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23日上午10点15分，卡里德奉命来到333炮兵团，团长阿卜杜·阿勒命令他带领一支由12辆加农炮车组成的炮兵方队，参加10月6日的阅兵式。那个时候，卡里德还没有要刺杀萨达特的念头，他只打算回家过古尔邦节，但他的要去未能获得批准。无奈，卡里德说：“那就按真主的意志办吧！”这是穆斯林的一句口头禅。
在后来的受审中，伊斯兰布里曾这样说道：“我曾对参加军事检阅犹豫不决，但在团长阿卜杜·阿勒的坚持下，我才同意了。我突然想起，这是真主的意愿，是真主给我执行这个神圣任务的机会。”
9月25日晚，卡里德会见了“安德科”小组的领导人法拉格，并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刺杀计划。法拉格听后非常高兴，并为卡里德安排了助手，就是后来同卡里德一道刺杀萨达特的另外三人。
这四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刺杀萨达特的，所以，在子弹射中萨达特后，四人并没有趁着慌乱逃之夭夭，而是为了确保这次刺杀一定要杀死萨达特这个目标，反而冲向检阅台，越过“保护墙”再次向墙后开枪。
事后，四人因为子弹打光而被国民警卫军的士兵当场抓捕，被捕时，其中一人已经中弹身亡。被捕后，卡里德四人对自己杀害萨达特的罪行供认不讳，愿意接受任何制裁，并始终坚称刺杀行动是绝对正义的。
在法庭的审判中，卡里德说：“我是杀了他，但是我不是犯罪，我杀他是为了宗教，为了祖国。我完全相信这个人该杀，我祈求真主给我参加制服暴君的荣耀，让他付出犯罪的代价。“
在审判员问及卡里德为什么决定杀害萨达特时，他说理由有三：第一，“国内实行的法律不符合伊斯兰教义和法律，穆斯林们因而受尽了苦难”；第二，“萨达特同犹太人和解”；第三，“拘押穆斯林学者，压迫和凌辱他们”。三个原因结合在一起，萨达特非死不可。
最终法院宣判直接参与刺杀的卡里德、利海勒、默罕默德、萨利姆四人死刑。“安德科”小组隶属的穆斯林兄弟会也有300人被判处死刑。武装部队也进行了清洗，大约有100人被开除。
此次萨达特总统遇刺事件，虽然是经过宗教极端分子的精心谋划后实施的，但也反映出当时埃及对国家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存在重大失误——
一是事前预防失之于疏，政治审查没有落到实处。虽然参加检阅的部队经过了总参谋部小组的事先审查，但却没有注意到主犯的哥哥曾在9月初被逮捕，致使宗教极端分子能够隐藏在原以为最安全的受阅部队中。
二是人员核查制度不严格。主犯卡里德利用职务之便，在阅兵式前两天调离3名士兵，然后让他的同谋伪装成士兵并报请补上名额。并谎称他们是国家情报部门派来检查阅兵式保安情况。面对如此反常情况，又没有任何上级通知和书面文件证明，卡里德所在部队的各级领导竟然没有调查新补充士兵的来历即同意补充空缺，重要人员离开和进入的审批、审查制度十分不严格。
三是武器检查制度形同虚设。虽然在阅兵式前的一个月有关部门就对阅兵部队携带武器作出了严格规定，在10月5日阅兵前一天，第333炮兵旅旅长亲自到营地下令将所有武器都集中到专门帐篷中储藏，总统卫队的一位军官也来到营地下令将所有枪上的击针和枪栓全部卸掉并交给各部队指挥官，但主犯却安排他的同伙负责安全工作来保管武器、撞针和枪栓，从而轻松地准备好所需武器和弹药。如此重大的武器保管工作交给新来的士兵竟然无人过问，如此重大的武器检查环节只是以下达命令的形式走走过场，致使卡里德四人带了大量子弹和手榴弹，这种形同虚设的武器检查制度没能发现本应发现的反常情况。
四是现场管控制度因人而变。对国家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工作，不但措施要周密、交叉和多重保险，负责警卫的机构还要与被保护对象沟通、协调并取得一致，即在制定保卫措施时要征求和告知警卫对象，同时，警卫对象也要配合和听从警卫人员的安全安排。在这次事件中，萨达特总统在现场临时命令检阅台前伫立的警戒士兵离开。从而失去了最前面、最直接和最灵活的保卫屏障；总统拒绝了穿上防弹衣的要求；总统在遭受枪击后拒绝主动卧倒。这些都反映出警卫机构在预防工作中出现的人为疏忽。
五是现场警卫存在漏洞。对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一要害目标的警卫，尤其是保证他在阅兵这种重大活动中的安全，是不允许有半点失误的。为此，有关警卫专家总结出了“保面、保圈、保点”的综合性警卫策略。对比此次保卫工作，虽然国民警卫队司令马斯里将军提前一个多月就为这次阅兵做了精心准备：
在保面环节上，采取了政府拨出专款对阅兵式所在的纳斯尔城进行了维修、检查和装饰；临时在检阅台前设置了一道齐肩高的保护墙，同时还计划安排士兵站在保护墙的前面实施警戒，创造出了一个较可靠的大环境。
