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向阿拉法特的父亲施加了很大压力，老阿拉法特被迫背井离乡去了开罗。这样，操持家务、抚养孩子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到他母亲扎赫娃的身上。艰难的岁月和沉重的负担大大损害了她的健康，当亚西尔·阿拉法特只有四岁、他的弟弟法塔希只有18个月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阿拉法特从小就是一个聪明勇敢的少年，经常模仿军人的动作，做一些带有军事色彩的儿童游戏。他是个“孩子王”，放学之后便把小伙伴们集中起来进行操练。他手里拿着一根指挥棒，俨然像一个指挥员，向小朋友们发号施令。当大姐英阿姆看到这一情景时，便亲切地叫他“将军”。“训练”结束后，阿拉法特把大姐给他的糖果分给小伙伴们吃。有时候，阿拉法特在院子里搭上一顶帐篷，晚上就睡在里面体验一下军人的生活。
阿拉法特从七岁起开始上学，他自幼熟读《古兰经》，精通伊斯兰教义，从而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据他的启蒙老师讲，阿拉法特聪明过人，理解能力很强，老师讲的东西都能记住，也能比较快地背诵《古兰经》。随着历史年轮的转动，阿拉法特不断成长，逐渐成为一个富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的青年，较早地参加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学生运动。
1948年5月15日凌晨，阿拉伯联盟五个成员国分别向以色列开战，打响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也被称为巴勒斯坦战争。战争爆发后，阿拉法特与一名同学及一名埃及少校动身去巴勒斯坦，然后，他们三人又分头行动。阿拉法特英勇地投入到战斗中去，用迫击炮击毁了以色列的一辆坦克。他在战斗中机动灵活，战功卓著，引起对方的重视，把他列为重点搜捕对象之一。
他曾经直言不讳地谈到他对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看法，他说：“我不能忘记，当阿拉伯军队开进巴勒斯坦时，我在加沙地带。一位埃及军官来到我们分队，命令我们放下武器。开始我不相信我的耳朵。我们问：‘为什么？’这个军官说，这是阿拉伯联盟的命令。我们抗议，可是没有用。军官给了我一张收到我的来福枪的收据。他告诉我，我可以在战争结束后取回。这时我明白了我们被这些阿拉伯国家出卖了。我自己被他们的背叛深深触痛了。”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1950年，阿拉法特进入开罗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埃及自由军官组织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并成为纳赛尔的崇拜者。1952年上半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
在开罗期间，埃及政局复杂多变，政局的主宰者是加麦尔·阿卜杜拉·纳赛尔。纳赛尔行伍出身，是埃及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人，也是推翻埃及封建王朝的实际领袖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奠基者。
1956年7月，阿拉法特完成了在开罗大学的学业，成为一名工程师。当纳赛尔发出全民总动员后，他立即主动报名，自愿到埃及部队服役。埃及方面授予他少尉军衔，带领一批工兵前往塞得港地区，负责清理未爆炸的炸弹。阿拉法特进入战区后，面临着生死的考验。每天，他都冒着敌人的炮火进入阵地进行作业。他面临的是双重危险，一是来自敌方的危险；二是来自处理未爆炸弹和地雷的危险。胆大心细的阿拉法特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胆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后，阿拉法特回到开罗。埃及军方有关负责人对他说，他是一名处理炸弹的专家，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如果愿意留在埃及军队工作，可以得到提升，从事教官训练工作。阿拉法特拒绝了这项工作，他说：“我告诉他们，我已另有工作。我知道，假如我留在部队，我就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我就不能自由地开展组织工作。”于是，他毅然离开了埃及。
回到开罗后，阿拉法特曾一度对纳赛尔寄予厚望，但事实却让他大为失望。纳赛尔确实关心巴勒斯坦问题，但他想把这个问题纳入埃及的控制下，而不愿意让阿拉法特等人成为独立的巴勒斯坦军事组织的领导人。
阿拉法特在认真考虑后，认为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1959年，他与战友阿布·杰哈德等人成立了“法塔赫”组织。在阿拉伯语中，“法”、“塔”、“赫”三个字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三个词的字首。他们成立了“法塔赫”领导下的军事组织，取名为“暴风部队”，建立了“法塔赫”组织系统，规定“法塔赫”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
1965年1月1日，阿拉法特及其战友领导“暴风部队”游击战士打响了反对以色列侵略斗争的第一枪，而这一天也成为了巴勒斯坦的革命爆发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阿拉法特一直活跃在这一地区，但因为政治原因，他曾两次在叙利亚、一次在黎巴嫩被捕，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并化名为阿布·阿马尔，继续领导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边境和加沙地带不断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后，他领导“法塔赫”所属的“暴风部队”多次在以色列占领区作战，其影响不断扩大。
