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的《谁为中国声辩：八年抗日外交风云录》一书，对此记录如下：
日军指挥官坐在中间，命令蔡公时跪下。蔡公时的双臂被反绑在背后，动弹不得，拼命大喊：“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跪在日本军阀面前。”见蔡公时不屈服，日本兵边说边将蔡公时旁边的职员张庶务拖出来，残酷地割去耳鼻，问蔡公时：“怎么样？”蔡公时泪流不止，说：“大家没法，赴死可也。”张庶务满脸是血，悲愤万状，破口大骂日本人。日本人朝他开了一枪。接着又同样地杀死了另一个中国人，再问：“现在怎么样，会跪下了吧？”蔡公时仍然拒绝。16名外交人员已被依次杀害，蔡公时还是站在那里。日本兵就上来死死地按他的背部，割他的鼻子，伤他的耳朵，又用枪托将他的腿骨打断。他倒在地上仍挣扎着大骂日本军阀，并高呼：“此种国耻，何时可雪？”日本兵就撬开他的嘴，割去了他的舌头，最后对着他的胸口射了一排子弹。
据在“五三惨案”中唯一侥幸逃出的勤务兵张汉儒回忆说：“当时我虽已血流满面，痛之彻骨，但还惦记着蔡公时主任不知被日军作践成什么样子。我借手电所见：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随后日军一拥而上，将蔡公时等17人剥光衣服后用鞭乱打，用刺刀疯狂乱戳，百般凌辱，分批拖到交涉公署院内……这是一场暴虐的狂欢，日本人用一把火焚烧了遇难者遗体，浅埋在交涉公署院内。
顶着毒辣辣的太阳，我站在纪念馆的院子里。阳光将我的影子写在地上，就像一道淡墨。作家陈忠递给我一瓶本地矿泉水，我一饮而尽。我知道，仅仅在三尺薄土之下，那一堆堆横七竖八的断裂肢体，曾与汩汩涌动的历史地泉一起，与铁铉一起，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大恸，也构成了城市向死而生的经与纬。我发现交涉公署后院有两棵大槐树，树龄当在百年以上。槐树遍布燕赵之地，也遍及齐鲁，的确是一种能够慰藉灵魂的树。明朝朱棣将北京定为首都后，将大批山西人迁移过来，当年的山西人背负故乡的泥土和槐树种来到了河北，从此河北许多村庄都把槐树当作了祖先及乡梓的象征。也有不少迁徙济南的山西人这样做，老人教育儿女说：别忘了咱家祖上是从山西洪县的大槐树下搬到这儿的。槐树是这一祭坛的见证，哪怕这个院子后来成为过仓库，成为过马厩！人死了城灭了，地火仍在奔突。济南之铉，从未断绝。
蔡公时和他的17名随员，从5月3日当天8时开始办公，到晚上10点被日兵包围并杀害，赴山东交涉员公署任上前后不过14个小时。蔡公时在被割掉舌头之前说的话，正是他的遗言：“日军决意杀害我们，唯此国耻，何时可雪？！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就在这个凝固的时间，蒋介石仍在城内。他在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据说此后蒋在日记中坚持每日写“雪耻”二字。5日上午，他偕外交部长黄郛离开济南城退驻历城县党家庄……
济南“五三惨案”前后期间，这是民国政府军队第一次与侵华日军的正面战斗。蔡公时不但是第一位被日寇杀害的外交公使，更是民国建立以来第一位抗日烈士。当日在济南内外的中国军民伤亡达6000人以上，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五三惨案”。这时日本鬼子给蔡公时47岁生日献上的“大礼”，也是对中国当局的最大侮辱。宋朝陆九渊说：“耻存则心存，耻忘则心忘。”
那一天，经四路基督教堂的钟声，哑灭如死。
希罗多德说：“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我没有在此倡导狭隘的复仇。在我心目中，追还道义的不再是以血偿血。未得到雪的耻，就像倒刺一样反插在心底生根发芽，汇为一池水银。碧血如银，那追还道义的水银，必将那些黑血、脏血、污血、臭血、狂血，连同他们的机枪、枪刺、指挥刀、阴翳情怀和从不认罪的苟活者一并浮将起来，托出历史的地表，让他们在蔡公时等人碎裂的肢体面前，重新来一次拼凑与还原：人，是那样的神圣。而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当一个民族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反而喋喋不休地来指责受害方：为什么不一笑泯恩仇？！
