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于世，做人不能失真，为人处世，唯真为贵。真者，乃随我心，乃坦诚，乃真挚……于人于己，都以诚相待，不自欺，不欺他，不违天，一生坦荡荡，光明磊落，不忧不惧。清朝申居郧说：“世间好看事尽有，好听话极多，唯求一真字难得。”可见，真，可求，却难得。但是梁先生却是人尽皆知的“真”人，其真从何出？从何得？我们不妨细细品读一下梁先生的“真”智慧。
弃规矩，从我心
梁先生语录：
我早就学会了使自己顺从内心的声音。我乐于顺从这种声音，如果背着它行事，是困难和痛苦的。
中国古训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但伟大的诗人泰戈尔却说：“那些仅仅循规蹈矩过活的人，并不是在使社会进步，只是在使社会得以维持下去。”而喜剧艺术家卓别林也说：“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能够打破常规，完全自由进行创作，其成绩往往会是惊人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对整个社会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有的时候，循规蹈矩是行不通的。相反，人们必须打破常规，抛弃规矩才能办好事。而为人处世，更是如此。
尽管说，没有规矩，不成体统。比如我国古代的“三纲五常”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亲疏贵贱有差别，进而以此为规矩，严格规定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营造和谐社会的有力武器。但是，从另一层面来看，这也算是一种糟粕。
但是，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纵然是在今天，男女之间，上下级之间等，仍然存在着礼仪的束缚。这仿佛已是一种不可违逆的规矩。但事实上，这是一种歧视，有辱尊严与人格。
所以说，人生于世，很多时候，我们要摒弃这样的规矩，才能与人为善。在上者，不能以权自居，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样子；不能以利为重，俨然高人一等的姿态……
更主要的是，很多时候，即便自己“明知不可为”，却仍要死守规矩而“为之”，这不仅是固执与呆板的表现。可以说，这也是虚伪的表现，有违自己的真性情，容易成为一个“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更可能因为依顺规矩而让自己的良心备受谴责，憾恨终生。
人生中，不论是在电视剧情节中或者是小说情节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出于某种需要，医院可能会定下一定的规定。依照医院的某种规定，在很多突然情况或是极端情况下，医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但是，也有很多医生秉着自己的正义感与责任感，会愤然不顾医院的规矩，用尽全力去抢救病人。与其说这样的医生医术高明，不如说他真诚。因为他敢于打破规矩，依从自己的真心去行医救人。看似简单的事，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孟子》中有这样的记载：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欤？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授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授，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授之以手，权也。它所告诉人们的道理便是，尽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存在，但嫂子落水快淹死时，小叔子不能再遵循这样的规矩，相反，须得抛弃它，毫不犹豫地拉她、救她，这是“权”（变通），否则，见死不救，就是豺狼。
事实上，这不仅是一种变通，也是一种遵循自己真心的表现，表现为真诚。若不然，心里明明想救人，却还是墨守“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眼睁睁地看着嫂子淹死，这不是死板的表现吗？不也是虚伪的表现吗？
人生于世，做人不能这样。相反，应当弃规矩，从我心。内心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做，而不能因为规矩藏匿自己的真心，这是极为虚伪的表现。于己，是极为压抑的事；于人，是极为固执与虚伪的形象。
要知道，这世上的规矩，多是人规定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很多时候，规矩不等于真理，恰恰可能是谬论。为什么当年鲁迅会不断批判吃人的“封建礼教”？其缘由不外乎其不合理性与错误性。
再者，做人贵在真诚。一个连自己的真心都不敢面对与承认的人，他还能对谁真诚？所以说，人生中，很多时候，我们要摒弃规矩，把自己的真心说出来，表现出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诚实在的人。这也是懂得变通，有灵活性的表现。这样才能如梁先生所言“不受制于物而恒制胜乎物”。