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打响，阿拉法特领导“法塔赫”所属的“暴风部队”在以色列占领区作战。6月7日，他与“法塔赫”代理司令乘车前往戈兰高地作战前线侦察敌情，协同叙利亚军队进行战斗。“法塔赫”的战士们作战勇敢，在阵地上与以军展开激战。与此同时，他们还派出一些战斗小组，携带迫击炮等武器，到敌人后方作战。阿布·杰哈德说，以色列司令承认，以色列推迟了进攻时间，因为他们的部队遭到了来自背后的打击，而在以色列军队腹背进行作战的正是巴勒斯坦“法塔赫”这些年轻的战士。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阿拉法特仍然留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占领区生活战斗了四个多月。他经常生活在巴勒斯坦农民中间，效仿当地的农民戴方格头巾。他对这种头巾有专门的解释。他说，黑白方格代表巴勒斯坦农民；红白方格代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方格中的白色代表城市中的居民。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戴这种头巾，借以显示他的独特风格，也表达他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挚感情。
1968年，阿拉法特亲自指挥了著名的卡拉马战役。卡拉马位于约旦河东岸60公里处，是约旦境内的战略要地。自三次中东战争后，“暴风部队”经常从这里出发，开展反对以色列的游击活动，引起了以色列的强烈不满。以色列视卡拉马为眼中钉，制定了铲除这处“暴风部队”根据地的作战计划。
1968年3月21日凌晨，以色列出动15000名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大批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大举进犯卡拉马城。经过三天激战，以色列军队一败涂地，损失惨重。以军400多名官兵被歼灭，一架直升机被击落，17辆坦克和装甲车被击毁。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得阿拉法特声名远扬，大大提高了他在“法塔赫”、巴解组织及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
1968年6月，阿拉法特当选为“法塔赫”执委会主席。在巴勒斯坦各个解放组织和阵线之中，“法塔赫”是实力最强、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也是最受巴勒斯坦群众拥戴的一个组织。1969年2月，他接替艾哈迈德·舒凯里，出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成为巴勒斯坦事业的最高统帅。
出任主席后，阿拉法特把壮大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在他的领导下，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黎巴嫩迅速发展，并积极开展反对以色列的军事活动。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日为犹太教的赎罪日，战争期间又值伊斯兰的斋月，故又称“赎罪日战争”或“斋月战争”。自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中东地区一直处在“不战不和”的局面，阿拉法特对这种局面感到焦虑，对被驱逐出约旦感到恼恨，对巴勒斯坦有些激进组织搞暗杀、绑架、劫持飞机等行为感到不妥但又无法控制。
在战前召开的协调会上，阿拉法特承担的任务是指挥一支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穿插到以色列占领区，在敌后形成第二战场。战斗打响后，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们大显身手，四处出击。巴勒斯坦这支特别纵队在以军腹部神出鬼没，使以军惶惶不可终日，感到非常头痛。就这样，阿拉法特指挥的巴解游击队严重威胁到以军的后方，对以军的行动形成很大牵制，使以军首尾难以兼顾，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埃及和叙利亚前线的战斗。
然而四次中东战争并没有能够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阿拉法特仍在斗争，他的生命安全不断受到威胁，几经死里逃生。半个世纪以来，这位巴勒斯坦杰出领导人不仅领导了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占领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而且也以超凡的勇气开启了巴以之间的和平进程。
阿拉法特曾一直主张通过武装斗争争取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阿拉法特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逐渐趋于温和、务实。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高权力机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利亚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同时也表示接受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含蓄、间接地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确立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基本原则，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随之作出历史性的决定：通过谈判实现巴以和平。
