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过生日大操大办，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把气氛搞得十分隆重；似乎他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刻是自己莫大的功劳与荣幸。其实，婴儿呱呱坠地之前，母亲所经历的那种痛苦和煎熬是难以言状的；对于女人生孩子，家乡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儿奔生，娘奔死。生死攸关，母亲在那个时候就没有想活，而是竭尽全力使腹中的孩子能快点儿出世。
我在母亲的痛苦与煎熬中出生，当然也就没能给她带来欢乐。我已经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了，又正赶上灾荒年；家乡办起了大食堂，每天都是喝稀饭，营养极差，母亲无奶，当然我就吃不饱；瘦得皮包骨头。听母亲说，那时我不停地哭，后来就不哭了，成天昏昏然沉睡为醒；懒懒的不睁眼睛，不抬头，别人说这孩子乖，其实每当有人夸奖我时，母亲便心酸好一阵；因为母亲知道我不哭并不是我很乖，而是没有力气哭。
我几乎快要被饿死了，是婆婆凭着她的胆大机智偷偷地弄回一块红薯或一包玉米什么的，捣碎成浆煮成糊糊，慢慢地给我喂食；才使我如游丝一般的小命没有断线。三岁时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乡亲们的生活极度困难，食堂里的饭越煮越稀，到后来几乎捞不到几粒米了。然而，就那不多的米粒，母亲总要留在碗底给我倒在小木碗里。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我的身体缺乏抵抗力；不知不觉地就感染上了病菌，一侧脸颊又红又肿，浑身发烫；肿块由小到大，由硬变软，由红变白，溃脓了。许多亲友们都说这孩子怕是没有救了。可母亲不信，仍紧紧地抱着我；一天一天地熬，突然有一天，爷爷在外拿回一根很长的花椒刺，挑破了我脸颊上脓包，里面的脓液泉涌般不停地冒出来；足足有半碗！不知过了多久，肿块渐渐缩小，又慢慢消失，我的生命又在母亲殷殷地期待中复苏了。漫长的几个月中，母亲的身心是在煎熬中度过的。
母亲是一个不畏艰辛而又能忍饥挨饿的人。父亲在外工作，一年四季很少回家，由于长期生活困难，爷爷婆婆的身体也渐渐多病了，已不能到队里参加劳动了，全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肩上。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上了学，自然地我们家就成了弱劳户。母亲白天拼命地在队里干活，想多挣几个工分，下工回家常常都是傍晚时分了，可她总是放下锄头，又拿起了镰刀，放下了镰刀，又扛起了扁担；连饭都顾不上吃。有人说女人对极端条件的忍耐性要比男人大几倍，这话我坚信不疑；在那样窘困的年月，母亲之所以有超凡的毅力，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因为她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必须让自己的孩子们吃饱肚子。
记得有一年，由于母亲在队里劳动表现极好，被队里选派到粮食加工站劳动。这在当时就算是一件美差了；因为在那里基本上能填饱肚子。母亲当然高兴极了，和婆婆商议：让我每天中午吃饭时到离加工站不远的一个石崖下等着，她给我端些饭吃。其实，我知道如果母亲给我端了饭，她一定就吃不饱了；我坚决不去，可婆婆就拿着棍子逼着我去；说木碗已被母亲揣在怀里了，家里没有我的碗了；有时还把我“押”送到指定的地点。母亲每天中午如期而来到约定的那个石崖下，每次来时都是神色慌张，动作神秘地从怀里取出一个菜叶包；打开菜叶，里面果然是我的小木碗，里面不是盛满了米饭，就是几块红红的红薯。我高兴得不得了，望着母亲只顾笑。母亲嘱咐我赶快吃完了就拿着木碗回家去，说完就葱葱回到粮食加工站去了；那是怕别人看见她的这一举动。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没过几天，就被炊事员发现了这个秘密；从此以后，分给我母亲的饭就少了许多，理由是她吃不了，每天还往家里送呢。于是母亲就再也不能给我送饭了。蒙在鼓里的我当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依旧在石崖下挚着的等待。太阳已经偏西，母亲原以为我早回家去了，但她还是不放心趁劳动休息时跑到石崖下一看，我竟然还在那里等着，母亲鼻子一酸，一下把我抱在怀里哭得很伤心。我跟着母亲哭了，用一双小手擦着母亲的眼泪，对母亲说我以后不到这里来等了。
