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旌表促孝应用广
旌表，是古代统治者采用的一种较为隆重正式的表彰方式。早在尧舜时代，旌表制度便已出现。根据《六韬·盈虚》中“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族别淑惠，表其门闾”的记载，可知此时的旌表对象主要为“孝慈者”和“尽力农桑者”，旌表的方式主要为“表其门闾”，即将匾额或碑树在门口以示表彰。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尽力农桑者”逐渐退出享受旌表的范围，忠臣、孝子、节妇、义夫成为享受旌表的主体。而旌表的方式也日益多样化，丰富化。除“表其门闾”外还有赐金银、赐绢帛、免赋役，甚至加官晋爵等。
其中“表其门闾”是最普通常见的方式，凡是被旌表者一般都可以被“表其门闾”，御赐的匾额、碑刻等虽然实用价值较低，但却可以让被旌表者获得名誉上的奖励，而免赋役、赐官位则是实质性的奖励措施，能享受到免赋役、赐官爵的一般是德行特别卓著者。
这种大张旗鼓的表彰，在使被旌表者名利双收，光宗耀祖、流芳百世的同时还具有引导民俗，匡正教化的作用。对普通民众而言，无论是“表其门闾”，免赋役，还是加官晋爵都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在这种强烈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刺激下，百姓往往会自觉地以被旌表者为榜样，进行学习与模仿。而这也正是统治者旌表这些忠臣孝子节妇的真正目的所在。通过旌表，统治者将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有效传达给民众。特别是汉代以后，历朝统治者都标榜“以孝治天下”，旌表孝子忠臣、孝悌义门，就成为他们教化民众，实现治国方略的重要措施。
（一）张志宽、元让因孝旌表得官
提到孝与做官，首先想到的就是汉代举孝廉的制度。其实行孝与做官的联系远不止举孝廉这一种方式，统治者还使用旌表的方式，给孝子加官晋爵。因旌表而获得的官职与因举孝廉而获得官职虽都是源于孝，但程序却不同。举孝廉是国家正式的选官方式，它具有明确详细的步骤与规章制度可循。而且孝廉只是一个统称，并不是具体的官职，要想得到具体的官职，还必须经过朝廷的层层考核。因此，举孝廉程序复杂而烦琐，而旌表相对而言就简单多了。虽然旌表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要经过层层的申报，但是否赐予官职及赐予官职的大小，则一般不需要对孝子的知识能力进行太多考核，它往往由皇帝根据孝子的孝行决定，或者由下面的官员提议，由皇帝点头应允即可。另外，朝廷举孝廉的主要目的在选忠臣贤将，而旌表赐官的主要目的是给予旌表者以奖励，并教化民众。当然因旌表获官的孝子们也不可能是目不识丁之人，一般只有孝子中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才会享受到赐官的殊荣，只不过与举孝廉相比对文化水平的要求要宽松一些。
张志宽为隋末唐初蒲州安邑人，非常孝顺。他的父亲去世后，他悲伤过度，差一点因此丧命。连强盗都被他的孝心孝行所折服，从不到他家附近抢掠。后来，张志宽当上了里正。有一天，他突然跟县令请假说母亲病了，要回家探望。县令问他是如何知道母亲生病的。他说：“过去我母亲生病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而近日来我觉得心一直在痛，所以我推知是母亲病了。”县令听后，斥责他是一派胡言，并将他逮捕入狱。为了证实他的谎言，县令立即派人去张志宽家查验，不料竟发现张母果然病重。县令立即释放了张志宽。后来，张母死后，张志宽用手一掊土、一掊土地为母亲堆起坟冢，又亲手在坟边栽上松柏，以表达对母亲的孝心。唐高祖李渊知道此事后，不仅遣使上门吊丧，而且对张志宽予以旌表，赐予他员外散骑常侍（相当于皇帝的顾问）一职，并同时赐予了一些金银丝绸。
元让，也是唐代的一名孝子。他在不到20岁时便已通过了明经科的考试，获得了参政为官的资格。年纪轻轻，便已及第，这让无数还在科举路上奔波的举子羡慕不已。但元让却毅然辞官回家，因为母亲有病，他选择了留在家中照顾母亲。他每天忙于为母亲煎药、做饭、洒扫，将母亲伺候得无微不至。这一忙便是10年。据《新唐书》记载，元让为照顾母亲竟“数十年不出里巷”。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搭建起茅屋，为母亲守丧。由于依然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伤中不能自拔，他在守丧期间不梳头、不洗澡，也不喝酒、不吃肉，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咸亨年间，监理国政的太子知道了他的孝行，下令旌表其门。这使元让在当地名声大振。永纯元年（682），巡察使再次向朝廷上书，禀奏元让的卓越孝行，朝廷再次予以旌表，选任元让为太子右内率府长史（官职名，负责率领太子东宫的护卫、侍从等）。此时的元让已树立起了较高的威望，在任满回乡后，乡邻之间发生了矛盾和诉讼竟都不去州县府衙解决，而是找元让裁决调解。由此可见在同乡人的眼中，元让已经由一个孝子转变成了正义公平的代表。