在保圈环节上，马斯里将军对即将进入到阅兵区的人员进行了检查和审查，例如，在陆军参谋部的合作下提前一个月挑选受阅部队，并亲自对每一名军人的背景进行了调查；规定参加检阅的官兵都持空枪，并在阅兵前一天派专人进行了武器检查；规定接受检阅的部队的行进道路必须距离检阅台30米外。但这些本应起作用的周密措施却因几个漏洞而失效，没有起到阻止惨案发生的作用，例如：在阅兵场的制高点上居然没有部署配备有高精度瞄准仪的狙击手以应付突发情况；在观礼台与受检阅部队间没有警卫力量，阅兵现场哨位不足；无论是总统警卫还是现场的其他武装警卫力量，都没能够及时进入以控制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卫在10分钟后才进入现场。
六是总统警卫人员反应迟钝。表现为：总统警卫人员在执行任务期间精力不集中，当阅兵台前有车辆通过的时候却与普通观众一样仰面观看飞机表演，严重失职，没有起到应有的警卫职能；警卫意识淡薄，在第一声枪响后50秒内，仅有一名警卫人员实施了还击，而且未击中目标，其余人员有的在寻找自己的隐蔽地点、有的待在原地没有拔枪、有的却在阻止记者拍照，致使刺客在没有多大阻力下顺利冲到观礼台持续射击完所有弹药，这些都反映出警卫人员的专业素质存在不足。
七是第一现场的军人处置不果断。同在火炮牵引车上的驾驶员，当被伊斯兰布里用手枪强迫停车时，居然就把车停了下来。作为一名军人，缺乏奋起反抗、保卫领导人、捍卫军人荣誉的意识和勇敢行为。三是其他可能阻止该事件的人员反应不机敏。根据当时的阅兵照片分析，130毫米火炮的牵引卡车是四车并排通过主席台的，每台车上驾驶室有3人，牵引汽车上乘坐有10人，每个受阅士兵均携带无子弹但有刺刀的步兵用冲锋枪。这么多的军人，手中持有可利用的武器，居然没有作出任何阻止自己最高领导人被刺杀的自主行动，反映出在场埃及官兵在军事、思想等方面素质不足，在行动反应上有失机敏。
萨达特的死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其中始终支持萨达特政治立场的民众、官员，甚至以色列官方都对他的死深表哀悼，并给予了萨达特高度赞誉。与此相反，种族主义者和大多数阿拉伯人则认为萨达特死有余辜。阿拉伯世界把这次谋杀看成是真主对叛教者的惩罚，因此，对萨达特的死普遍表现出冷漠甚至兴奋。在巴格达、利比亚、德黑兰、黎巴嫩，人们走上街头，载歌载舞，犹如庆祝节日般欢庆萨达特的死。更有甚者提出埃及人民应推翻新一届政府，重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并进军开罗，肢解萨达特的尸体，让他上不了天堂。
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中，除却约旦国王侯赛因向埃及发来唁电以外，其他领导人均不置一词。9月10日，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位特使和许多国家首脑领袖，甚至连以色列总理贝京都来参加了萨达特的葬礼，却没有一个阿拉伯领导人前来吊唁，场面十分悲凉。
关于萨达特的功过是非，虽然众说纷纭，但许多事实却摆在那里，不容忽略：1982年4月24日，以色列军队按照《戴维营协议》全部撤出西奈半岛，埃及失去15年的领土失而复得，从此，埃以结束了30余年的对立状态，朝向健康正常的外交关系迈进。到此为止，埃及人民才真正感受到“和谈”的甜美果实，而这一切正是他们的领袖萨达特用鲜血换来的。于是，当人们回忆起萨达特墓碑上的那行墓志铭时，充分意识到了它的分量：“默罕穆德·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战争与和平的英雄。他为和平而生，他为原则而死。”
三、萨达特的一生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出身卑微，1918年12月25日，萨达特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曼努菲亚省迈特·阿布·库姆村。父亲名叫穆罕默德·萨达特，是名军医。他的母亲有苏丹血统。由于家境贫寒，萨达特年幼的时候，夜间为了在土坯房里找个暖身之处，只得睡在面包炉旁。他从小受伊斯兰教熏陶，是个虔诚的穆斯林。萨达特从小就抱有两个坚定的信念，一是长大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军人，一是要赶走从1882年入侵埃及的英国殖民者。
尽管家里很穷，父亲还是想方设法把他送进本地的穆斯林学校读书。1924年，萨达特随父亲到开罗上学。然而落户在开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家人必须为了生计而四处奔忙。更让萨达特无法忍受的是，他的父亲在定居开罗后不久就连娶两位年轻姑娘——法图姆和阿米娜，而正是由于她们的到来，使萨达特的亲生母亲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法图姆和阿米娜为这个家增添了不少人口，萨达特有了十几个兄弟姐妹。在这十几口人里，地位最低的就是萨达特的母亲。她每天像奴隶一样被全家老少使唤着，父亲还动不动就对她拳脚相加。在十几个兄弟姐妹里，萨达特是被排挤的那个，经常被孤立。
