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萨达特被派往离开罗几英里远的马阿迪。在这里，萨达特结识了后来的挚友哈桑·伊兹特。伊兹特是个空军军官，也是个不可多得的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他跟萨达特有一样的理想和志向。经过伊兹特的引荐，萨达特参加了空军的一个爱国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达特幻想依靠德国的力量来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势力。1943年，他因同两名德国间谍合作从事反英活动而被捕入狱，一度被开除军籍，在狱中过了两年的铁窗生活。两年后，也就是1944年萨达特越狱成功，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活。在逃亡中，他依然继续从事反英民族独立运动。
1945年，萨达特组织了一个从事暗杀、绑架活动的秘密团体，这个组织提出“为了埃及的独立而进行组织和行动。”他参加了暗杀华夫脱党党魁纳哈斯和法鲁克王朝负责财政的阿明·奥斯曼的行动。这两个人暗中与英国人勾结，所以萨达特决定“为国除害”。行动一成一败，纳哈斯几次都幸免于难，奥斯曼则被一击刺杀。但这件事事后暴露，萨达特虽然一夜间成了埃及人们心中的反殖民英雄，但他本人也在1946年1月再次被捕入狱。
这次入狱，萨达特一直待到1948年才被再次释放，因而错过了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对此萨达特深感遗憾。他惋惜他说：“当我的同志们都在行动时，我还是个囚徒。一名军人不能驰骋在战场上，这就是最大的不幸。”
1950年1月，萨达特恢复了军职，并被派往了西奈北部的拉法，重新联系到了纳赛尔。纳赛尔邀请萨达特重新加入“自由军官组织”。1951年，萨达特晋升为中校，成为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成员。
1952年7月23日，“自由军官组织”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君主专制的武装起义。萨达特是在武装起义的第二天得到了纳赛尔通知的，他立即赶往武装起义的大本营，与那里的官兵会合。他代表“自由军官组织”发表了推翻法鲁克王朝的第一个声明。
仅仅三天的时间，这场针对君主专制、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运动就取得了胜利，为埃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让纳赛尔、萨达特和“自由军官组织”成为埃及新历史的开创者。
1952年革命胜利后，萨达特从一名普通的军官一跃而成为执政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但政治首脑并非纳赛尔。经过短暂的过渡后，1956年，纳赛尔成功地当上了埃及的第二任总统。
纳赛尔当上总统后，由于各派别之间的斗争，萨达特遭到了同僚的诬陷，并没有得到重用。但萨达特在这场权力争斗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并以不求功名、只求为国效力的姿态重新拾回了纳赛尔的信任。此后他担任过《共和国报》主编、国务部长、埃及伊斯兰大会主席、国际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国民议会副议长、议长等职，直到1969年，当上了副总统。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心脏病发逝世后，萨达特任临时总统。同年10月15日，埃及政府组织全民投票，萨达特以票选的压倒性优势当选为埃及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
萨达特继任总统后，在政治上，主张民主；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在外交上则推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力图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以谋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他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这同纳赛尔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思想僵化的人，永远无法改变现实，因此，他也就永远不会有所进步。”这是萨达特40年代在法鲁克王朝的监狱中悟到的哲理。正是这一思想转变，促使萨达特在内政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
萨达特机敏过人，他仅用了12个月时间就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对于反对他的政敌，他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前副总统阿里·萨布里主张亲莫斯科的路线，于1971年夏被投入监狱，据以色列“摩萨德”得到的情报，当时至少有700多人被捕。
萨达特改变了纳赛尔建立的一党制而实行多党制。他上台后不久，就允许新闻自由。1973年4月，萨达特下令取消财产监管法，恢复了在纳赛尔时期被抛到一边的司法系统。同时，最重要的是放松了外汇管制，以利于振兴经济。他鼓励被忽视的私人经济成分，并保证不对它们进行监管、没收和国有化。
1974年，萨达特命令抵偿在纳赛尔时期被强令没收的资产。其他一些改革包括释放在纳赛尔时期未经审判就被判监禁的几千名政治犯。几个星期前，一家美国杂志说埃及已经不属于专制国家类型，萨达特为此而感到自豪。
