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般民主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即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是在本国社会政治条件下、在当地政治历史实践中产生的一种制度性结果，那么它究竟只是符合西方文化和实践的一种制度形式，还是对世界各国都具有普遍意义？
民主化的促成因素
这里就引申出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是否具有不同的民主观？即使在西方，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代表一种观点，认为民主的价值观、模式、内涵只有一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其他的文化传统，如儒家和伊斯兰教文化，是不支持民主制度的，东正教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他观察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在欧洲形成了一条新的“文化冲突线”，这条线从欧洲西北的波罗的海三小国开始，延伸到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再到欧洲中南部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这条线西边的国家大多属基督教新教或天主教文化的影响范围，在这条线东边的国家则受东正教或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基督教新教文化是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天主教文化可以支持民主制度，而东正教文化传统则很难做到这点。在亨廷顿看来，未来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将发生在这条线以东的东正教、伊斯兰教文化传统与这条线以西的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统之间。
亨廷顿的文化决定论当时受到了很多挑战，其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不同意这种观点。福山著文《历史的终结》，提出西方民主是人类最终的政体形式，它不仅具有普世性，而且必然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就东亚民主来说，福山借用了当时美国哈佛大学华裔学者杜维明关于儒家文化研究的个别观点，认为儒家文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王权儒家文化，代表的是专制文化传统，另一个层面是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文化，这部分文化传统可以与西方的民主文化相衔接。
福山据此认为，东亚国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之所以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文化传统与西方民主文化传统接轨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福山尽管因为此文而名声大噪，但此后几乎一直在修正此文的观点。近年来，有鉴于西方民主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所面临的困局，他甚至开始出现批评西方民主的倾向。最近，福山在美国《民主季刊》2015年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为何民主表现得如此差劲》的文章，称：“总体来说，在过去45年间，全球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自2006年以来，民主开始衰退……特别是2014年，民主的表现更是差强人意。”
政治学界许多学者往往将文化因素在民主和民主化中的作用，视为是不可验证的，因为很难在文化要素和民主政治之间找到因果关联。
除文化之外，另外一个广受强调和重视的因素，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鉴于西方民主国家社会经济发达，很多学者试图找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一般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民主往往变得不可避免，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和社会的教育水平、利益分化、政治参与意识等联系在一起，而这些都有助于民主的发生和发展。
不过，这里马上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如果说社会经济基础是民主化能够取得进展的重要指标，那么为什么在有的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其社会经济基础足以支持一个成熟的（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却依然未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呢？再者，就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如多党制和选举）来说，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是可以民主化的。前面我们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把亚洲社会分成三类，即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社会，可以发现，这些社会，有些已经成为成熟的民主社会，有些正处于民主化过程中。
尽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但民主化了的社会都具有西方所定义的民主的特征，即多党制、选举、政党轮流执政等。但不同地方的民主化效果是不一样的。人均国民所得（GDP）一万美元的国家或人均国民所得两千美元的国家，都可以实现民主化，但两个国家民主的品质截然不同，前者通常表现为和平理性，后者则往往表现为暴力和非理性。同时，民主政治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在亚洲，一些社会在民主化之后，政局不稳，导致低度发展；一些社会则在民主化之后陷入了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些原来已经达到高收入水平的社会，民主政治无从形成有效政府，从而走向民粹主义，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由于文化和民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对应关系，学者们转而强调一个社会的领导者对民主的态度的重要性，认为一个国家能否走上民主化道路，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态度，民主化进程主要取决于领导人在特定时刻所做的决定，即他（她）是否抓住时机引导国家走向民主化。从经验上说，领导人的决定的确在一个社会的民主化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但这又怎样呢？领导人可以促成社会的民主化，却没有能力决定民主的品质。亚洲社会并不缺乏对民主具有虔诚信念的政治人物和理想家，他们终身追求、践行民主，但并没能给他们的社会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反之，那些对西方民主抱有怀疑甚至抵制态度的政治人物，反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生前或者身后常常被那些信仰民主的人们所批评甚至攻击，但正是他们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为他们的后人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础。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具有讽刺意义。
实际上，对形成今天世界民主格局最具影响力的，是被西方有意和无意忽视的地缘政治。西方在推行民主过程中，往往把西式民主包装成普世的东西，却把地缘政治这个关键的要素排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例如，在“第三波民主化”出现之前，各国政治精英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竞赛，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社会主义阵营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弊端逐渐显现，其经济相对于西方国家日益落后，没有了竞争能力，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魅力也逐渐消失。苏联实力不可避免的衰微，也使它不得不结束冷战，在和西方的地缘政治之争中落败。正是冷战国际格局的终结，大大促进了民主化浪潮。
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发生，有效鼓励了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再次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把民主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如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20世纪末就预言第四波民主化即将在中东、北非等专制国家发生。民主化的确在那些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但不是内生的，而是西方地缘政治延伸的结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占领和其他种种推动民主化的努力，很难想象这些国家和地区会实现民主化。不过，结果又怎样呢？这些由外力推动的民主，是否符合当地人民的愿望呢？
民主化的几种趋势
今天，世界又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大变动的时代。就民主来说，这个时代具有如下几大倾向或者大趋势。
第一，尽管西方仍在努力向非西方国家推行民主，但也开始反思大众民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比如，欧洲面临难以为继的高福利制度的弊端；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为两党互相否决的制度；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呼吁一个有效政府，但民主政治满足不了这个需求。同时，由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内部问题，其外部影响力也开始逐渐衰落，这又会反过来影响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因为后者往往是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的产物。
第二，随着西方地缘政治力量的相对衰落，非西方世界抵制西方式民主的力量不可避免会增加。西方力量的衰落意味着外在压力的减少，让抵制西方式民主的社会变得更有信心。而那些一直仇视西方式民主但又引入了民主制度的社会，主要是中东伊斯兰世界，更会主动向西方民主进行挑战，造成当地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过程已经开始，未来如果失败政府增加，形势会变得更加严峻。
第三，一些已经引入西方式民主的社会也会开始反思，并且修正西方式民主对本地社会所带来的困惑。从民主扩展的历史看，在非西方世界，当民主来到的时候，人们往往给予很高的期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民切身感受到民主不是医治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时，他们就会开始反思民主，修正其民主形式。当然，修正民主并不容易。一些社会陷入了“选举陷阱”，难以自拔；但也有一些地方则能够通过政治强人，纠正原来制度的缺陷。
第四，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形式。这里，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其政治制度的发展必然要和数千年的文明具有一致性。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解决政治问题的制度安排，其是否有效运作，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和自己文明的一致性。没有这种一致性，中国民主也会遭遇亚洲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困局。
如果说抵制任何形式的民主的发生在政治上并不可行，甚至会导致政治的失败，那么不加选择地引入西方式民主，也会导向同样的结局。换句话，如果说民主不可避免，那么民主也不可避免是多元的。未来的历史会告诉人们，赢得最终胜利的，是那些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模式的社会。
本书是笔者过去数年来对不同社会的民主和民主化进行研究之后的一些反思。这些文章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过，这次之所以结集出版，是因为笔者相信，文中提到的很多问题与当代中国密切相关，而文章集结在一起，更能清晰、完整地表达我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同时，为了使全书更加衔接和连贯，笔者对个别文章中重复的内容做了必要的删减和调整。
和我此前的几本文集一样，本书得以出版，也离不开浙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利波女士的关切和努力，在此笔者对她及两位责任编辑陈庆初、张炳剑的付出表示感谢。如果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当是笔者的责任。
2015年3月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