武则天圣历年间，元让再次被朝廷授予太子司议郎（官职名，主要掌管侍从规谏，驳正启奏，并负责记录太子言行）一职。在他入宫觐见武则天时，武则天对他说：“爱卿既然能孝于家，必然能忠于国。现在授予你太子司议郎一职，你应当明白我的意思，以孝敬之道辅佐太子。”元让自然是谨遵武则天的圣意，尽心尽力辅佐太子。可惜的是，元让在进京入职后不久，便去世了。
元让之所以能三次得到朝廷嘉奖，两次获得官职，从武则天的这一番话便可以窥知缘由。第一是因为他能孝于家，所以必然能忠于国；第二便是希望以元让为榜样对太子进行孝教育。这也就印证了前面所说的以赐官爵的方式旌表孝子的目的所在。
无论是张志宽还是元让，都应是具备了一定的知识水平的。尤其是元让，已在科举考试中中明经科，具有了相当的学识。张志宽虽然没有关于他文化水平的相关记载，但能当上皇帝顾问的人必然是具有一定的学问与能力的。无论是张志宽的员外散骑常侍郎，还是元让的太子右内率府长史、太子司议郎，都是朝廷中举足轻重的职位，但根据典籍的记载，其获官的过程却是相对简单。
除孝子在旌表中可以获官外，政府对于那些积极倡导孝行，以孝治理地方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官员也通常会采用升官的方式予以旌表。如汉代的黄霸，在治理颍州期间，因其治理有方，当地的孝子、悌弟、节妇大量涌现，有效推行了政府“以孝治天下”的宗旨，因此被赐爵“官内侯”，赏黄金百斤，并享受两千石的俸禄。
以赐官的方式旌表孝子，使不用科考也能做官成为可能。对于那些略有才略，而又难以在科举之中获得一席之地的人而言，行孝入仕便成为了他们的又一选择。不得不说，加官晋爵式的旌表方式对于这些略有才略的人而言，其教育效果是要好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民众的。而以升官的方式旌表教孝有方的官员，则进一步推动了官员加大对民众进行孝德教育的力度。
（二）贾恩、郭琮旌表免赋役
赋税、徭役是古代统治者对人民进行剥削的主要方式。以缴纳钱粮为主的赋税，是国家机构、军队等各项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物质保障，而以男丁服役为主的徭役、兵役则是国家修建大型工程，进行对外战争的主要人力保障。虽然在今天看来，交税、服役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在封建社会中，繁重的税收及差役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致使民不聊生、妻离子散。虽然在明君圣主当政时，会有一些轻徭薄赋的措施出台。而一旦遇到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的昏君、暴君，“苛政猛于虎”就会成为社会的真实写照。
正是由于赋役负担的沉重，免赋役对民众便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因此，免赋役成为统治者经常采用的旌表孝子忠臣的重要方式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贾恩、宋代的郭琮便因孝获得了免赋役的特权。
贾恩，会稽诸暨（今浙江诸暨市）人。据《南史·孝义传》记载，贾恩“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亲亡故，自幼孝顺的他本已痛苦万分，但屋漏偏逢连夜雨，贾母还未下葬，邻居家便失了火，大火很快蔓延到贾家。贾家房屋瞬间变为火海，想到母亲的棺椁还在屋内，贾恩及妻子桓氏顾不得自身安危，哭号着跑进火海，抢救母亲的棺椁。在邻里的帮助下，贾母的棺椁被成功抢救了出来，而贾恩与妻子却不幸被烧死在房屋内。为了表彰贾恩夫妇的孝行，朝廷下令“蠲三世租布”即免除了贾家三代的租调，并追赠贾恩为天水郡显亲左尉。
贾恩夫妻虽然已经葬身火海，但三代免租调的旌表方式，让他们的子孙们摆脱了最大的经济负担。除免租调这种经济上的奖励之外，免役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旌表方式。