就在这以后不久，母亲摔伤了。事实上，母亲根本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她把份饭中的一点精华全部拿给我吃了，后来又扣减了份饭，在一个傍晚，由于过度饥饿，下楼梯时头昏眼花一头裁了下去，头部摔伤，血流如注；母亲越显得苍白了。我能看见母亲痛苦的面容，却不知道她内心的伤痛。
母亲极其勤劳，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在队里劳动，别人很愿意跟她合作；因为她从不斤斤计较；那时劳动是评工分，男劳力十分，妇女只能给八分；可大伙儿说母亲干的活完全可以拿十分，但又不能违反制度，于是给她母亲评八点五分，这在当时已经是破例了。妇女们选她当妇女队长，她认为这是件大事，总是尽心地干好；凡是谁家的女人有什么困难找到她，她都去解决；再恶的男人打了老婆，只要母亲去了，那男人就焉了，低头不敢说话，任凭母亲数落。队里要办养猪场，没有人敢揽这差事儿，还是母亲站出来说，我来领这个头，不信就喂不肥几口猪！一年以后，猪圈里齐刷刷地站着二十多条膘肥体胖的大猪。大伙笑得合不拢嘴，过年时队里杀了两头猪，全队老小都跑到坝子里围着，把脖子伸得老长，生怕那肉飞了似的。有的人因为分得的肉肥瘦不均而大吵大闹。母亲从不去看杀猪，当肥猪被拉出去宰杀时，母亲便跑到菜地边坐在一块石头上独自流泪。她说，猪喂养时间长了通人性呢，每次只要听见她的脚步声，猪们就爬起来，嗷嗷直叫。有的猪好惹事生非，与其它猪互相撕咬，母亲说老是这样是要消耗体力，就会影响育肥；她就拿着棍子把一个个猪驯服，躺下。然而，猪们见母亲走出去，又一轰而起，殊不知母亲在外面听见了，只要一声吼，猪们又悄没声地躺下；母亲说这些猪就象一个个玩皮的孩子，真让人心疼。每当要拉猪去卖或是宰杀前，那猪就好象有预感，不吃不喝，望着她直叫。那叫声很凄惨，叫人不得不心酸。母亲总是说，不知它们前世造了什么孽，这辈子变了猪，多可怜！
母亲成了养猪能手，远近闻名。参观、取经的人络驿不绝；还被选为劳动模范，常到公社、县里参加劳模会。记得有一次还当了地区级的劳模呢！母亲很自豪，每次开会回来都要炫耀一番这一次又奖了几本“红宝书”或几枚毛主席像章。这些荣誉增添了母亲生活的信心；她不识字，就刻苦学习，她说，有这么多的红宝书，我却认不得字，心里愧得慌。记得那时，每从睡梦中醒来时，朦胧中常见到母亲在暗淡的煤油灯下读书，凡认不得的字，就集中起来问别人。凭着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超凡的记忆力，母亲不仅能读完毛主席的“老三篇”以及五篇哲学著作，竟然还能全文背诵“老三篇”。如今，母亲已年逾古稀，她都仍能背出一些片断来。我时常在想，如果母亲也能上学，接受高等教育，那一定是位很出色的学者。然而，命运只让她背熟了“老三篇”。
母亲对她的儿女们很疼爱。我的记忆中，她从末认真的打过我们，即便是气得非打不可，也是把棍子举得老高，而打在我们身上却很轻；象掸灰尘似的。每当我们犯了错误或惹下祸事，母亲总是跑到别人家去求情或是赔偿，并没有狠狠地打过我们；她说孩子不调皮就不是孩子。
