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峰
我现在回头想想，发现我年少的时光并不愉快，好多问题无法改变的时候，老是寄托于遥远的未来，仿佛时光是一把利刃，年月的磨炼使得一切矛盾都可以解决。前几天失眠我回想起往事，算算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至少在那几年里，这些梦想，这些蒋峰之梦，才令我在少年时期不至于绝望到去当小混混。因为梦想的缘故，我保住了孩童式的高贵人格。
就在一个月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大群孩子看着“神六”飞天时嚷嚷着长大要当航天员。我当时就想，换作一年前这帮孩子的梦想没准还是当百米跨栏的运动员。确实如此，虽然年幼的人通常都拥有高贵的人格，但总由于在平坦的荒原上，根本就不知道向哪里走才能接近理想的终点。我见到太多这样的例子，他们最终在现实中失去高贵。
我也曾有过善变的年纪，十岁之前当我明白牛顿是那么棒，笛卡儿是那么神奇，也曾想过整天埋在一些科技书籍里当一位科学家。之后忽然看到科学原来只是哲学的分支，又另改方向，以为在朝更高的山脉登去。直到十三岁那一年，我在一瞬间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随之而来的蒋峰之梦像剧场里的荧光棒一般足以令我遥想天空。
五分钟前我还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件事写下来，我已经在很多地方说了那我以为是中规中矩的话。譬如我说我会一直写下去的，我说我觉得写作是通往永恒的途径之一。可是这些话在某种环境下是如此可笑。我看到不少关于写够了就不写了，反正已经成功了的言论，奇怪的是还有很多根本就没写什么却自称自己充满热情的无耻之徒。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一位有头脑的人都应该质问自己该不该讲真话。就好像一群树上的猴子，上面几只吃够了桃子跑出去找香蕉，下面根本没爬树的猴子也看着远方的香蕉装腔作势地宣称自己一定要吃到桃子。那中间还在努力往上爬的猴子却发誓这一生只吃桃子，而且还坚持要摘那只最高的谁也摘不到的桃子。这不是显得很迂腐很滑稽吗？
中间的猴子应该说什么呢？他们该对记者说，妈的，这树皮真好，我当磨爪子了。然后暗中使劲向上爬。
我现在住在1306，打开窗户可以看到十二层以下的北京。我刚刚对着窗口抽烟的时候就想，把这些写下来也无妨。至少我以前在半斤酒下肚突然觉得对方很真诚的时候，也曾讲过这件事。要是在写和说只能选择一种途径讲真话的话，可能写下来是最真诚的方式。这样以后就可以对那些不读书的记者放开了扯，我说老子写书就是玩票，赚钱维生，赚钱恋爱，赚钱去赌，要是哪天中了头奖，老子才不跟这些方块字搅成一块。
上节说在十三岁，好像是一九九六年，美国一个叫丁肇中的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因为学校组织观看他的录像，我们第一次知道这是一个多有影响力的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份录像。丁肇中，这个起着有板有眼的中国名字的科学家，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中国话，他不会中文。
我清楚地记得语文老师在之后那节课的凝重表情。她没有翻开课本，更没有在黑板上写过一个字，她只是就她所知的从炸弹之父讲起了这个奖项的历史。“没有一个中国人，”她说，“如果不想受辱的话，我们倒是能找到无数理由安慰自己。”后来的一些原话我记不清了，大致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者的身份不确定，而经济学奖及其他科学奖项必须拥有一个团体或者高级实验室。“唯一靠我们一己之力就可以做到的是，”她以这样的一句话结束她的语文兴趣培养课，“驾驭我们的文字，写出最好的华语作品。”
二〇〇五年春节前我在长春和几个初中同学打麻将，他们奇怪我怎么就混成了一个作家。他们早已忘记那堂课里所听到的话。然后总还是有人放在心里，那一天我就没有上课，骑着车跑到书店乱转。几个小时我翻遍书架所有此类的书籍，有一篇提到中国曾有四位作家被提名——我至今无法考证是否真实——鲁迅，老舍，艾青，北岛。
我的初中同学已经忘了那年冬天的语文课了，还好他们记得语文老师的名字。就在去年夏天有人还曾经碰到她。我同学告诉她，那个蒋峰，现在都出书了。十多年过去了，她早已想不起来有谁能用这么帅的两个字当名字。几句敷衍她又问起其他人的近况，显然我同学对此还不满意，他不断提示她，“就是那班长，想不起来了？总考第一那个。”我的老师坚定地摇了摇头：“那我就更不记得了，我就能记住你们这些流氓。”
回到前面那话题，我再一次承认语文老师所做工作的意义。的确，三千多天之后，杜老师实在是没理由再记得我们。我妈妈在我报考那年希望我当名老师，我没同意。我对她解释我想在更广的范围内散布我的想法。可是这至少要取决于是否有人读你的书。这点我发现我想错了，讲话不好玩不忧伤的话，没人愿意听你扯什么。而老师不一样，他可以拎你耳朵对你讲，相比书籍而言，他们能够如此直接有效地对那些高贵的孩子们指点此生的终极目标。可能她自己也没能想到，她年复一年的授课曾经给多少孩子指引过方向。
写感激的文字通常都会生涩，可我最应该做的就是不停地喊出谢谢。我几次想联系到杜老师却归于失败。有的时候，一个人被很多她想都想不起来的人默默感激该有多棒。
十三岁之后的六年里我阅读了大量的好小说和坏小说，一九九七年接触到王小波让我明白自己今后注定要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无意把这篇后记写成像《我为什么要写作》那般精彩的文章。事实证明我还没有能力跟在上世纪华语最优秀的小说家的后面。我越来越看清楚自己要走的路其实还有很长，就仿佛我渐渐发现并不是每一个蒋峰之梦都可以在时间一到自动展开。
我从二〇〇一年开始写作，到启动这本书前已经完成了三个长篇和几十个短篇。二〇〇五年九月我在《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诱导下，顺着他的观点说多出书不如多看书。我朋友在见报后质问我就你丫出书最多，还劝我们别写书。后来想想我应该把这观点拿掉。写好小说的人都知道，我们所遭受的最大折磨不是才华枯竭无从下笔，而是有那么几个故事不时晃在眼前挥之不去，直到你把它写出来。《淡蓝时光》是其中一个，它使我在路上又可以扔掉一个包袱。
本书从二〇〇五年五月写下第一个故事，到十月中旬修改完稿。全书都写于长沙的一个六楼阳台上。中间曾因事去过两次上海，两次北京，一次千岛湖和一次武昌，几乎每一次的出门都会改变我的想法。第一个版本有一百个故事，因为担心篇幅的短小及风格的雷同，我大刀阔斧地删掉了三十六个故事，留下第二个版本。几经修改，我将一些元素融在同一个故事里，就成了现在五十个故事的版本。
本书出版前曾在《上海青年报》开专栏，感谢编辑周怡倩的刊登。另外美女张悦然也为本书作序，相比这篇不知所云的后记，那篇序言非常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