尽管生活艰辛，但萨达特却依然有自己的梦想。他渴望成为一名军人，希望能够像他的偶像们那样为了国家奉献生命。萨达特非常崇拜凯末尔，1919年，凯未尔领导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击退外国侵略，于1923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在萨达特的心目中，凯未尔是“一个崇高的榜样。”他把描写凯末尔的一本名叫《灰狼》的书视为珍宝。这本书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
萨达特非常想成为凯末尔那样的国家英雄，在战场上调动千军万马把殖民者从国土上赶出去。萨达特不止一次地幻想过自己穿起军装雄姿勃勃的样子，以及亲手把英国殖民者从埃及赶出去的英雄形象。
萨达特回忆说：“当我们在开罗的住所的大门打开时，我脑子里便涌现出一个新世界。墙上有一张像，这张像令人感到突兀。它把人带入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真是咄咄怪事。它既不是埃及领袖穆斯塔法·卡迈勒的像，也不是国王的像，那是土耳其领袖穆斯塔法·凯未尔·阿塔图尔克的像！”这张像打动了萨达特，他就去问父亲和别人，从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位领袖的事迹，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神话与传说。
萨达特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埃及虽于1922年名义上取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军队继续驻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英国人照旧控制着政府，控制着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的沟通地中海与红海、连接大西洋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
1932年伟大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莫汉达斯·甘地在赴英途中访问埃及。14岁的萨达特曾经从报上看到有关甘地为反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进行斗争的文章。他了解到为了抑制英国造的西服输入印度，甘地身上仅裹一条自己纺织的“多蒂”，即传统的印度缠腰布，给他的同胞们作出自给自足的榜样。年轻的萨达特为此深受感动，他开始模仿甘地，也只穿一件像围裙一样的腰布，还打算自己织布。甚至常常一个人坐在自家的房顶上苦思冥想，忧国忧民。
在开罗上中学时，他一方面读书，一方面打工，因为贫困始终伴随着他。为了养家糊口，有时他只好沿街乞讨，到处流浪，然而这却铸成了萨达特坚强不屈、奋发向上的优良品性。打工读书之余，他用较多的时间去研读《古兰经》。
1936年，萨达特中学毕业后进入开罗阿已萨军事学院。那年正好英国与法鲁克王朝签订了进一步控制埃及的《英埃同盟条约》，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腐败无能的法鲁克王朝统治的英勇斗争，激发了他的民族主义热情。同年，他在开罗阿巴萨军事学院参加了民族主义组织“青年埃及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纳赛尔，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1938年，萨达特结束了在皇家军事学校9个月的课程，并被授予少尉军衔，派驻到埃及南部的敏哥巴德镇。也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年轻的纳赛尔。有共同的志向，就会有共同语言，萨达特与纳赛尔等10年轻爱国军官成立了一个秘密革命团体，这就是“自由军官组织”的前身，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埃及。这个组织后来因推翻埃及法鲁克王朝而闻名于世，纳赛尔脱颖而出成为埃及民众心中的英雄，一直跟随纳赛尔的萨达特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组织里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