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避家讳上犯有错误，官员要么被罢官，要么受到法律的制裁。唐宋的法律中都明确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不少心存侥幸的人为了圆自己的做官梦，即使是明知犯了父祖避讳也不舍得放弃已到手的官位。而一旦东窗事发，被人揭露出来，便不仅会被贬官除职，而且有牢狱之灾。如唐代郑云逵参奏他的弟弟郑方逵直呼亡父的姓名，并要求朝廷惩处郑方逵。朝廷在查明郑云逵所言属实之后，马上贬黜了郑方逵的官职，并下令将其禁锢。
当然，除了依法避讳父祖名号外，更多的人是基于自己的一片孝心而避讳父祖名号。《世说新语》中记载，东晋桓温的儿子桓玄被任命为太子洗马，特地设宴请客以示庆贺，席间有为宾客嫌酒太凉，便让侍从去“温一温”酒。桓玄听到“温”字，马上联想到了自己的亡父，因此痛哭不已，弄得那位宾客也一脸尴尬，羞愧难当。从桓玄的表现来看，避讳父祖姓名，尤其是避讳已故父祖的姓名确实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因字符相同，而让生者联想到亡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生者对亡者的哀思。古人讲“入门而问讳”为的就是避免出现像桓玄那样的尴尬局面。
但也有一些人，过分得看待了避讳父祖名号，不仅在说话写字中要避讳，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处处不忘避讳父祖名号。宋代的刘温叟与徐积便是两个典型案例。刘温叟的父亲叫刘乐，为了避讳“乐”字，他不仅终身不游中岳、东岳，而且也不听音乐。有的时候朝廷举办宴会时会有歌舞乐曲的演奏，他听完之后回到家中，便一边痛哭一边说：“若非君命则不至于此。”徐积的父亲叫徐石，徐积便终身都不使用石头做的东西，遇到石头他从来不踏上去，而是绕道走。有的时候过石桥，他实在是无路可绕了，便让人把他背过去。刘温叟与徐积的做法，也许的确是出于对父祖的一片尊重之情，但这种过犹不及的做法，往往让人不但感觉不到他们的孝心，反而认为他们是在矫揉造作。
避讳制度在中国盛行了两千余年，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才被彻底埋葬。极度的避讳，不仅给世人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而且还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如现在常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由于避讳不当而来。根据范仲淹的《老学庵笔记》记载，田登任郡守时，自讳其名，不许百姓用“登”字及与“登”字同音的字，凡是触犯者都会受到他的鞭笞。于是全郡都称“灯”为“火”。上元节的时候，田登下令放灯三日，供人游观。他的手下为了避讳“灯”字，便写作“本州依例放火三天”，田登也因此为天下人所诟病。古代也有因不满于避讳制度的种种限制而对避讳提出质疑与反对的，但却根本无法撼动它的地位。避讳制度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兴衰而兴衰，充分说明了它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性。现在看来避讳制度似乎是古人自以为是的一种忠孝表现方式，但这种自以为是的忠孝表现方式却恰恰与当时的忠孝观念不谋而合，它为封建社会建立起了一套尊尊亲亲的仪礼秩序，从而对封建时期忠孝观念的推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谥号加“孝”意义大
谥号，是指古代帝王、诸侯、大臣、文人名士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后人根据他们的生平，追加的或褒或贬的称号。谥号分官谥与私谥两种。
谥号是有身份限制的，正所谓：“生有爵，死有谥，贵者之事也。”也就是说有谥号的人都是身份显赫的人。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不同的朝代对谥号获得者的身份限制标准不同，如两晋时期，有官爵和无官爵但有功勋的人都可以获谥；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朝为了拉拢各族上层分子，将给谥的范围进一步放宽；而到了隋朝，官员的给谥资格则严格限制于三品以上；唐代则明文规定，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才有资格死后获谥；此后的宋、元、明、清历朝也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虽然在获谥者身份限制上各朝代宽严不济，但总体看来，谥号基本上都限于顶层贵族。
