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部，记录了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的治国思想和政治策略，是孟子和他的弟子记录并整理而成的。它在儒家典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四书”之一。南怀瑾研究后发现，读书和管理是一样的。而《孟子》讲的就是孔子以后孟子继承的人性问题，讲的是尽心、人性和修养。他曾说，小时候老师就告诉他，要想写好文章，必须把《孟子》读好，要大声朗读，文章就写得漂亮了。日后的从商经历则让南怀瑾明白，把生意做好，让管理到位，需要从《孟子》这本书里借鉴智慧。
南怀瑾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他曾这样告诫商业界的朋友：要做老板、领袖，搞管理学，就要先管理好自己，将自己性情管理好、智慧管理好、理性管理好，然后再管理别人，再谈事业。基于此，他认为现代人尤其是对工商界人士来说，熟读《孟子》并从中获取尽心做事、提升修养的方法，至少有以下几方面收获。
第一，信义精神。孟子游历齐国与梁国，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没有采纳孟子的学说作为治国之方略。南怀瑾认为，这两个国君想要的是成就一番霸业，而孟子希望的是实现仁政。所以彼此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尤其对孟子执著于王道的精神而感到肃然起敬，因为他没有放弃自己坚定的信念和底线。对此，《孟子》里说：“人者，信人也”，“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南怀瑾讲到这段话时，特意要求大家把它记下来。
第二，尽心思想。南怀瑾在一次演讲中告知听众：“你们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研究佛教的，道教的，要做功夫修养，通通都在《孟子》的《尽心篇》里头，这个大原则非常重要。”就像史书记载的一样，梁惠王告诉孟子说：“对于我的国家，我非常尽心啦！每当河东受灾的时候我就征收河内的粮食送到河东，使灾民免受饥饿的痛苦。当河内受灾的时候我就征收河东的粮食送到河内，这是我尽心仁爱人民的事实，可是我的邻国都没有像我这样做。”孟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梁惠王的行为就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南怀瑾非常赞同孟子的观点，他认为，治国也好，经商也好，与个人发展的道理是相通的，一个人只有具有远大的眼光才能取得辉煌的成就。
第三，分享意识。孟子屡次劝说齐宣王要与民同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并且巧妙地使齐宣王接受了自己的建议。南怀瑾认为，没有分享的人生是一种惩罚。这句话对每个人都是适用的，尤其是想在商场上有所成就的人，更应该学会分享。与合作伙伴分享商业信息，可以及时提醒他们是否有新的商机出现或者是否应该观望一下市场的走势再确定投资方向，如果你的合作伙伴也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那么他也会留意你所感兴趣的方向。这样一个分享的良性的循环转动起来的就促进投资的稳健性和收益的提高。在有了更好收益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把你的喜悦同下属一起分享呢？
第四，辩证观点。有一次，南怀瑾和别人聊天，顺便讲了孟子的一个故事。一位国君在与孟子的谈话中，聊起了御花园中“囿”的大小。“囿”本来是用来供奉宗庙的或训练军队的，可是到了国家鼎盛的时期，囿却变成了皇帝玩乐的地方，最后还是被敌人占领去了。南怀瑾说，造囿也是有反效果的——天下所有事都有正的一面和反的一面。做生意赚钱了之后可能一时冲动导致后续的投资失败，与供应商不熟悉恰恰会对供应的货物认真检查从而避免产品的安全隐患。这就是两面性，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之时不忘时刻规避风险，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或许能激发前进的动力。孟子正是因为能够辩证地看问题，才不断地在思辨中成长、成熟，最终成为了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家。这也是南怀瑾讲这个故事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得意忘形，学会辩证看待问题。
今天中国商业社会日臻成熟，商业人士想有更大的作为，必须持续不断地修炼商德。从根本上说，领导者、经营者的素质，决定了团队的战斗力，决定了个人能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多远。南怀瑾认为，中国亚圣孟子的谆谆教诲，对今人仍有很大启发与借鉴意义，因此，多次向工商界人士推荐，鼓励大家好好研究。
第四节《大禹谟》：中国文化之道的诠释
南怀瑾曾经说过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同工商业发展都关系密切。何为儒、释、道？南怀瑾认为，其实中国文化没有儒、释、道三家的分别，至少没有儒家、道家的分别。诸子百家的学问统称起来即为一个“道”字，这就是中国的文化根脉。
那何为“道”呢？对比西方的“认知科学”、“生命科学”，“道”就是中国的认知体系。南怀瑾在应海航董事局主席陈峰之邀为海航金鼎俱乐部成员开设《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座时，特别选讲《大禹谟》这篇古文来阐述这个中心思想。
《大禹谟》本为记叙大禹、伯益和舜谋划政事的言论，这是梅氏伪古文尚书之一。南怀瑾说，这篇文章为我们讲述了中国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一切的大原则。这个原则是政治的基础，不管你走共产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甚至你走封建帝王之路，它依旧是政治的大前提。
《大禹谟》选自《尚书》，讲的是尧、舜、禹三代禅让制，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此时为公天下，并非家天下。帝王是由人们推选出的实干家。大禹治水，众所周知。因为禹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以及“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所以舜把帝王传给了禹。南怀瑾认为，这说明了作为领袖应具备3个条件，即：“作之君”，做他的领袖；“作之亲”，变成他的父母；“作之师”，就是成为他的师长。然后大禹又说了“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这是什么？这是法制。除了道德以外，最高还是司法。道德礼让是为政治，政治以外即为法治。
人们知道古希腊有过民主制的最初雏形，其实在中国的上古时代也曾有过这样的雏形，只不过人们没有去深究，没有被挖掘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是一直专制的，实际上在先秦时代，中国同样有着不逊于古希腊的灿烂思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大禹谟》告知领袖的自律是极其重要的。南怀瑾重点讲解了中间的两句话：“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这即是说罪可疑时从轻，功可疑时从重。在有疑点时，要弄清楚，尽量有罪轻判，有功重赏。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道德，后来司法的最高思想。