人们称梁先生为“中国的脊梁”，因为他真。可以说，梁先生一生认真做事，认真做人，不违心，不虚伪。他痛斥陈规老矩对人的戕害。而他本人也敢于打破规矩，从自己的心，说真话，说实话。
人生于世，做人之道，不可失真。规矩面前，也要敢于挑战，敢于跟着自己的心走。这样，才算是一个真诚的人。否则，其虚伪昭然若揭。但是，这并不是说，一切规矩，都摒弃，都不放在眼里。相反，要有分寸与取舍。这样，方为一个知书达理，却又真诚的人。
狂傲不羁不失真
梁先生语录：
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每每读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样的诗句的时候，就无法不钦佩李白的才华。诗中有苦，有泪，更有勃勃生气——狂傲不羁，诗人将自己的真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生于世，做人也应当如此，纵然狂傲不羁，也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真性情，不失真。
历数古代文豪，狂傲不羁者，唯有不失真之士才最终卓有建树。不然，轻则可能处处得罪人，终生抑郁不得志；重则惹上杀身之祸。比如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有清高之气，也有狂傲之气，但是他的狂傲不乏真味，因此，他能表里如一，一生躬身耕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也便悄然而至了。正因为陶渊明狂傲不羁，但又不失真，所以他的为人与品格，为人们所敬仰与钦佩，而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深为世人所赞扬。而王安石的狂傲不羁却失了真。何以见得？王安石曾宣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据说王安石这“三不足”出笼后，引起同仁的质疑，人人以为这是大逆不道之语。他这三句话，虽然气魄可赞，勇气可嘉，甚至文采斐然，但是，却因过于狂傲而失了真。而他本人也一度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正因为王安石有这样的缺点与毛病，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要走向成功是百般艰难的。
由此可见，狂傲不羁而不失真是一种难得的处世之道，更是一种难得的为人之道。人生于世，我们可以做一个狂傲不羁的人，但是不能失真。此其一。
其二，狂，要有狂的资本。不能疯言疯语，也不能自以为是。盲目自大的狂，注定是要栽跟头的。更为具体地说，狂傲，不能成为人生的目的与生活的姿态，只能把它作为彰显自己的气质、才华与能力的一种方式而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东汉末年祢衡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但也是一个狂傲不羁的人。言语之中，都有“别人比自己低一等”的意思。起初，祢衡来到曹操的新都许昌，试图寻求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有人劝他和司空椽、陈群、司马朗等人结交，但是他却说：“我怎么能跟杀猪卖酒的人在一起！”又有人参拜尚书令荀彧和荡寇将军赵稚长，但是他却愤怒地说：“荀某白长了一副好相貌，如果吊丧，可借他的面孔用一下；赵某是酒囊饭袋，只好叫他去监厨请客。”
后来，祢衡与颜回、孔融结交，情投意合，非常要好。孔融竭力把祢衡推荐给曹操，希望曹操重用他。谁知祢衡看不起曹操，他不但不去见曹操，还把曹操臭骂了一顿。这话传到了曹操耳朵里，他非常恼怒，但是囿于时局的需要，曹操没有亲手杀祢衡。后来一怒之下把祢衡送给了刘表。
刘表很欣赏祢衡的才华，但是祢衡狂傲自大，目中无人，把他的同仁得罪了个遍，最后连刘表他也不放在眼里了。说话时，总是含沙射影、讽刺重重，非常难听。刘表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因此，他容不得祢衡的放肆与无礼，一气之下，便把祢衡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身边去了。
一开始，祢衡的能力深得黄祖之意，黄祖曾说：“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然而令人咋舌的是，有一次，在黄祖的宴会上，祢衡公然骂黄祖：“你这个死老头，你懂什么？少啰唆！”黄祖气急，便发令大打祢衡一顿，结果祢衡不服气，更摆出一副狂傲不羁的样子，把黄祖贬低得一文不值。黄祖忍无可忍，命人立即杀了祢衡。祢衡死时才26岁。后来，颜之推评价祢衡，说他是“诞傲致陨”。
所以说，与人相处，可以做一个狂傲不羁的人，但是，却不能做一个没本事反倒自以为是的人，更不能如祢衡一样，将狂傲不羁当做是为人处世的唯一姿态。相反，我们应当如梁先生一样做一个把狂傲不羁作为体现自己的实力的方式，并且，即便狂，纵然傲，也不失真。这样一来，即便当时可能得罪人，但是，其真实、坦诚的品格仍为人们所共睹。