根据济南的老人们回忆，在1929年日军撤离济南后，被毁的西门城楼上，垂挂着两幅蓝底白色的大幅标语，上面写着：
你看见吗
你记得吗
蔡今明至今不明白的是……
蔡公时比铁铉多活了10岁，多了10年的风霜雨雪，他们的尸骨均未找到。骨架也不向篡位者俯首称臣的铁铉，可谓忠；脔割加身也绝不向侵略者下跪的蔡公时，可谓烈；更进一步，在国家弱力、狼奔豸突的时刻，他只能用他的206块骨头，完成了一个中国人的“人骨拼图”。张承志在散文《杭盖怀李陵》中也悲怜忠义的古人，评说道：“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绝不正面而跪，绝不俯首！但历史上衮衮诸公的“面与首”，因叩头捣蒜而头破血流，因鞠躬过猛而断肋折腰，早已经构成了双重意义的的“面首文化”，并成为苟活者们理直气壮的理由。尽管如此，蔡公时等17人用一块一块的碎骨，彻底堵死了这道窄门。他们唯一知道的是，唯有用这些碎骨残肢，才能重新焊合家与国的斗栱和脊梁。这恰是17烈士高于铁铉之处。
蔡公时壮烈殉国，厄运降临在一双儿女头上。
陈忠告诉我：蔡公时的女儿蔡今明就在济南！
我请济南市中区文联设法联系。一拿到对方地址，我和陈忠直奔30公里之外的“舒心港湾敬老院”。
敬老院为“重骑集团”所建，位于市郊济微路。敬老院负责人是一位美女，一再叮嘱我不要多提往事，说老人提起往事就“不能自持”，就将“陷入自言自语状态”。当她坐着轮椅被护士推到我跟前时，她矮小、瘦弱，善意，眉宇之间却隐隐有一股昂然刚毅之气。她向我伸出手，开口是标准的北京话：“欢迎你，从天府之国来的记者！可惜，我没去过成都。”
老人的手，有力而干燥。看见我举起相机，她特意挪动了身体，让表情显得更自然一些：“没人相信我能活到这把年纪，我自己更是没有指望过。因为我自幼身体不是一般的差，基本上就是半条命。嘿嘿，哪知道一路磕磕绊绊、过关斩将还是过来了。你看，我不是挺好吗？”哦，看不出老人还挺幽默呢。
“你说说，大热天的你们跑这么远来，还带水果来看我。是想听我讲父亲蔡公时呢，还是想听听我的故事？”老人话锋锐利，切入主题。
“两者都想听！”
“我父亲的事儿，彪炳史册。纪念馆里都有，你们看了那部专题片吗？我想多讲讲我的经历……我以前名字，姓查，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镛的查，我叫查学敏！”
蔡今明有一个哥哥叫蔡今任（那时叫蔡灿），父亲遇害时6岁，他后来进入了国民政府专门为烈士子女创办的遗族学校，后考入中央警官学校，1948年他与郭景鸾去台湾，哥哥做了警察，直至退休。蔡今明话锋一转：“实话实说，我并不清楚我母亲的具体来历。史料上说，蔡公时在九江初娶姚氏，讨伐袁世凯失败后遭到官府抄家，蔡公时被迫出走，姚氏忧思成疾，病故于母家。后来一个漂亮的文艺小姐来到他身边。郭景鸾是毕业于香港华仁书院的望族小姐，他们于1918年在厦门结婚，并一起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但是我对此有些怀疑。为什么？因为从懂事起我就被邻居、小孩喊作‘小日本’，受尽侮辱……我和哥哥的处境天壤之别。我可以肯定，我不是郭景鸾所生，后来知道哥哥也不是。郭景鸾与蔡公时是‘文艺夫妻’，她没有生育能力。我可能是父亲与另外的女人所生。郭景鸾把我搁下一走了之，从此没有一丝消息。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她从来没有来找过我。是母亲的做得出来吗？哎，人啊，人！”
我咂摸着“文艺夫妻”这个词的含义，凝望老人。她很从容，睁大眼睛反过来盯着我：“夫唱妇随，比翼双飞。郭景鸾是个唱戏的……”
蔡今明自幼就患上了“痹疾”，其实就是软骨病。当时肚子肿胀很大，头发掉了很多。母亲郭景鸾抱着她从南京来济南寻找父亲尸骨，顺便让父亲好友查尔炽先生给蔡今明治病。查尔炽曾任山东栖霞县长，卸任时赠送县上1000大洋，开始在济南行医为生。他与第一夫人费氏的儿子叫查禄昌。查尔炽在天津的兄长无子，按当时风俗，他就把儿子过继给兄长。查尔炽在济南娶第二夫人李氏，未曾生育。他精通中医，擅长治疗儿科疾病。蔡今明认为，查尔炽见她病情严重需要长期诊治，更关键在于他仰于蔡公时的大义，就提出收养她。郭景鸾考虑再三后，同意了。他后来给她起名查学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