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了孟子葬母的故事。孟子在齐国做官,母亲去世后,孟子回家乡鲁国安葬母亲。安葬完母亲,返回齐国的路上,在一个叫赢的地方停歇。负责置办孟母棺木的弟子充虞问孟子,孟母的棺木是不是过于华美了?孟子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给父母办丧主要看两点:一是规格合不合于礼数,二是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财力。只要条件允许,就应尽力往好处办,这才算是尽了人子的孝心。
除了厚葬外,孟子还强调“三年之丧”。《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滕文公在其父亲滕定公去世后,派人去邹城请问孟子如何办丧事。孟子引用孔子的“三年之丧”来教育滕文公,滕文公于是决定按照儒家的厚葬和久丧原则来操办父亲的葬礼。但是文武百官听说后都不同意,理由是,前代君主谁也没有推行过这样的办法,到你身上却要违反传统,那可不行。滕文公没了主意,又派人去请教孟子,孟子坚决地说,这种事情不能求助于别人,关键还是在于太子你自己的决定。上级爱好什么,下级必然对此更加爱好。君子的道德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倒伏。这件事就看太子你的了。来人回国后,禀告了滕文公,滕文公认为孟子说得对。于是在父亲的坟前搭了一个小棚子,滕文公在小棚子里一住就是5个月。他每日以泪洗面,衣食从简,也不理朝政,来吊丧的文武百官看到太子面容悲戚,哭声哀伤,纷纷受到感动,于是不再反对太子的决定,反而夸赞他是一个孝子。
孟子提倡厚葬和久丧,对想要缩短丧期的齐宣王进行了挖苦和嘲讽。齐宣王想要把三年丧期缩短为一年,公孙丑替他辩解说,为父母服丧一年,总比一天也不服丧要好吧?孟子说,这就像是有人在扭他哥哥的胳臂,你却对他说暂且慢慢扭之类的话,能有什么用呢?
孟子的厚葬和久丧的说法,遭到了当时墨家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家学派的观点大多是站在贵族的立场而言的,对于当时那些尚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贫苦百姓而言,是根本不可想象,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今天的我们在学习古代圣贤的思想时,切不能断章取义、生搬硬套。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样才能学以致用,提高自己的学识和境界。
四、《孝经》——儒家孝教育经典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书里面那些精彩的三国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其中有一个夏侯惇“拔矢啖睛”的传奇故事。讲的是夏侯惇为救刘备,被吕布军中的大将曹性用箭射中了左眼,夏侯惇疼得大叫一声,急忙拔箭,不想连眼珠也一并拔出,夏侯惇大喊道:“父精母血,不可弃也!”于是把眼珠放进嘴里吃了下去。在今天看来,把自己的眼睛生生地吞下肚子,是多么荒诞恐怖的一件事,古人怎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呢?读一读《孝经》,就会从中找出答案。
《孝经》在第一章中便写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人的四肢、毛发、皮肤等,都是父母赋予我们的,自己不敢损毁伤残,这是孝的开始。《孝经》全文虽然不过一千八百个字,但是,自从汉代开始,上至皇族贵胄,下至平民百姓,认识汉字之后读的第一本书便是《孝经》。如果要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评选出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显、影响力最大的书来,无疑就是《孝经》了。理解了《孝经》,也就能更容易地理解古人的言行。
两千多年来,对于《孝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一般认为,曾子和曾子的学生,把孔子关于孝道的言论加以记录、整理、润色,最终形成了《孝经》,因此《孝经》是先秦时期儒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儒家孝教育思想的经典之作。
