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原创的媒介批评体系
我们当今的人类世界，已进入高度媒介化的时代。尤其是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整个社会历史进程，都对媒介具有了极强的依赖性。人们认识的世界，其实基本上都是通过媒介所建构的世界。人们要和世界发生关系，也必须首先通过和借助各种媒介。媒介与人，与人的全部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到底如何理解媒介？媒介在我们的身边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们应该如何更科学更合理地掌握媒介？尤其是，对于媒介传播的大量信息，以及媒介建构的“世界图景”[1]，我们应该如何更加精确地解读和收受？如何利用媒介对于真实的世界和事物的真相进行认知和理解？并进而使得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精神交往更加通畅和高效。媒介批评学，就是研究和回答这些重要问题的。而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媒介批评学，也就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并立足全球化媒介现实，完全具有民族本土特色且自成体系的一套媒介批评学。
一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有人从全球大文化的开阔视野对于传播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这样的总结：“世界正处于大规模的发展与变化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重心正由北向南、由西向东舒缓而稳健地转移和迁徙。与此同时，当代传播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美国中心论已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而非洲中心、亚洲主义和中国主张的声浪也日益高涨。”[2]
其实，近几年来，我本人也一直以自己的微弱之力和微薄之言，极力呼唤建设原创意义的中国传播学体系，或者开创独立的中国化新闻传播学学派。我认为，传播学“传播”到中国，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而由于传播学的这种整个学科的外来特性，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传播学者们就一直致力于传播学的中国化推进。完全可以说，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三十年，也就是传播学力图走向中国化的三十年。或者说传播学的“中国化”，正是传播学在中国三十年来的一个基本主题和最强烈的吁求。然而，就在我们不断地讨论传播学的中国化的时候，时到如今，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已经更加迫切地需要思考和讨论传播学的原创性了！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概从2006年以来，我本人就一直在思考：作为传播学重要分支的中国媒介批评学，其原创体系的研究和建设，是否已经应该甚至也可以先行一步呢？如果说，完全原创一套中国传播学的全面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工程实在过于浩大。而且，一种纯理论的体系建设，也不一定适用于当今的传播实践领域。那么。从建设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入手，应该说，就可以避免纯理论的空洞和空泛，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实践性。尤其是，媒介批评学体系建设不但入口较小、较贴近实际，而且从西方传播学体系的发展实践来看，他们的许多传播学派，其实原本就是媒介批评学派。换句话说，西方的许多传播学体系，都是从媒介批评起家的。这正是原创性的传播学体系建设的根本之路。我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我国媒介批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主要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那么，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乃至此后的一个历史阶段中，中国自己的媒介批评体系是否能够尽快破土而出以至登堂入室了呢？尤其在欧洲中心论、美国中心论渐趋弱化的情势之下，我们能否走向原创之路，开创中国本土的媒介批评体系与学派呢？而且，在整个传播学“中国主张”日益高涨的潮流中，能否真正实现中国媒介批评体系与西方媒介批评的平等对话与交流。这都应该是我们的研究者当今必须有所思考和具体应对的重大课题。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文化区别于它国文化和全球文化的是它的本土DNA和文化核子。因此，媒介批评及其研究如果不同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不在中国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不能指导中国本土具体的传播与媒介活动，那就必然会失去生命力。
于是，我本人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在连续发表了数篇相关的论文并有了一部论集之后[3]，2009年，我就以《中国化媒介批评学体系原创研究》为题，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年未中。次年，我又进行了更加认真扎实的论证，终于获准立项。由于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前期准备，很快，我就把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未来成果的整体框架确立起来。我把未来成果的书名直接定为《中国媒介批评学》，俨然一副中国媒介批评学体系原创的架势。但是，我内心中又一直还是十分犹豫的。首先是，“媒介批评”究竟能否成为一种“学”；其次是，中国能否独立建设一套“媒介批评学”；再次则是，我本人能不能开创一套“中国媒介批评学”？兹事体大，确实不敢轻易为之。于是，我便利用各种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向一些专家进行求教和求证。确实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个情况，让我刚刚进入研究状态的情绪，受到了一些很不小的打击。在2010年12月香港召开的“中国传播学论坛”——“全球传播，本土视野”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力丹教授作了一个重点发言，题目是：《当前新闻传播学的若干热点问题》，而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媒介批评能够成为一个研究方向吗？”其基本观点则是：批评媒介，人们有感而发，自然产生，爱怎样批评就怎样批评，无论你说多少条应该怎样批评的原则，不会有人理会的。不可能得出任何能够成立的媒介批评的学理。因此，“媒介批评”是个不能成立的研究方向。陈力丹先生是我非常崇敬的传播学者。而且他的观点在学术界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力。那么，如果他的这样的说法如果被学术界认可，岂不等于给我的研究项目宣判了死刑？会后，我给陈力丹教授发了邮件加以请教，大意是：在香港的传播学论坛上，你的发言中谈到“媒介批评”不能成为一个研究方向。我正好今年拿到了教育部的一个项目：《中国化媒介批评学体系创新》，那么，按照您的观点，我的“媒介批评学”的概念，是不是就有点夸大其词了啊？所以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是觉得，媒介批评虽然不能算是一个单独的学科，但也应该是一门学问吧。他当即给我的回复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你随你意做就是了。但以我的观点，媒介批评根本无法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话题，不可能得出学术化的结论。”这里，他虽然再次强调了自己的看法，但还是认可甚至有鼓励之意，希望我继续作下去。这当然大大增加了我的一些自信。
