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天气预报发展情况有点和中医类似。中国古代的天气谚语也是很出色的，根据天气谚语有时可以将短时、短期天气预报得相当准确。但是一直到西方发明现代天气图预报方法，并在1916年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天气预报基本上仍处在天气谚语阶段。这种发展情况很像中医。
究其原因主要和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环境有关。首先，中国古代崇尚探索“形而上”，即道，而忽视“形而下”，即器。也就是中国古代重文轻理，仅视十年寒窗“学而优则仕”为正途，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古代就是技术很高的医生，其社会地位也常常是很低的。其次，从科技原理方面说，中医有直观性，模糊性，中医诊病是经验性的，定性的，没有数据。天气谚语也是这样。虽然根据天气谚语人人可做天气预报，但预报出来的结果却可以大不一样。这也很像中医中的高明医生和蹩脚医生之间看病的结果也会大不同一样。
但是，西方却不一样。古代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句名言：“数是人类思想的向导和主人。没有它的力量，万物就都处于昏暗混乱之中。”所以，他们重实证，重实验，重仪器，重数据。于是西方大约十七世纪开始就发明了温度计，气压计等气象仪器。仪器观测得出了数据。以气压计为例，有了各地的气压观测数据，把它们填在一张地图上，把气压相等的地点联成一条曲线，称为等压线。有了许多等压线，地图上就出现了高低压天气系统，这就是天气图。而高低压天气系统是生产天气的，例如高气压系统中天气晴朗，低气压系统中天气阴雨。这样，只要根据前几天的实况，凭经验预报出这些天气系统的路径和移动速度，各地的天气便预报出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天气图天气预报方法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天气图天气预报还发展到了数值天气预报，人类第一次可以用计算机预报天气。而且就目前情况而言，数值方法第3天～7天的天气预报结果尚能参考使用，而天气图方法已不能使用。
而天气谚语因为只定性不定量，没有数据，因此再过几百年也是发展不到计算机天气预报的。这就是我对李约瑟难题中气象学问题的回答。
当然，用气象学发展来和中医发展相比较，这是不可比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质的科学，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但结果是类似的。试问，如果中医按原来道路发展下去，只定性不定量，能发展出现代西方放射医学、分子医学、基因医学吗？而这些检测和诊断技术已在中医中广泛使用。
所以，我国民间的天气预报方法，是以现代西方的天气图天气预报方法的“入侵”，“全盘西化”而结束的。这也有点像20世纪初中医遭到西医“入侵”一样。
但是，两者“入侵”的结果却完全不同。
因为天气谚语只是凝结了我国古人一些零散的看天经验，并未（我认为也不可能）上升成系统和理论，所以也没有形成规模和业务。而且它确实也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不断发展对天气预报的需要。因此这样先进取代落后的取代是平静的，甚至是自然的，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但中医就不同了。从理论上说，中医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废弃中医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从实践上说，中医能够治好病，而且能治西医不能治和不敢治的病，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看中医花费低廉，中药又很少甚至没有毒副作用。因此一百多年来，多次上演的“废弃中医”、“否定中医”、“批评中医”等事端一旦发生，都遭到了激烈、顽强的抵抗，显示了中医强大的生命力。
在这些“消灭中医”的浪潮中，还发生了一些趣事。即这些“消灭中医”的领军人物本人或亲属，患了西医宣布不治的重病。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最后还是请中医给治好了他们的病。例如汪精卫的岳母（1929），以及胡适本人（1920），等等。
但是，即便是中医名家们也都认为，中医远非完美。尽管中医的许多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具有超前性，因而能发展到今天，而且还有其无穷的生命力，有待我们继续发掘和发扬。但毕竟其框架结构和许多重要内容都是在两千年前形成的，难免有许多不合时代的陈旧气息。
而且，现代科学正飞速发展，现代社会正飞速进步。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为了中医自身发展和进一步走向世界，为世界人民健康服务。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医也是不可能再以目前这种状态，再存在几千年的。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要求中医有所改变。
实际上，中医也并非两千年来一成不变。下面举出两次重大变化的例子。
一是关于十二经脉问题。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中，臂经中没有手厥阴心包经，即人身上只有手五足六共十一条经脉，且十一条经脉的血流，都向心而行。但在后来的《黄帝内经》中，就加进了手厥阴心包经，成了臂六足六共十二对称经脉，而且“血液流向是，六条向心、六条离心而行”。
二是关于中医致病外因的数目问题。从《黄帝内经》出现一直到唐代，中医只说与五脏、五季相应的“风，寒，暑，燥，湿”五气（五淫）。现代中医的“六淫”中的“火”，是唐末医家们“偷偷”加进，并为后世医家们所认可的。因为临床上“火热”之病一年四季均有，多系致病微生物所引起的炎症、感染等疾病。它们一般与气候季节变化无直接关系。所以，“只用夏暑来解释漏洞较大”。
近些年来，中医界也正酝酿着变革。例如著名中医和中医史学家邓铁涛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过，“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中医发展达数千年，但在创造我国新医学的今天，特别是未来的明天，不一定非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不可”。而且他在1988年还进一步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中医的五行学说并不停留在《内经》时代，它是发展的，生克制化规律在今天已是“名不副实”。因而主张“五行学说”应正名为“五脏相关学说”（藏象学说）。实际上，有中医专家还进一步认为，“摆脱了五行的语言框框，反而更容易弄清楚中医学的脏腑理论”，“事实上现今中医学著作里也少说五行，多讲脏腑。这并非是换换包装的文字游戏”。
还有中医学家指出，纵观科学发展，都有一个平静（发展）期和突变期（科学革命）交替的规律。中医已平静发展了两千年，而且（相对成熟的）“中医学体系也反过来已经异化为学科变革和创新的阻碍”。因此有学者大声疾呼“中医理论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即需要解构和重建”（马伯英语）。
但是，要融合中西两种对立文化，孕育出以中医为主的新中医学，困难实在是太大了。不过，困难越巨大，矛盾越尖锐，一旦量变到质变，矛盾得到转化，其意义和影响也是极为巨大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位享有盛誉的科学家曾预言，“中医现代化可能引起医学革命，而医学革命可能会引起整个科学革命。”（何裕民《发现中医》）例如上述享有盛誉的科学家还认为，中医的经络研究的突破，可能就是引发医学革命的重磅炸弹。
意义实在太重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