家景贫困，年年挣不够工分，年底非但分不到钱，还要倒拿钱去买粮，也就是当时的“倒补户”。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一年到头也就不可能都穿上新衣服了；父亲轮流给我们全家添制衣服；母亲把大的穿旧了的衣裤补好后给小的穿；小的再不能穿了，就用作扎做鞋底。冬天的夜又冷又长，母亲常在灯下纳鞋底，有时冻得手都拿不稳东西了，甚至直嗑牙，都仍坚持纳鞋底。那时多亏母亲这一针一线辛勤的缝制，才保证了我们兄弟姐妹冬天都有一双布鞋。尽管这样拮据和艰难，母亲对孩子们从末抱怨过。 文革后期，我被推荐上了高中，母亲很高兴。她把一双亲手做的布鞋塞到我的怀里，笑笑说，妈的针线活做得不好，若是同学们笑话就不要穿了，拿回来我送人。我在接过母亲递过的鞋时，发现她的手是何等的粗糙！满手几乎全是茧疤，每个关节处都裂开了口子，指缝里还残存着黑色的碴子和泥土。我拉住母亲的手关切地问，妈，手疼吗？母亲说不疼，茧疤厚了就不疼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子滚落下来。母亲说好好念书，等妈老了也才有个依靠。我穿着母亲做的布鞋走进了中学，我装着母亲的企盼走进了教室。我坐在宽敝明亮的教室里，常常想起母亲起早贪黑、顶严寒、冒酷暑，无休无止地劳作的身影。由于长年累月地劳动，母亲肩头上的茧疤脱了一层又一层，背脊上的茧疤已成了一个个肉瘤。不知背烂了多少只背兜，磨短了多少把锄头，磨乍了多少把镰刀。至今老家仍堆放着母亲用过的几把镰刀，早已被磨得象初二三的月芽；一尺多长的锄头被生生地挖短了，仅剩下五六寸长！五十多岁的母亲就开始驼背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腰一直是弯向土地的。因为不停地忙于手中的活计，没有时间伸伸腰，更不说抬头看一看周围的人和事，看一看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看一看人世苍桑的变幻。母亲的心目中只有她的孩子们，孩子所取得的成绩是她的全部寄托；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成人就是她的全部企盼。
能看见母亲伸一伸腰，是我每月从学校回家拿粮食时，母亲听见了我叫她，便迅即直起腰来，朝我慈爱地笑，始终重复那句话，又长个子了。即便这时也不放下手中的镰刀或锄头。在母亲看来，孩子们就是她锄下的禾苗儿，只有给它倾注大量的心血和汗水，精心地侍弄，才能使他们拙壮成长。
世界上只有母爱是最伟大和最无私的。我的母亲和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是无私而伟大的。劳动人民艰苦朴素，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的传统美德在我母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至。母亲在我们家是最辛苦的人，每天忙完田间地头的活，又忙家务事；等到锅里冒出诱人的饭菜香味时，母亲又操起扁担去担水或饲喂牲口了；每次都是全家吃完了饭她才端起碗，坐在灶后的矮板凳上独自吃饭。年复一年，早已养成了这种习惯，哪怕是逢年过节，也从不上桌吃饭。记得有一个春节，我回家过年；都是一家人，并无一个客，我们坐在桌子上等待母亲上桌与我们共同吃年饭，然而，她始终在灶台边转来转去，就是不肯上桌。我生气地把母亲拉到桌边坐下，她仍旧感到很不自然，才端碗吃了几口，又借口去看锅里的汤好了没有，下桌去了。我无可奈何，只有由她而去，否则，这个年恐怕她连饭都吃不饱了。
母亲的一生，从来没有吃过什么山珍海味；尽管如此，她总是千方百计把一点好吃的东西省下来拿给我们。记得还是在八十年代初，农村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家里杀了一头猪；母亲把几只瘦肉火腿全部给我背来了。我正在上班，一位护士小姐跑来对我说，有一个躬着背的老太婆背着一个背兜，说是要找你。我摘下听诊器，急匆匆朝大门口跑去。只见母亲满头虚汗，佝着身子站在树下。在壮硕的梧桐树面前，母亲显得那样势单力薄；在蓬勃葱郁的树冠的映衬下，母亲就越发显得苍老了；我快步跑上前去，拉着母亲往宿舍里走。回到宿舍，母亲已累得直喘粗气；我连忙接过母亲沉沉的背兜，扶她老人家坐下，边倒开水边埋怨地说，谁叫您大老远还背东西来嘛？看把您累得，难道还嫌没有累够吗？以后不必拿什么东西了。母亲很难为情地看着我问，今天是不是给你丢面子了？其实我早就想到了这个，就没敢上楼来找你。母亲的话使我的脸一下子发起烧来，我猜度着她老人家已洞穿了我卑微的心灵。面对母亲犀利的目光，我根本不敢正视，总是找借口躲躲闪闪。