为了加快发展国民经济，萨达特还在1974年制订了《10月工作文件》，宣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同年颁发了43号法令，以便吸收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
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已经进行的这部分工作提高了萨达特的地位，使他成为埃及自由主义运动的开路先锋。其他一些措施还包括放宽对新闻出版和对私人旅行的限制。
另一项重大的改革是在经济上向私人企业——外国投资者重新开放。这些人在纳赛尔总统任职期间，由于对实行国有化感到害怕，因而全部转移了自己的投资目标。
萨达特总统正在吸引外国投资者来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埃及经济。作为他的自由化措施的一种结果，萨达特总统在1973年得到了世界银行2100万兰特的贷款，用来更换破旧的机器。这笔贷款解决了埃及工业的燃眉之急，使很多关闭的工厂重新得以生存。
1973年10月以来，至少有五家美国银行在开罗投资。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这是一场淘金热——美国发现了埃及。”美国、日本、西德以及阿拉伯国家都想向埃及投资。据最保守的估计，截止到1980年5月以前，投入开罗的阿拉伯和其他外国资本已超过5亿美元。
萨达特继任总统后，就试图和平解决埃以纷争。但是由于以色列态度僵硬蛮横，第三次中东战争和谈失败后，埃及人民要求收复失地洗刷国耻，而苏联在中东地区力图保持的“不战不和”的局面使埃及精疲力竭，经济几近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被迫以战求和寻求强国新途径，决定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1年，萨达特频繁来往于苏联和埃及之间，他希望能从苏联那里获得更多的武器装备，但因为勃列日涅夫并不相信萨达特能够打赢以色列，而且根据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他也不希望看到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因为萨达特而被打破，所以驳回了萨达特的请求。本来打算在这一年就将以色列问题解决的萨达特，在得不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将计划推迟。
1972年，萨达特依然将外交重点放在了武力解决以色列问题上，但是因为仍旧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在三番五次碰壁后，萨达特一气之下开始清除了苏联在埃及的势力，并且在外交政策上开始向美国靠拢。1972年7月，萨达特下令驱逐了15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1974年同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1976年，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禁止苏联军舰使用亚历山大港。
在各国领导人看来，萨达特似乎是放弃要以武力对付以色列了，但真实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萨达特在检查本国军备后，认为已经足够发动一场局部规模的战争。他的想法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并不想把这场即将发动的战争无限扩大，而是只希望发动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争，目的在于收复一部分失地，而并非逼以色列投降。而且，根据埃及当时的军备和战力，也不足以对以色列发动一场全面战争。为此，1972年10月26日，萨达特免去了主张发动全面战争的埃及陆军总司令萨迪克等人的职务，开始按自己的想法对战争进行部署。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萨达特强国战略的重要一步。为了增加取胜的把握，萨达特还与叙利亚、巴勒斯坦结成攻打以色列的联盟，经过认真准备，他决定在1973年10月6日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
10月6日是伊斯兰教的斋戒节，同时也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在这一天，根据教规，犹太人都会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斋戒沐浴，诚心祈祷。而且10月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斋月，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说，这个月不能发动战争。萨达特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打算利用这次奇袭，打以色列一个措手不及。
1973年10月6日凌晨，埃及派出200多架轰炸机在西奈半岛上空连环出击，短短20分钟后，驻扎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事指挥部以及雷达干扰中心、通讯系统、导弹基地都被夷为平地。以色列军队还没来得及反应，埃及地面部队就强行渡过苏伊士运河，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很快就占领了以军阵地。以色列在运河边沿修筑的防护工程被捣毁，西奈半岛基本上已被埃及军队控制。
