按照中国传统，绝不会判死刑，所以我很赞成中国特有的死缓，在这个例子里，死缓也不应该判，所以最后把他赦免了。这不是出于什么功利主义，它就是出于“情”。中国讲合情合理，但是合情不是不讲理，它讲的是超出一般既定法规或法律的更大的理。可见，“情本体”恰恰不是以动物也有的情，而是以人所独有的“情理结构”为体，这才是合情合理。谢谢大家！（掌声）
郁振华：谢谢李老师，谢谢各位。
注释
[1]李泽厚：《回应桑德尔及其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繁体字），均2014年出版。
[2]参见《公正》，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5页：失控的电车。主要内容是：一辆电车在高速运行，前方轨道上有五个工人在施工，电车刹车失灵，不远处有一个岔道，岔道上有一个工人。你是选择撞死五个人还是选择撞死一个人。如果你不是司机，而是站在桥上目睹这一情况发生的人，现在有一个胖子在你身边，如果推他下去足以使电车停住，但胖子会死，你是否会推？
[3]杰克·伦敦（1876-1916），原名为约翰·格利菲斯·伦敦（John Griffith London），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生于旧金山。他的作品大都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他一生著述颇丰，留下了19部中长篇小说、150余篇短篇小说，以及3个剧本和相当多的随笔和论文。最著名的有《马丁·伊登》、《野性的呼唤》、《白牙》、《热爱生命》、《海狼》、《铁蹄》等小说。这里讨论的是他的短篇小说《一千打》：白人戴维·拉森雇佣一个黑人和他一起运鸡蛋去遥远的加拿大的道森，因为他觉得那地方少鸡蛋，运到后一定会发大财。最后，鸡蛋运到了，却全臭了，白人只好自杀。
[4]这里的“两本书”指桑德尔所著的Justice（《公正》）和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
[5]指《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6]船上杀人案，参见《公正》，第34-37页。主要内容如下：1884年，一艘英国游船米尼奈特号（Mignonette）出海，船上一共有四人，船长托马斯·达德利（Thomas Dudley），水手埃德温·斯蒂芬（Edwin Stephens）和埃德蒙·布鲁克斯（Edmund Brooks），侍者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帕克十七岁，是个孤儿，没有成家。他们在海上遇到风暴，其他三人为了生存，杀了帕克，并且吃了他，后来得救了。回到英国后，被以杀人罪起诉，这一案子引起了巨大争议。
[7]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是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来的，是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主要是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即除了用法律外，还可以用《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