《孝经》认为,人的一生都要行孝。“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少年时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同时服侍好双亲。中年阶段效忠于君王,建功立业。年老时光宗耀祖,扬名后世。之前,孝的含义仅仅是指对父母的服侍,在这里,《孝经》把对父母的孝推广到整个社会,使孝成为所有社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不同的人,行孝的具体方式也是不同的。天子尽心尽力地侍奉自己的双亲,然后把侍奉双亲的这种德行,实施在天下百姓身上,不分贵贱、不分地域地去爱天下人,百姓受到感化,自然会模仿天子的德行,也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目的了。诸侯之孝,主要是尽力保住祖宗世代相传的社稷和富贵。为此,诸侯不能得意忘形,以免惹恼了天子,招来杀身之祸,还要生活节俭,遵守法度,不致百姓造反,招来祸患。卿大夫要想保持家族的长久和繁荣,衣饰、语言、行为都要遵从圣明君主所规定的礼法准则。士人侍奉母亲时充满了爱心,侍奉国君时充满了尊敬之情,只有侍奉父亲时才又爱又敬。如果能用侍奉父亲的这种心情来侍奉上级,自然就能保住自己的俸禄和职位了。一般的老百姓,只要能做到顺应农时,种好庄稼,勤俭持家,就能很好地孝养父母了。
世间孝行多种多样,真假难辨,那么孝与不孝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孝经》给出了“五要”和“三不要”的评价准则。
《孝经·纪孝行章》写道:“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有孝心的子女,第一,日常生活中侍奉父母,要常怀恭敬之心,饮食起居多加关注;第二,奉养父母时,要和颜悦色,使父母心情愉悦;第三,父母生病时,要心情忧虑,急请医生诊治,并亲奉汤药,直至父母痊愈;第四,万一父母不幸亡故,要表现出哀伤痛苦的神情;第五,在祭祀亡故的父母时,要怀有敬仰肃穆的心情。在儒家看来,如果一个人在侍奉父母的过程中做到了上述的“五要”的话,那么,就家庭这个层面来说,他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孝子。
然而,从更高的层面上看,仅仅做到这些还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考察他在社会上的表现,能否做到“三不要”。“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第一,身居高位,不要骄傲蛮横;第二,身居下层,不要为非作歹;第三,在广大民众中间能够和睦相处,不要与民众争斗。文中接着解释道,身居高位却骄傲自大,会招致灭亡;身在下层却为非作歹,会遭受刑罚;在民众之间争斗,会招来杀身之祸。如果骄、乱、争这三种恶行不能戒除的话,那么,即使天天用牛羊猪来供养父母,也仍然是个不孝之子。
《孝经》除了提倡对父母的孝,对上级的孝(又称忠),同时还旗帜鲜明的反对“愚孝”和“愚忠”。这一部分直接继承了孔子的“谏亲”思想。《孝经·谏诤章》中记载,曾子请教孔子说:“敢问,是不是做儿子的只要一切都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以称得上是孝顺了呢?”孔子感慨地说:“这是什么话呢?这是什么话呢?根本不对啊!从前,天子身边有七个敢于直言相谏的重臣,即使天子无道,他也不会失去天下;诸侯有五位辅佐大臣,即便诸侯昏庸,也不至于亡国;卿大夫有三位负责任的家臣,就算他很无能,也还不至于失去封地;士人身边如果有直言相劝的朋友,就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好名声;父亲身边有敢于劝谏的好儿子,就不会陷入不义的境地。因此,如果父亲做了不义之事,儿子一定要直言相劝;君王有不对的地方,大臣也一定要犯颜直谏。所以说,对于不义的事情,一定要去劝谏。如果只是一味遵从父命,哪里能算得上是孝呢?”父失则谏,是《孝经》思想中的闪光点。《孝经》将“孝”与“顺”分开来讲,孝并不完全是顺,相反,如果父母做法有错,子女不去劝谏,还要顺从父母,这就是不孝了。
对于父母的错误要劝谏,对于君王也是一样,古代历史上不乏冒死犯谏的大臣,最著名的当数清官海瑞了。明朝的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日沉迷于求仙问药,祈求长生不老。嘉靖皇帝为人刻薄,敢于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的大臣,不是被杀头,就是被革职、充军,因此满朝文武没有人再敢批评他。海瑞明明知道给皇帝上奏折批评劝谏,肯定会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决心以死犯谏。海瑞先遣散了家人,安排好了后事,还给自己买好了棺材,诀别了妻子儿女,这才把奏折呈给嘉靖皇帝。海瑞在奏折中批评嘉靖皇帝求仙问药,不理朝政,大兴土木,耗尽民财,还讽刺“嘉靖”的年号就是“家家户户干干净净”的意思,虽然自比尧舜,其实连汉哀帝都不如。果不其然,嘉靖皇帝看后非常生气,把海瑞抓了起来,不过,不到两个月嘉靖皇帝就死了,他的儿子明穆宗即位,不仅把海瑞放了出来,还官复原职了。从此,海瑞买好棺材,以死劝谏的故事备受赞扬,广为传颂。