《宋史·孝义传》记载，台州黄岩（今浙江台州市黄岩区）的郭琮，自幼丧父，母亲独自将其抚养长大。郭琮深知寡居母亲养育自己的艰辛，因此对母亲极为恭顺。他在娶妻生子之后，为了更周到地照料母亲，便毅然搬到了母亲的房间去住。凡是母亲想要的东西，他都不惜一切代价满足母亲。为了给母亲祈福，让母亲长寿，他每次吃饭都只吃半饱，而且不吃肉不饮酒，三十年如一日。在郭琮的悉心照料和诚心祈祷下，郭琮的母亲不仅活到了100岁，而且耳目不衰，连饮食吃饭都不曾减少。乡邻纷纷向郭母寻访长命百岁的秘诀，郭母便将儿子的孝行告诉了大家。乡邻听后，纷纷感叹不已。至道三年，宋太宗下令抚恤民间的至孝至悌之人。乡老陈赞便率领同里四十余人，将郭琮孝母的事迹呈报给了转运使。后经转运使奏报朝廷后，皇帝下令旌表，免除郭琮一家的徭役。在他母亲去世后，郭琮痛哭不止，几乎要一同跟了母亲去。此时乡里又以金帛相助，帮他料理母亲后事。
当然，除贾恩与郭琮外，由于至孝而享受免除赋役优待的人还有很多，如南朝的公孙僧远因“治父丧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谨”被免除租税；南朝的潘综因孝被免租三世租调；北魏的阎元明因孝行卓著，而被免除租调兵役，以终养老母……总而言之，免除赋役是统治者旌表孝子的重要方式之一，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旌表方式尤其盛行。
其实不论是免租调还是免徭役，对被旌表者而言都是切实有用的。朝廷采取这些实质性的奖励措施，一方面是给本以是孝子的人创造更好的行孝的条件。如郭琮，被免除一家的徭役之后，便可以时时刻刻在家孝敬母亲，而不用担心因服徭役而远离母亲。另一方面是让孝子本人或孝子的家人得到相应的回报，以生活得更好。如贾恩死后，朝廷下令免除贾家的租调。贾恩夫妇显然是享受不到的，但贾恩的后代们却可以因这份特权而极大地减轻经济负担。而无论是给孝子提供更好的尽孝条件，还是让孝子及其子孙过得更好，这都不是统治者免除赋役的最终目的。统治者的最终目的是以此告诉世人，行孝尽孝是会有好报的，纵使孝子孝妇因种种原因可能享受不到这份回报，但他们的子孙后代们一定会因父辈的孝行而得到报偿。
（三）张氏、陈氏累世同居名利双收
累世同居，从字面意思理解即多代人居住在一起。学者给出的严格定义为：血缘已经三代、五代以上的直系旁系兄弟仍然共同居住在同一空间里，仍然过着财产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集体生活。由此可见，累世同居并不是简单的居住问题，它还涉及财产问题、劳作问题、消费问题。它要求在不分家的前提下还不能析产，这就对累世同居的家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古代社会中，累世同居的家族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如何处理好这几十人甚至几百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便是一个大难题。而累世同居家族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宝往往就是“孝、悌、忠、义”四字。由于这种在“孝、悌、忠、义”支撑下的大家庭，不仅符合儒家规定的社会道德模式，而且有利于维护小范围的社会稳定，符合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因而统治者十分赞赏这种累世同居模式。而统治者对这种模式表示认可与鼓励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旌表。据统计，自南齐开始到清朝结束，被旌表的累世同居家族共有200家之多，有的还是多次旌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张公艺为代表的山东寿张（今河南台前）张氏一族，以陈昉、陈兢为代表的江州德安陈氏一族。
张公艺，原名张艺，后世尊称他为张公艺。他生于北齐承光元年（577），卒于唐朝仪凤元年（676），是一位历经三朝的99岁高寿老人。但他之所以能名垂青史，并不是由于他的高寿，而是因为他治家有方，创造了张氏一族9世同居的传奇，多次受到朝廷的旌表。
张氏一族，早在张公艺祖父时，已因家庭和睦而闻名乡里，到张公艺的父亲主持家政时，张氏一族更以忠、孝、和睦而声名远播。为了表彰这个大家庭，北齐天保元年（550），文宣帝高洋特遣东安王高永乐前去抚慰，赐“雍睦海宗”匾；隋开皇八年（588），隋文帝又令邵阳公梁子恭携“校友可师”匾至张家进行慰问。
而到张公艺主持家政时，张氏家族已是9世同居，全家人口九百余人，无论人口、家产，抑或荣誉都达到了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