关于谥号的作用，其实古人最开始使用谥号并不是为了评判死者的功过，而是为了避讳。郑樵在《通志·谥略》中说：“周人卒哭而讳，将葬而谥。有讳则有谥，无讳则无谥。”由此可见，周朝时期给予死者谥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讳死者的名号。因为按照中国古礼，直呼死者的名号是对死者的不敬。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将谥号与死者的行迹联系起来，使谥号不仅有了褒贬评判死者的作用，而且具有了“劝善戒恶”的教化作用。而为历代统治者视为教化之本的“忠、孝”自然也在谥号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忠”字主要被应用于赐给官员的谥号中，能以忠字作谥号的官员必须做到“临危奉主，以忠事朝廷”。如明代的张玉便是一例。张玉（1343～1400），字诗美。他原是元朝的枢密院知院，洪武年间归附明朝之后，由于骁勇善战，为明成祖朱棣所器重，成为朱棣的亲信之臣。靖难之役中，随朱棣起兵，在攻打东昌（今山东聊城市）时战死。明成祖即位之后，追封他为荣国公，并赐谥号“忠显”，以褒扬他为主捐躯的功绩。朱棣的儿子仁宗即位之后，又将张玉的谥号改为“忠武”，以推崇其“临危奉主”的品格。
当然，判断一个臣子是否有资格获得“忠”的谥号，是否做到了“临危奉主，以忠事朝廷”，往往是由皇帝的喜好决定的。而在昏君当政的情况下，这种依据个人喜恶决定的谥号往往就丧失了“劝善戒恶”的作用。如岳飞死后，连谥号都没有得到，而大奸臣秦桧死后，宋高宗赐其谥号“忠献”。直到多年之后，岳飞平反昭雪，宋孝宗才追谥为“武穆”，其后又改为“忠武”。而秦桧的谥号则在宋宁宗时被改为“缪丑”，后又在宋理宗时改为“缪狠”。这才算是让他们各归其位。再如晚清的李鸿章，虽然因镇压农民反抗、出卖国家权益而遭到时人唾骂，但在慈禧太后等人的眼里，李鸿章却是国之栋梁，君之忠臣，无论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还是签订卖国条约，都是救朝廷于危难。因此，在李鸿章死后，被赐予谥号“文忠”，既有“文”又有“忠”，这可以算是臣子谥号中的最高等级。
也有的谥号是纯粹为了满足统治需要，利于道德教化而赐定。如关羽的谥号便在统治者的需要下多次被更改。关羽死后，蜀汉政权给关羽的谥号为“壮缪”，按照郑樵的《通志·谥略》中关于谥号等级的划分，“壮”字属于上谥，而“缪”字下谥，“壮缪”则是一个不好不坏的谥号，一方面“壮”字是褒扬关羽的英勇善战，另一方面“缪”字贬责他大意失荆州。这个谥号对关羽而言应当是比较公允的。但到了后来，统治者们为了突出关羽的忠勇，以为自己的臣子树立榜样，便将关羽的谥号改为“义勇吴安王”、“忠义神武大帝”等。由此可见，此时关羽的谥号已与关羽的实际行迹没有太大关系，统治者注重的是通过赐予谥号的形势，将关羽塑造为一个忠君报国的义士的符号。
如果说以“忠”字为谥是大臣的专属，那“孝”字为谥则基本上成为了帝后们的特权。由于皇帝的谥号基本是在其去世后由臣子与新即位的皇帝商议而定，而秦始皇认为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谥号确定模式有可能让他在死后遭受非议，因此下令废除了谥法。直到汉代，吕后当权时，又重新恢复了谥法。
恢复后的谥法依然明确规定，帝王的谥号先由礼官进行初议，然后由群臣共同讨论，最后由新即位的皇帝进行裁决颁布。刘邦安葬后，为了彰显刘邦平定天下之功，群臣及新帝议定“高皇帝”为刘邦的谥号。汉惠帝刘盈去世后，为了体现“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其谥号被议定为“孝惠皇帝”。自此以后，在谥号中加“孝”字成为了西汉皇帝的惯例。如汉文帝的谥号为“孝文皇帝”，汉景帝的谥号为“孝景皇帝”、汉武帝的谥号为“孝武皇帝”……东汉建立后除刘秀谥号之前未加“孝”字，为“光武皇帝”之外，其他11位皇帝的谥号都是以“孝”字开头。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加之统治政策的转变，除个别皇帝外，帝王谥号中不再加“孝”字。