其实，对于媒介批评不能单凭感觉进行批评，刘建明教授在十年前就作过阐述：“在缺少学说指南的氛围中，人们对新闻及媒体的批评只能凭借各自的意图，容易产生认识的盲区。但人们并不理会种种非科学因素，每天依旧对新闻作出评论，有关机构不断发表评述，对媒体的错失提出严厉的批评。他们的评价出自何种考虑？依据的是什么？或根据相关群体的反馈，或出自个人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认识。这样，批评的正确性或深刻性，很可能大打折扣。”[4]由此看来，媒介批评学的建设，还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尤其是，刘建明教授自2000年完成并于次年出版《媒介批评通论》以来，一直再应用“媒介批评学”这样的概念，其《媒介批评通论》的第一章标题就是“媒介批评学的基本理念”。到2008年11月，在“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上，刘教授又更加系统地在发言中论述了“媒介批评学的理论与视野”，其中谈到：“媒介批评学探究的是对媒介、传播内容及其方式与效果的正确解读，归纳和提炼现实的媒介规范，指出媒介批评的原则、方法与要求。媒介批评学通过解读经验理论化的途径，揭示媒介的隐蔽性规律，建立媒介评价的概念体系和范畴。”而且特别强调：“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媒体行为，让受众正确理解媒介及其传播内容，导致媒介观念的彻底变革和新闻解释学的诞生。”[5]这些论断当然也为我的研究增加了极大的信心。
讲述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为了把对一个学术问题的讨论故事化、戏剧化，只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更加促使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比较深入和严密的思考。尤其是“中国媒介批评学”以及“媒介批评学”是否能够成立这样的根本性问题。通过以上和陈力丹教授以及其他一些专家的交流和讨论，使我的思路更加明朗，研究的方向也就更加明确。最初的那种困惑惶恐和犹豫不决反而得到了缓解。
二
关于“媒介批评”究竟能否成为一种“学”，起码还有一个事实是可以帮助理解和判断的。那就是我国影视批评学的发展和成熟。近年来我国影视批评异常活跃，并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影视批评学。早在十几年前，周安华的《现代影视批评艺术》出版，尤其是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论》出版，标志着影视批评之学的学术起步。2002—2003年，陈犀禾、吴小丽的《影视批评：理论与实践》出版，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和《影视批评学》，也先后出版。使得影视批评不仅有了完整的理论，丰富的实践，而且有了一般人文学科必备的“史”的构成。因而，“影视批评学”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2005年，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学》出版。更把电视批评也直接上升为“学”。恰如欧阳宏生自己所言：“自《电视批评论》出版以来，我仍然一直关注着电视批评，不断思考着完善其理论体系上的不足。由于电视批评是一门新的学科，需要广泛借鉴国内外的理论资源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需要电视批评的研究者对此不断努力，同时也要结合中国的批评实际做本土化的改造。我们需要建立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电视批评学。”因此，欧阳宏生在《电视批评论》出版六年之后，又进一步完善了其体系化的《电视批评学》，这无疑将电视批评学建设又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欧阳宏生关于电视批评的从无到有、由“论”而“学”，是其自觉地从电视批评学学科建设的意识出发，将电视批评作为一门成型的学科系统进行研究的结果。[6]那么，既然电视以及影视都能建立起批评学科，而在整个媒介家族当中，电视也好，电影也好，都只是媒介中的一个品种而已。既然其“种”能够建立起批评学，其大类的一级为什么不能建设自己的媒介批评学呢？
其次，关于中国能否独立建设一套“媒介批评学”。这方面我们似乎可以参照一下我们的相邻学科。在我国的文学批评界，最近也有人这样提出：中国的文学批评遇到了问题。而问题的根本也在就于缺乏文学批评的本土话语。王彬、牛学智等学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至少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不能够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足够支持；二、不能够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足够的评介尺度。前者提供动力，后者提供方向。既不能提供动力，又不能提供方向的文学批评被人诟病，自然是符合情理的事情。因此他们认为就要转型与调整。在近年来的文学批评界，有人提出“中西转化”，也有人提出“古今转化”。然而，无论是“中西转化”还是“古今转化”，核心是“本土话语”的建构问题，或者说是，立足于本土文学的基础理论的建设问题。当然，基础理论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也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基础理论也需要更新，从而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认知工具。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所急需的，便是这种产生于本土的新工具，有了这个新工具，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才有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进行充满活力的诠释与推动。作为文学批评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批评角度，没有创新的思维方式，因此立足于本土的基础话语或者可以为文学批评提供一些新的理论支点。[7]文学批评是如此，我们的媒介批评当然也不例外。建设本土话语的媒介批评体系，无疑就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