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乡下压制红砖的生意十分红火，压红砖的师傅拖着机器如同赶场一样，每天匆匆忙忙，不停地从这个村庄赶往那个村庄。用机器压砖自然比用木模扳土坯快多了。到了约定的压红砖的日子，凡是能帮忙的亲友邻居全都来了，只风风火火忙了一两天，修建整栋房屋所需的砖就全压好了。到了箍窑烧砖之时，母亲因听二姑母的大儿子说他帮车胤村某人用二煤烧的砖也蛮好，便动了心，要图便宜买二煤。二煤是烧过一次没烧透的煤，质量不能保证。父亲不同意，认为风险太大，无奈却拗不过母亲的坚持。后来将门前小田中碉堡一样的砖窑拆开，果然火候不够，整窑都是烧得不够坚固的嫩火砖。母亲此时后悔已迟，欲哭无泪。父亲不得已，又于灯下细细算计，估算该从砖厂买多少老火砖来下基脚和砌一米高的承重墙，再将自己烧的砖分类，烧得老火一些的砖砌承重墙的中间部分，嫩火砖砌墙的顶端和房屋之间承重较轻的隔墙。如此一来，父亲母亲不仅多费许多人力，耗费许多心血，而且还多花了不少钱。母亲一生好强，凡事都要依她的主意，唯独这件事令她后悔得心血欲滴，成天唠叨，责怪自己没有听父亲的话。自此之后，她再不敢轻视父亲的意见。父亲却自始至终未对母亲有过一言责备，反笑笑地温言宽慰她。其实，我们自己烧制的红砖到最后也并没有浪费一块，大屋修好之后，父亲又用剩下来的嫩火砖砌猪栏屋，砌牛栏屋，砌大谷仓。物尽其用。
新屋是在旧屋的地基上建造的，旧屋拆除之后才能开始动工砌新墙。新墙还没来得及砌好，到下半天，忽然狂风大作起来，眼看要来一场大暴雨，而我们全家人已无片瓦可以遮身。父亲母亲急得莫可奈何。不到天黑，狂风暴雨果然席卷而来。是夜，除我在中学寄宿之外，全家六人裹着两床棉被，紧紧蜷缩在亲友邻居们抢盖出来的半偏堂屋的角落里过了一夜。那时候，妹妹还在车胤村读完小，她说，那一晚，狂风暴雨夹杂着电闪雷鸣在她们身边肆虐没有停歇，她又冷又怕，一夜没有睡着，只觉得凄凉想哭，好羡慕我可以睡在学校干燥安稳的地方。
堂屋上梁那一日，家里要做酒，我也正好从学校回家了。最粗的横梁木已经雄踞在屋脊之上，木梁正中画着八卦图，系着大红绸，亲友赠送的各色布匹也都披挂在梁木两端。我看着父亲骑在木梁上，高声喊着上梁歌，将准备好的发饼、糖果纷纷抛下，供前来贺喜的大人孩子们哄抢，忽然觉得修建房屋实在是父亲母亲一生的大成就，也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大事业，神圣庄严得让人想要落泪。我以为，用全家人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共同建造的这一座家园比城堡还要坚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摧垮的。后来的事，谁能想得到呢？
上梁的一日虽是做酒，却也并不停止做工，来的亲友邻居既是当天的贵客，却也仍然还是帮工。院子里乱糟糟的，挖着沙坑、石灰坑，到处堆放着木料、砖瓦、卵石以及从旧屋里搬出的床铺、木柜同桌椅。竹林边架着土锅土灶，请了厨子在做饭。亲友邻居们都乐呵呵地忙碌着。姐姐一直在帮瓦匠师傅提灰桶，话也没有时间同我说一句。我茫茫然然，站在哪里都觉得碍着了别人的手脚，不知道在哪个位置我才可以帮得上忙。