母亲边喝水边自言自语地说，城里人讲究，我今天进城时，专门换了一身新衣服，就是你前年给我买的那件，我一直没舍得穿；装肉的蛇皮袋子（塑料编制袋，乡下人都叫蛇皮袋）都是我洗了又洗的，挺干净的，背兜是借的，是那些姑娘赶场上街背的，挺秀气呢！母亲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叨着，时而脸上还露出得意的神情。她还说她要到院里去参观一下，要亲眼看看她的儿子是怎样领导那些医生护士的。我忙说近段时间医院里病人多很乱，以后再说吧。然而母亲那里知道，我不让她去医院里，就是不想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我的那些富有青春活力的部下看见她那躬腰驼背的农民形象。当然，这是潜藏于灵魂深处的一抹污垢，肯定是不能暴露于人前的。在城里闲呆了两天，没事儿，我又不让她去参观医院，母亲便觉得实在无聊之极。没事可做对母亲来说就是活受罪；她执意要回去了，临走时母亲眼里流露出无尽的遗憾；她说这次没能参观成，不知要啥时候才能参观呢！
自那以后，母亲很少进城来了，有几次，我捎信回去，叫母亲进城住一段时间，可母亲总是推说家里这也忙那也忙，过些日子再说。然而，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再次进城是因为一次重病。那是在一个初夏，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大哥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得了急病，在当地治疗不见好转，情况十分危急，叫我立即找车去接母亲，送进城里医院抢救。当我趋车赶回老家时，母亲已经不能认出我是谁了，说话吐字含混不清，全身一阵阵痉挛，呼吸十分困难，我初步判断可能是破伤风，应立即送医院治疗。
最后的会诊证实了我的判断。同事们说，老人家这次可能在劫难逃了。但是，我始终坚信母亲不会死。由于母亲与病魔作斗争的过程中耗损了大量的红血球，需要输血。我便义无反顾地挽起了衣袖；当殷殷的热血从我的血管汩汩流入采血瓶，再从采血瓶一滴一滴输入母亲的血管里时，我的心灵终于得到了一丝安慰；我想这也算是报答了一点点养育之恩吧！
我坚信母亲不会死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母亲一生多灾多难却每次都能死里逃生。生活困难、过度劳累，多次摔伤头、摔断胳膊；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母亲没有倒下，相信这次也定会突出重围。母亲说过，她还没有享过我的福呢！母亲不会这样死的，她应该享享福。天随人愿，一月多时间过去了，母亲终于挣脱了死神的魔掌，疲惫地回到了我们的身边。母亲没有别的要求，还是要参观一下医院。我说等您痊愈了，让您参观够吧。
这次住院，母亲总算在城里住了几个月。可是，当她身体基本恢复健康后不久，她又要回乡下去了，怎么劝也不顶用。临走时母亲说我参观你们医院时，大伙儿都说你好，我放心。只是......，母亲拉着我的胳膊摸了又摸，捏了又捏说，抽了你的血，人都瘦了一大圈了，我心里老是块疙瘩呢！母亲总是替别人着想，从不把自己的冷暖安危记在心里；就连儿女们尽点义务和孝心，在她看来，也好象是欠了人情债。其实，自古以来，儿女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就不欠什么人情；要说欠，只有儿女欠父母的；然而，母亲从不这么想。
母亲这次能活下来，并不是因为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医术高明或药有奇效，更不是因为我的孝心感动了上苍；而是她一生养成的敢于战胜困难的坚强毅力帮助她挣脱了死神的绳缨，重获新生的。
母亲又回到了乡下老家，因为她已无法离开挖刨了一辈子的那些土地，也放不下自己拿了几十年的锄头、镰刀和扁担；尽管不再使用它们，但是经常摸一摸，摆弄一番，也能从中感受到曾经奋斗的艰辛与收获的喜悦。
故乡的山是那样青，水是那样甜；故乡的一草一木更令母亲魂牵梦绕；母亲的整个身心早与故乡的山和故乡的水融为一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