在战争的前几天，战事一切顺利，以军损失惨重，埃及成功地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东岸。10月11日，埃及大规模装甲部队挺进西奈半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以色列军队回过神来，开始展开反击，埃及军队的猛烈攻势被扼制。10月14日，战局发生逆转，以色列军队先是突破叙利亚军队的防线，攻入大马士革的近郊，随后又在苏伊士运河上架起4座浮桥，强行突入埃及，并很快就攻打到离首都开罗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此时，美国和苏联这两大军事强国终于开始干预这场战争。
10月22日，在美苏间的谈判结束后，联合国通过了停火协议，下令以色列和埃及间的战斗立刻结束。于是，埃以双方开始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并坐到了谈判桌前。1974年1月18日，双方最终签署了停火协议。根据协议，埃及从此以后将收回整条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苏伊士运河至此回到了埃及的怀抱。从战争到最后签署停火协议，历时3个多月，埃及和以色列在战争中互有损失。但是这场战争，打破了以色列军队在阿拉伯世界无敌的神话，让埃及扬眉吐气。
十月战争后，埃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萨达特则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榜样。
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萨达特意识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深重无比，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走和解之路，才是正道。他纵观世界政治格局趋势后，提出了埃及内外政策的二个指导性意见：第一，在阿拉伯世界中保持领导地位；第二，发展埃及经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援助，生产力是不分国界的；第三，同意美国的建议，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从而与以色列和平相处。
与以色列的和平问题一直是他的心腹大患。他力争与以色列维持和平，腾出双手来建设埃及经济。从1948年以来，在以往的4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总是首当其冲，付出的代价最大。战争耗资多达400亿美元，牺牲10余万人。为了对付以色列的威胁，军费开支连年增长；1967年至1973年每年平均约20亿美元，1975年增长到61亿美元。庞大的军费开支严重地阻碍了埃及的经济发展，致使埃及财政拮据，债台高筑。由于多年战争遭受的重大牺牲和损失，埃及人民都不愿再打仗，人心思和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果断地停止战争，采取“和平主义行动”。
1977年11月，萨达特在埃及人民议会上突然宣布，他决定亲赴耶路撒冷，为埃以和平谋求新的的契机。当时，所有在场的议员和内阁成员都被惊得目瞪口呆。顷刻间，全场哗然，议论纷纷，他们还以为这是神志不清的胡话，是在辩论最激烈时的失言。当一些人在弄清楚自己并没听错后，忍不住高喊：“以色列乃罪恶的虎狼之国，千万不可去啊！”但萨达特去意已决，面对众人的反对淡淡地说：“为了和平，我将走遍天涯海角，为什么要排除以色列？”
马雷议长当时首先想到的是怎样防止这一消息扩散出去，他迅速跑到总理府与全国各地报纸的总编们联系，要求他们不要发布这一消息。当萨达特得知后，他找到马雷对他说：“我不是在演戏。要知道这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这条消息一定要发！”
他毅然到了耶路撒冷，在以色列议会慷慨陈词。直到这时，以色列总理贝京和许多部长才相信萨达特不是在开玩笑。1978年9月6日，在美国的调解下，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戴维营协议”，他和贝京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又过了一年，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
《埃以和约》签订后，以色列在巴基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中仍坚持顽固立场和吞并耶路撒冷的蛮横行径，迫使萨达特不得不中断埃以谈判。1981年4月以来，以色列加紧袭击在黎巴嫩的巴基斯坦解放组织营地，悍然炸毁伊拉克的核设施，使坚持“戴维营协议”和加速实现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萨达特处境十分尴尬。
中东十月战争后埃及经济虽有所增长，特别是石油工业发展迅速，但萨达特所许诺的经济繁荣并未出现。加上粮食、住房严重缺陷，物价猛涨，中下层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少数人利用“经济开放政策”大发横财，统治集团内部贪污腐化行为也时有所闻。上层人物中“官僚主义”和“裙带关系”一时盛行，一小撮富豪显贵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而广大群众却终年劳苦，生活穷困，甚至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也不能保障。两相对比，悬殊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