文中舜帝又告诉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这和老子说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一脉相承。舜吩咐大禹十二字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二字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就是“道”。儒家也好，道家也罢，孔孟圣人，老庄思想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南怀瑾对这十二个字作了精准的解读。他认为，“人心惟危”说的是人的心理、人的思想最可怕了。“危”，就是危险；“道心惟微”，说的是道心精微。这个“道”就是中国文化的“道”；“惟精惟一”，方法是“精”跟“一”两个字，就是要精研要专一；“允执厥中” 的意思就是要诚实，做起来实行中庸之道。这十二字就是中国文化的道统。而所谓的政治大原则的基础，则可以用《大禹谟》里的八字来概括——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正德”，就是政治道德。这是作为一个领导的本身修养，是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你的行为、你的策略，是由你的品德来制定的，而后这些行为和策略，又决定着是否能把你公司每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提升到最高处。
“利用”，经济方面的利用是什么，南怀瑾给了解答——对于“利用”，现代人认为是个贬义词，骗了你叫利用你。其实不然，真正的“利用”是做任何一件事时，有利于大家而不是有利于自己。“利用”就是经济学的“正德”，是政治道德达到了至高点后，利用万事万物，造福万民。
“厚生”，这是讲生产发展，从而使人民的生活富足、充裕。
最后讲“惟和”，这是要求一切都达到和平，这种和平不是通过斗争达到的，也不是政治达到了，更不是战争达到的。
南怀瑾认为，《大禹谟》并不是过时的东西。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八字包含了所有文化。这八个字都可以成为深入研究的对象，可以成为写政治论文、经济学论文、博士论文的题材。他说，有人觉得现在的博士生、硕士生写论文考学位很辛苦。可是你以为拿到了学位你就有学问了吗？其实不然，学位都是骗自己的。学问很大，你小小的研究一点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但是你并不是掌握了学问。这样的东西学出来后其实什么事都是做不通的。为了前途，好多人学了管理学，但是管理学是没有学问的，真正的大管理家，都是天才，不是学问学出来的。要知道，最难管理的是自己，自己的思想和情绪。
南怀瑾还特别指出，中国古代文字讲究精简准确，比如何为“谟”，谟是国家公告、中央文件，代表的是谋略，在军事上叫战略，在政治上叫政略，在其他方面上叫策略。再譬如这个“俞”，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两人对话，表示“唉，不对噢”。现在人不懂古文了，所以都看不懂文字了。如果不求甚解地随便读过去，便觉得一点道理也没有。所以子思告诉了我们做学问要做到的五方面：“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做任何一个学问，甚至做事业，做商业，考虑问题都要这样，要博学，什么知识都要吸收。不但要学知识还要学会审问，学会怀疑，做正反面研究，然后还要仔细考虑是指合乎逻辑，最后再去好好实践。
中国文化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等，“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是上古传统。舜用这八字告诉大禹做皇帝应该注意的方面。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政治大原则，告诉世人做事的大方向。正因为这八字的重要性，所以南怀瑾才在演讲中重点讲解了这篇文章，着重给予推荐。
第五节《货殖列传》：古代商人的致富经
在《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中，司马迁为春秋末期到西汉时期著名的“富商大贾”写的传记，就是其中的《货殖列传》。包括范蠡、计然、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刀间、师史、宣曲任氏、桥姚、无盐氏等。司马迁说过，他之所以写《货殖列传》，是由于这些人都是“布衣匹夫之人”，他们的经营活动，“不害于政，不妨百姓”，是靠“取与以时”而致富的。他们的经验可供后来的“智者”采纳借鉴（《史记·太史公自序》）。
南怀瑾对《史记·货殖列传》特别看重。2007年7月，他在太湖大学堂给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师生作演讲时，隆重推荐并讲解这部书。在《货殖列传》一书中，司马迁对致富方法持肯定态度，并做出了精辟的概括，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南怀瑾说：“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儒家、道家都看不起工商业，看不起做生意的人，但是司马迁不同，他极力肯定商人与他们的商业活动，这是一个突破。”
司马迁从合乎人性的角度去研究商业、商人，并总结出经商的真谛，因此《货殖列传》成了古代经济学巨著，得到很多后人的推崇，南怀瑾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在多个场合向商界的朋友推荐《货殖列传》，建议大家仔细品味其中经商的精髓。许多人常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到底该怎样做才能求得财富呢？南怀瑾认为，《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很多独特思想和做法值得研究、参考。
古往今来，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今天人们在谈论“经济学”时，似乎感觉只有西方的理念最正统。其实，中国古代就有“经济学”这个概念了，只不过叫“食货”。司马迁写《货殖列传》，就是描述古代从事农、林、牧、虞（山泽）、工、商、高利贷等的生产或经营活动。他不仅记载了这些富商大贾的身世、从事的行业、发家致富的经过、财产的数量、经营的规模、活动的范围、从业人员的数目以及和主人的关系，还记述了这些富商大贾的社会地位等。这些珍贵的资料，提供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情况。
阅读《货殖列传》，可以深入了解历史上那些富商大贾的个人修养和经营特点，包括经营思想、个人的能力、作风等，从而了解他们之所以能够致富的主观条件。如司马迁记载了据说是春秋末期与商圣范蠡同时期的计然的经济思想。计然提出粮价太低“病农”，太高“病末”，主张粮价应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中变动，以使“农末俱利”。在商业经营上，他主张“务完物，无息币”。他还认为物价变动是有规律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所以主张在经营时应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还说范蠡运用“计然之策”经营商业很有成效，“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