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在西方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全面实现。大众民主的实现是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前提条件的。首先是经济的。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国家的经济活动，而且也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身份得以转换（如从农民变为工人、从工人变为中产阶级等）。从政治上说，在欧洲，早期平民进入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政府动员平民为国家而战，相应地也要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平民的政治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扩展开来，政治参与越来越成为人们权利的一部分。从社会角度来说，大众民主离不开大众教育。政治参与并非简单的投票行为，在投票的背后是对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选择。要做理性选择，对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关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里。简单地从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级是大众民主的支柱。实际上，大众民主的前提都反映在中产阶级身上，如有资产、对社会有贡献、受过良好教育、理性、独立、宽容等。
所以说穿了，民主就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一种互动形式，精英和平民的质量都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这两者之间互动的平台，即法治之上的政治架构。
说当代西方民主出现了问题，就要从精英和平民的互动及其互动的平台去找。在精英层面，大众民主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政治的去道德化和价值化。传统民主可以理解为精英之间的互动。精英之间的共识至为重要，他们对民主具有一样的认同，具有相当一致的道德价值，遵守共同的规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传统民主中能够参与政治的是少数人，选票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在很大程度上，精英民主就是精英之间的互相“选拔”，民主只是对“选拔”出来的候选人的一种正式认可。
但在大众民主时代，精英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选票成为大众民主唯一的衡量标准。谁是精英，取决于谁得到的选票最多，选票就是权力。在一切为了选票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变得不可避免。今天，民粹主义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象，更是发达国家的现象。民粹主义也改变了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反对党往往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在精英政治层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市民社会的质量也发生了变化。民主表明政治参与，市民社会扮演关键角色，市民社会的质量决定了民主的质量。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向人们展示了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社会自治和理性等在美国民主过程中的作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受过良好的教育、为社会的道德载体、对公共事务热心，这些特质决定了市民社会不会被政治精英盲目动员，能实现自主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
不过在今天，传统上支撑民主政治的中产阶级精神急剧衰退。为什么会衰退？在众多因素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化及其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大大挤压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在全球化时代，政府保障中产阶级利益的能力大大下降。如同早期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时代又是一个资本统治的时代，资本可以流向任何一个地方，真正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而政府的经济主权已经荡然无存。当税收可以逼走资本的时候，中产阶级便成为政府征税的主要对象。再者，今天的产业结构与传统产业结构已经大不相同。传统中产阶级是传统产业结构的产物。今天的产业结构，以金融和信息技术等为主，注定只能产生极少数富翁和绝大多数低薪者，而产生不了庞大的中产阶级。
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分配高度不公，社会高度分化，中产阶级的生存环境也跟着迅速恶化。一个国家有富人和穷人并不可怕，但如果穷人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财富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中产阶级小得可怜，传统中产民主也就失去其社会基础。更为糟糕的是，当中产阶级被挤压而变得捉襟见肘的时候，大众民主便迫使政治人物诉诸民粹主义来获取政治权力，传统民主的理性精神包括法治便消失了。
非西方：民主先于制度建设的后果
当人们的目光从西方转向非西方社会的民主时，就会发现后者的情况更为严峻。
在西方，民主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尽管民主革命和社会运动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民主一旦产生，就对接其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是人为引入的产物，没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都存在着。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政治的目的就是政治，民主只意味着政治人物各自挟持着自己的支持者，竞争国家有限的资源。
平民层面也一样。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很多人仍然没有解决好温饱问题，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也低。平民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当政治人物告诉他们“民主（可解读成为‘支持我！’）可以给你带来美好的生活”时，人们就信以为真。对他们来说，投票（民主）是走向衣食温饱的手段。当平民对民主持这种态度的时候，他们就为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无穷的社会力量。而民粹主义所带来的仍然是贫穷，是无政府状态。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更难找到像西方那样的规制精英和社会互动的法治制度。这些国家尽管表面上也存在着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这些都仅仅停留在纸面。如果和西方比较，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在西方各国，发展的顺序都是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这个顺序在发展中国家倒了过来，往往是民主化在先，国家制度建设在后。而实际上，一旦大众民主化发生，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包括法治就根本建立不起来。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民主往往成为政治激进化的根源。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作为一种制度手段之间的区别。从发展顺序来看，西方早期民主的产生，主要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解决精英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后来民主越来越被提升为一种价值，一种人类生而有之的权利。实际上，天赋权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任何权利的实现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很多前提条件的。