是夜，我同妹妹、奶奶同宿在菜园子里一张空床上。夜里星空如水，我仰躺床上，望着天上的北斗七星同灿烂的银河，想着小时候父亲给我们讲述的那些故事，想着父亲母亲的艰辛同劳苦，在四围菜蔬凝结的露气里，只觉得欢喜又悲凉，半宿睡不着。次日醒来，口苦异常。
酸涩年华
父亲用独轮车推一满车黄豆到镇上卖了，凑齐最后一笔学费，亲自送我到十里外的镇上读中学，也就是姐姐曾就读过的津市第三中学。
一切都变得沉重起来。
在清灰阴冷的天空下，我一个人穿过车胤村，翻过天子岗，一路看着路边枯草掩映下的清清流水同池塘里的残荷。将小石子踢进稻田，冷眼看路边的杂草里开着蓼白的小野花，却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走上公路，本能地躲避着身后的车辆同扬起的漫天黄土，直到看见分岔路口一大堆的啤酒瓶旧荒货时，才条件反射似的从梦游中惊醒，提醒自己该往右边的岔道上拐。
拐上东门桥。小小的石拱桥栏杆两侧照例是那几个算命瞎子。他们依着石栏杆在小矮凳上顺拱桥坐着，咿咿呀呀地拉着二胡。有一家三口全是瞎子，小女孩坐在父母脚跟前，翻着同父母一样的白眼仁，一脸茫然没有表情。几个乡下老婆婆挨着瞎子们卖甘蔗，锑皮桶里竖放着一尺多长一段段削好皮的甘蔗，一角钱一段，桥面上一地嚼过的甘蔗渣，被人踩来踩去。上街的女人们走到这里，总忍不住要在瞎子对面的小凳上坐了，报上生辰，花两块钱请瞎子再给算个命。似乎有了瞎子给她们苦难的一生作个注解，苦与不苦，就都可以认命了。也或者，那只是她们对瞎子的慈悲。上街的男人们走到这里也累了，放下扁担上翘着的货物，靠在栏杆上休息一会儿。桥下流水呜咽，漂浮着树叶、果皮，一路穿过小镇两岸的人家，缓缓向东往澧水河流去。
穿过东门桥，就到了小镇的中心地段了。街道两边有卖化肥农药的生资站，有卖锄头铲子的铁器铺，有南货行北货行，有电影院，有修表铺，有理发店，有米粉馆，有布店。世道似乎变化得很快，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大鉊师傅早已落伍了，新式的理发店干净明亮，有大的玻璃镜子，有电吹风之类的高级工具，理发师也多是年轻姑娘了。各类商品似乎也在一夜之间丰富起来，街前绿色行道树下有用简易布篷搭起来的服装摊子，有用木板车拖着卖廉价塑料凉鞋胶鞋的摊子，还有摆小书摊卖旧书和花花绿绿美人年画的。卖肉的也把整片猪肉挂在铁钩子上当街卖。又有农民蹲在路边上卖一担糊满泥巴的新鲜莲藕，卖几条活鱼，或者卖荸荠，卖鸡蛋花生。也有卖小橘子树苗小松树苗，卖萝卜白菜等蔬菜种子的。
再过去是一家裁缝铺，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裁缝常年拿着一只铁熨斗在案板上熨衣服，有路人经过时他就把眼睛从镜缘上翻出来瞟着。一个小学徒坐在当街的缝纫机前踩踏缝纫机，眼神有些呆呆的。再过去是卫生院，常会有穿白大褂的医生在门口进出，神情淡漠。校门口有卖油炸红薯饼的，现做现炸，一角钱一个。有卖现炒葵花子的，用废字纸折成尖尖的漏斗型小纸包，一角钱也可以给你一纸包。拐角处还有一个老爷子用大铁皮桶烤红薯卖，烤红薯温暖的香味穿过铁栅栏，一直飘到校园里头去。
上了中学才第一次见到楼房，第一次踏上水泥楼梯时胆战心惊，心想这一级一级台阶都是凌空的，难道不会垮塌吗？第一次学着别人那样，趁没人时偷偷将嘴巴凑到水龙头下，拧开自来水将肚子灌了个饱，觉得自来水真干净，真清凉。