《孝经》把子女对父母的孝扩展到对君王、对他人的孝,使孝成为一切社会行为的准则,深深地影响了古代社会的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人际关系。《孝经》不仅对殷周时期的“孝道”有所扬弃、继承和发展,而且囊括了先秦儒家学派孝思想的精华部分,是古人进行孝教育的必读书。认真研究学习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今天开展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与和谐人际关系建设仍有裨益。
五重法轻孝——法家的孝教育观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流派之一,代表人物主要有商鞅、韩非子、申不害、慎到等人。法家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和君主的权势,对于人伦道德并不十分提倡。
商鞅“南门立木”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商鞅对法律的重视。商鞅来到秦国实行变法之初,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主要的困难是百姓不遵守法律,将政府颁布的条文律令当作耳旁风,很少依法行事。于是,商鞅找人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抬来一根朽木,并贴了一张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朽木抬到都城南门,政府奖励百两黄金。很快,人们都纷纷拥上来看这根木头和告示,看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人站出来抬木头。大家都想:木头不算沉,这里离南门也不远,一般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能办到,这么容易的事情奖金却有百金,太不合常理了,肯定是骗人的!于是,朽木在原地好几天了,也没有人来抬。这一天,有一个憨憨的小伙子,看到告示后,十分高兴,什么也没多想,抬起木头就往南门走,路人看到抬木头的小伙子,纷纷嘲笑他傻,被人骗了还不知道。没想到,小伙子把木头抬到南门后,政府果真给了他百金的奖励。这下人们傻眼了,原来自己才是真正的傻瓜,眼看着自己能够轻易获得的百两黄金没了,肠子都悔青了。从此,政府的法令没人再敢质疑了,终于达到了令行禁止的目的。
法律是不讲人情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孝子犯法也应该一视同仁,不能给以任何宽待和优惠。商鞅重视对法律的遵守,必然看轻了孝子和孝行,认为孝子的行为不应该受到褒奖,也反对父母对孩子的慈爱。“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在商鞅看来,父母的慈爱只会让孩子变成逆子,而不是孝子。在他的《商君书》中,法家的“刻薄寡恩”充分得以体现。商鞅把“孝悌”看成是祸害国家的“六虱”之一,此外还有礼乐、诗书、修善、诚信、贞廉、仁义、非兵、休战。这“六虱”是国家衰亡、百姓贫弱的根源,必须抛弃这些道德仁义的理论,重视法律和军队的建设,才能“天下莫能犯”。
除了商鞅外,法家的慎到提倡用君主的权势压制群臣百姓,申不害提倡君主要善于用各种权术和阴谋手段来治理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反对用儒家所提倡的人伦道德来教化百姓,也都反对提倡孝道。其中,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商鞅的重法思想、慎到的重势思想和申不害的重术思想结合起来,彻底推翻了儒家的孝道观,建立了一套法家自己的孝道观。
韩非子是战国后期韩国王族的宗室子弟。韩非子曾跟随荀子学习“帝王”之术,韩非子生活的年代,韩国内部风雨飘摇,外部又有强秦虎视眈眈,已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了。怀有强烈爱国之心的韩非子屡次面见国君,陈述变法思想,但是韩非子有严重的口吃毛病,说话结结巴巴,韩王很不耐烦地打发了他。韩非子满腹才华无法表达,又无人赏识,内心苦闷。于是他发奋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把这些文章集结成书,取名《韩非子》,共约十几万字。韩非子虽然口吃,不善言谈,但是写文章却文思敏捷,气势磅礴。他的文章不但逻辑性强,还用了很多生动有趣而又贴切的比喻。其中像“滥竽充数”、“讳疾忌医”、“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均出自韩非子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