在西方，权利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学者马歇尔（T.H.Marshall）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英国人公民权（citizenship）的实现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8世纪的市民权利、19世纪的政治权利和20世纪的社会权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走过这三个阶段。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国家权利实现的顺序必须是相同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到了发展中国家，人们往往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权利来追求，而忽视了这些权利实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结果，超前实现权利的价值观，与客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之间经常发生严重的冲突，反而导致权利无法实现。
今天的民主面临很多问题，既有发达国家高收入民主的困境，也有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民主的困境。尽管这样，民主仍然会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所追求的价值。不过，追求民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民主的实现必须考虑到各种条件。如果通过激进的方式，也就是在没有任何条件支持下实现民主，民主必然会和低度发展、贫穷、分化、混乱等诸多人们不想要的东西牵扯在一起。如何实现好民主而避免坏民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2014年5月7日
亚洲政党政治为何转型为街头政治
近年来，街头政治成为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最常见的政治现象。泰国的街头政治运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多年来没有减弱的迹象；缅甸这些年的街头运动也不少；柬埔寨、孟加拉国那样的贫穷国家，从前没有街头政治的传统，但现在也出现了。
当然，街头运动并不仅限于这些仍然比较贫穷的国家或地区，一些富裕地区多年来也时有街头运动，如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有人称亚洲的街头运动为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但实际上街头运动不仅发生在那些还没有民主化或者正在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发生在早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如菲律宾。
不管一个社会处于怎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都出现了街头政治运动，为什么？尽管每一个街头政治运动都有其特殊的原因，但所有街头政治运动都具有两个相关的共同特点：第一，主要反对党是这些街头政治运动的组织者；第二，街头政治运动的唯一目标是要求执政党下台。
这与西方的政党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方，政党政治就是议会政治。当然，西方也有街头政治，但主要政党组织街头政治的情况实在很少见。
为什么亚洲的政党政治会演变成街头政治？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亚洲很多社会还没有民主化或民主政治不成熟。等到民主政治成熟之后，街头政治就会消失。但人们可以质疑，街头政治的频繁真的是因为民主政治不成熟吗？
在一些民主化刚开始的地方，或许街头政治可以与民主化的不成熟联系起来；不过，亚洲的一些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民主化了，到现在街头政治仍然是主导性的政治活动，这恐怕不再是民主化不成熟的问题，而是有其他更为深刻的文化和制度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与西方民主的历程做些比较来理解。
西方的制度设计
西方的民主如何发展过来？简单地说，它经历了从精英民主到大众民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展出了诸多制度安排来控制街头政治。街头政治是不同社会利益冲突的产物。西方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长期面临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要控制街头政治就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从体制内解决利益冲突，这个过程也就是从街头政治转型成为政党政治。如果说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的活动舞台是街头，那么各个主要政党的活动舞台就是议会。
代议制度的设计原则，就是普通人通过授权其代表，在议会（体制内）里来实现其利益。其中，西方通行的上下议院的制度设计更是如此：上议院往往代表的是传统贵族的利益，而下议院则代表普通社会民众的利益（以人口为基础）。此外，西方也发展出了协商和协调各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利益的机构，最典型的就是称之为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制度安排，由政府来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
西方的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在精英民主阶段设立的，意在通过协调不同政治精英（例如传统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不同阶级利益（例如富人和穷人、城市居民和农民）来达成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转而促成中产阶级的成长。等到中产阶级慢慢壮大，西方才开始实行大众民主。在此之后，西方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由主要政党组织的街头政治运动。当代西方也有街头政治，但主要表现为社会运动，往往聚焦于一些具体的议题，例如反战、环保主义、女权、同性婚姻等等。不过，这些社会运动并非由主要政党来组织的，其目标也并非推翻现政府。
亚洲缺乏民主文化和精神
亚洲的情况又如何呢？
首先，亚洲没有民主实践传统，更没有民主精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产生于欧洲，再从欧洲向其他地区传播扩散，先是西方文化地带，接着是其他文化地带。当民主扩散到非西方文化地带时，民主作为制度的运作就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问题。亨廷顿就强调过，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品。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讨论法的时候，也首先把法作为一种文化，即法的精神。其实，民主也一样，它既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而亚洲国家缺乏民主实践的传统和文化。在西方，民主文化的核心就在于精英之间的斗争和妥协；但在亚洲，民主表现为只有斗争而没有妥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其次，亚洲的精英民主产生时间不够长，精英之间往往既没有形成游戏规则，对各种事务也没有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精英之间如果发生矛盾，不能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的话，各方都会走出议会而诉诸社会。一旦超越议会这个制度形式，政党政治很容易演变成为街头政治再次，亚洲国家和地区从一开始就一步到位实现了大众民主。一步到位既是后发展民主的优势，也是其劣势。说其是优势，是因为亚洲国家和地区民主化的过程要远远短于欧美国家。欧美国家的民主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和各类精英之间的政治斗争相关，更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关。在早期，西方的选举权仅限于精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步扩展到普通男性公民、妇女和少数族群等。
但亚洲在民主化的时候，已经没有西方渐进主义的条件，选举权一下子就普及到所有合格选民。更为重要的是，对亚洲国家与地区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产物，是政治精英间纯粹政治斗争的产物，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反殖民地的产物。这些国家的精英大多由欧美培养，接受了欧美的思想，他们回国之后，往往成为反殖民地的主力。在反殖民地运动结束、国家独立之后，他们往往试图学习西方，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只有西方的制度形式，而没有制度实质，民主制度根本运作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