1993年1月，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开始进行单独、直接的接触，先后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进行了14轮秘密谈判，并最终达成了一项旨在实现永久和平的框架协议。同年9月9日，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互致信件，巴方宣布承认以色列国，以方宣布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年9月13日，巴以双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南草坪正式签署了巴勒斯坦自治《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奥斯陆协议）。阿拉法特与拉宾实现了历史性握手，掀开了中东和平进程新的一页。
1994年5月4日，阿拉法特和拉宾在埃及首都开罗正式签署实施《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的最后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完成了从加沙和杰里科的撤军。5月中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管加沙和杰里科，结束了以色列对这两地长达27年的军事占领，并开始实行有限自治。
1995年9月28日，阿拉法特与拉宾在美国白宫正式签署了关于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塔巴协议。这一协议是阿拉法特与以外长佩雷斯4天前在埃及塔巴草签的。根据协议，以军要先后撤出约旦河西岸的7座主要城市，并将这些城市交由巴方管理。
1998年1月，阿拉法特写信给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巴将取消巴宪章中的“灭以”条款。同年12月，巴全国委员会表决支持阿拉法特的决定。
1999年9月5日，阿拉法特和以总理巴拉克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签署了关于执行怀伊协议问题的新协议，即《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双方同意1999年9月13日开始举行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谈判，并于2000年2月15日前就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达成框架协议，2000年9月13日前达成最终协议。此后，由于多种原因，协议条款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2000年7月11日，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下，阿拉法特参加了巴以美三方在美国戴维营举行首脑峰会，但会谈也没能取得积极进展。同年9月底，巴以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以色列一再指责阿拉法特是巴以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幕后主使”，并从2001年底开始将阿拉法特“软禁”在拉姆安拉的官邸，对其实施政治孤立，要求巴勒斯坦改变领导层。
阿拉法特被软禁后，这座官邸曾多次遭到以色列空袭、炮击和坦克破坏，到处是断垣残壁和碎石瓦砾。阿拉法特的活动空间很小，除了办公和会客外，他还住在这里。对于阿拉法特来说，他为巴勒斯坦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经历了艰难困苦，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正如他所说，他历来就蔑视以色列的枪口。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处境，这是他的一大劫难。长期以来，阿拉法特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安身立足之地，为了巴勒斯坦事业只好四处奔波。他是世界上空中飞行最多的领袖人物，被称为“空中总统”。他曾这样说道：“我这一辈子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地面上的还多。因此，飞机既是我的祖国，又是我的坟墓。”
2004年10月29日，75岁的阿拉法特前往巴黎治病，不久便陷入昏迷，依靠呼吸器维持生命。法国总理拉法兰于11月10日对媒体说：“巴勒斯坦总理阿拉法特已经处于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了。”阿拉法特的发言人也证实，他的许多器官已衰竭，生命已到尽头……
2004年11月11日当地时间凌晨3点30分，阿拉法特于法国贝尔西军医院与世长辞。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唁电中说：“阿拉法特的逝世，不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
血溅安息日——伊扎克·拉宾之死
一、和平挽歌
“让太阳升起，让清晨充满光明。
最圣洁的祈祷也无法使我们复生。
生命之火被熄灭的人
血肉之躯被埋入黄土的人，
悲痛的泪水无法将我唤醒，
也无法使我重获生命。
无论什么人，
无论是胜利的欢乐，
还是光荣的赞歌，
都不能使我从黑暗的深渊中
回到世上与我们重逢。
所以，请唱一首和平之歌吧。
不要小声地祈求神灵。
引吭高唱和平之歌，
这是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