坐在教室里上晚自习时，呆呆地望着黝黝的窗外，望着对面楼里昏暗的灯火，想人为什么要生，为什么要死。窗户下那两个人又说的是些什么话。人为什么要给自己造这一个一个的小火柴盒子住进来。在整个中学里，我孤僻自闭到极致。
教物理的年轻男老师，温柔敦厚。他每天进门只拿一本从来不会在课堂上打开的书放在讲台正中央，两只白白的粉笔紧紧靠着书边放好。他在黑板上写干净整齐的楷书，写完便将粉笔立即归位。他不多说一句话，不少说一句话，不多写一个字，不少写一个字，可从他口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条理清晰，泾渭分明。每堂课准时在下课前五分钟讲完。他整个秋天都只穿一件几何图案的花毛衣，害我整整一个秋天都在课堂上研究他毛衣上菱形图案的排列规律。
和善又爱啰唆的数学老师我们都叫她姚妈妈。她要求极严格，不听话就要狠狠骂，成绩好就对你眉开眼笑。每个学生都是她最疼爱的孩子，可她也像大多数母亲那样，虽然苦口婆心、殚精竭虑，教育出来的却多半仍是不肖子孙。
语文老师年轻英俊，衣饰整洁，长得很像后来出道的影星黎明。他一直在浪漫与务实中寻找平衡，虽然免不掉一个单身青年男子的焦躁与孤独，可才华横溢，教书和对待学生又都很肯用心，因此深得学生喜爱。他宿舍在我们教室隔壁，常常我们还没下课，就听见他敲着吃饭的搪瓷碗在过道里穿过，对着校园吼：“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声音在冷风里撕开口子，孤独又苍凉。
晚自习后从热水房里用红塑料桶提了热水，坐在床沿上泡脚，默默地听同学们闲聊。同宿舍胖胖的董，是个成绩很好的姑娘，她说她最崇拜军人，将来一定要嫁给军人。来自芦苇厂高瘦微黑的梅，给大家讲芦苇厂许多有趣故事，她说她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家里拖地板。睡在我上铺的是镇上一个大眼睛姑娘，她不怎么同宿舍里的同学说话，常常一个人出去找校外的人玩，去录像厅里看录像，她墙壁上贴了满墙壁的刘德华的海报。她们说的那些似乎都与我无关，我用孤独做围墙，将自己封闭在孤独狭隘的城堡之内，可以整晚都不跟同学说一句话。
只有从津市缫丝厂来的安，高贵得不像凡间的女子。她晶肌雪肤，妙目光灿，自信英豪得仿佛天地万物都只是她囊中之物，想要便随时可取。每当她挺直脖子，神采飞扬地走进灰暗鄙陋的宿舍，就像门口飘进了一只白鹤，压得其他同学都噤若寒蝉。目空一切的安和孤独自闭的我却奇怪地成了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我们形影不离，同行同止。
安成绩优异，又歌舞俱佳，学校举办各种文体活动，她总是占尽风头。她争强好胜，坦诚到连虚荣心也不屑掩饰，吹牛撒谎时却又连眼皮都不眨，被人当面揭穿，她也潇潇洒洒，毫不在意。不仅初中部，就连高中部的男生也常常写情书塞给她，她只轻轻一笑，悄悄撕碎了扔在风里。而她却可以只因一次物理小考，出来和我对题错了一道，就趴在课桌上哭得天昏地暗。她又买许多蜡烛来，下晚自习之后还要点蜡烛邀我一起复习。她自立志要考幼师之后，每次学校有文艺表演，她一定会选择唱儿歌，她说她要给所有老师一个她最适合当幼师的印象。我后来看小说《飘》，总以为斯佳丽不过是她的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