隋唐建立后，尤其是唐朝建立后，社会趋于稳定，政治清明，“以孝治天下”再次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孝”字也重新回归帝王的谥号。唐初的几位皇帝虽然早先议定的谥号中并没有“孝”字，但在其后的追谥中仍出现了“孝”字。如唐高祖李渊死后最初的谥号为“大武皇帝”，而到754年时，被追谥为“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也在754年被追谥为“文武大圣天广孝皇帝”。自唐中宗李显开始，“××××孝皇帝”成为唐朝皇帝谥号的基本模式。就连禅位于朱温的末代皇帝李柷被害之后也得了个“昭宣光烈孝皇帝”的谥号。
宋、元、明、清四朝基本上延续汉唐帝王谥号必加“孝”的传统。宋朝（包括南宋北宋）先后17位皇帝的谥号中都有“孝”字；元朝虽是由蒙古人建立，但也依照汉俗，为每位去世的帝王拟定了谥号，而且除元世祖忽必烈的谥号为“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外，其他皇帝的谥号也均为“××××孝皇帝”；明朝除建文、景泰、崇祯3个皇帝外，其他获得尊谥的13位皇帝中，有12位的谥号中均有“孝”字，而这一位谥号中没有“孝”字的皇帝明孝宗还是因为避讳庙号中的“孝”字；清朝12位皇帝中除末代皇帝溥仪没有谥号外，其他11位皇帝也都以“孝”字为谥。
除帝王外，后宫的妃嫔，尤其是有幸坐上皇后宝座，或者是未坐上皇后宝座但有幸成为皇太后的德行良好者，其谥号中也往往会出现“孝”字。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最为频繁。清朝在生前被正式册封的皇后，除两人被废之外，其他14位皇后的谥号均以“孝”字开头。
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后，“孝”字在他们的谥号中的频繁出现，充分说明了统治者对孝的重视程度。虽然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即使他们竭尽全力去孝敬父母，也没有可能在死后获得以“孝”为谥号的权利。但作为社会最上层的帝后们以“孝”为谥的行为，起码会产生一种导向，让民众们进一步意识到统治者对孝的提倡与重视。
通过以上分析便会发现，无论是官员的谥号，还是帝后的谥号，谥号的功能是在不断变化的。周人最初设谥号的目的是为了避讳死者的名号，而春秋战国时期，谥号的主要功能转化为对死者的道德评判，而在汉代以后，其道德评判作用则在不断减弱，而“劝善戒恶”的社会教化功能则在不断增强。如果说汉代的谥号还基本上是符合死者行迹的客观评价，那到唐以后，在谥号中肆无忌惮地夸大帝王或某些官员的生前行迹，以及对个别前人的追谥、改谥，则纯粹是为了给世人提供一个行为的标杆，而“忠、孝”则是要首先树立起的两个最重要的标杆。
五、法律劝孝双管齐下
自古以来，法律都被看作是统治者规范人民行为的强制性手段。它所具有的强制性让绝大多数人望而生畏，从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也正因为如此，统治者们将法律视为安定社会、维护统治的法宝，只要将他们所倡导的纳入到法律的管辖范畴，便基本上可以达到高枕无忧的效果。作为历朝历代都大讲特讲的孝，自然也不可能失去法律这重保护伞。自秦汉以来，孝就已经被写入了法律，惩罚不孝子，成为了法律赋予社会的正当权利。
但与此同时，法律与道德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究竟是法大还是情大，往往成为古人争论的焦点。不孝子被治罪当然是名正言顺，合情合理的。但当出现不孝子被治罪无人尽孝及孝子因孝犯罪两种情况时，是应以法为先，还是以孝为先，就会使人处于两难境地。在轻法重情的古代社会中，其结果往往便是法律作出让步与妥协。这也就出现了“存留养亲”、“存留承祀”及孝子复仇得赦免的现象。
归结起来，孝与法律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不孝获罪，二是因孝减罪或免罪。惩罚不孝子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让民众以不孝子为戒；宽宥孝子是为了彰显孝的重要性，让民众心中的孝观念更加深化。从这两方面来看，法律不仅具有强制性，也具有教化性，而且它的强制性是为了教化性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