1946年5月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惨案，梁先生当时是民盟秘书长，在听到惨案消息后非常愤怒，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一字一句，无不彰显梁先生的狂与傲，然而也不难感受到他真挚的一面。最后，梁先生亲自赴昆明调查真相，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于天下。试问，若是梁先生敢狂言狂语，却不能身体力行地去调查真相，其为人能深得众人的认可、赏识与钦佩吗？答案不言而喻。
人生于世，为人当如梁先生一样，既有狂傲的资本，又能狂而不假。这才算是真正懂得处世为人智慧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诚的人。
为人要尽力而为
梁先生语录：
人生只有尽力，尽力才有坦白之可言。坦白决不是没有羞恶，没有判断，它是要使每个人从坦白真实里面来认识自己，来发挥各自的生命力。
有人说，世上不怕马虎的人，就怕认真的人。凡事认真就好办了。比如学习，若是能本着认真的态度去钻研，去解决问题，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梁先生一生的卓著成就，也得益于他的认真。人们为什么喜欢“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的故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大家喜欢愚公和精卫那种执着而又认真的精神。可以说，人生中，几乎每一个阶段都在强调认真的可贵之处。
生活如网。身处世间，为人处世是一个人毕生的事业。因此，做人之道，至关重要。我们如何才能让自己在生活这张网中脱颖而出？其秘诀不外乎梁先生所强调的“尽力”。为人尽力，才能言而有信，才能一生坦诚，才能与人为善，才能无愧于心。不然，与人相处中，凡事都为自己找理由，答应别人的事中途却又借故推脱，或是敷衍了事，都难以见真诚，更不会出真心。
梁先生告诫自己的学生说，如果力量没尽到而搪塞掩饰，这是虚伪；如果力量没尽到而把懒惰摆出来给人看，这便是无耻。这两者是毁灭生命的凿子。不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是如此。只有尽心去做，尽力而为，才能认识真正的自己，更能示他人以真诚。若不然，要么是无赖之徒，要么是虚伪之人，总之，难得他人的信赖与认可，如此一来，真诚的自我，又从何而得？
所以说，为人要尽力而为，方能成就真诚的自我。
尽力而为，需要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人。英国有句谚语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帮助他人的妙处所在。事实上，纯粹出于自己的心愿，尽力帮助他人，也是真的表现。遇人相求，尽力而为，方可见其真，即便有心力，不能如愿，也不失真。不然就是虚伪，是造作，实在令人厌恶。
梁先生在治学上，是个极为认真的人，在处世为人上，亦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每有人相求，他总是竭心尽力地帮助他人。很多时候，即便别人没有求助于他，他也会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20世纪20年代，梁先生在北平讲演《人心与人生》。梁先生的初衷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是梁先生又担心真正想听他的讲演的学生没钱，于是告诉同学们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有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但是梁先生以为唐君毅是没钱才没去听的，于是托别人给他带去了五元钱。
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梁先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了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尽力保护。听说学生被捕后，他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解放初期，梁先生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帮助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或者用去接济一些处于困难中的晚辈。
袁鸿寿曾评价梁先生：“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先生一生待人都是极为真诚的，特别是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他总是尽力而为，甚至很多时候，完全不顾自己。人们常感其真，其诚。人生于世，在这一点上，梁先生也是我们毕生的楷模与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