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真理性与个性
每一个哲学体系各有其特点。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文章风格，以及独具特色的范畴体系。因此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很容易把一个哲学家与另一个哲学家区分开来。可哲学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个性，而必须深入到哲学体系内部把握它提供的真理性颗粒，它的哲学精华，以及它与时代的联系。马克思说：“编纂哲学史的任务，不是要把哲学家的个性，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个性理解为好像是他的体系的焦点和形象，更不是要罗列心理上的琐屑小事和卖弄聪明。哲学史应该找出每个体系的规定的动因和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1]
马克思还强调一种哲学体系的真理性并不在于信仰者的信仰，而在于哲学的本质。他说，“最不可取的是仅仅根据威望和真诚的信仰来断定那一种哲学是真正的哲学”，“要提供证明，只能够通过揭示这一哲学的实质”[2]。哲学家个人的威望地位或者其他因素，不是哲学本身具有真理性的保证。哲学的真理性在于哲学自身。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0卷，170页。
[2] 同上书，170页。
哲学和尚与和尚哲学
具有哲学思想的和尚，无论外国和中国历史上都是常见的；至于和尚哲学即宗教哲学，同样是如此。
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它是革命者和建设者的哲学，它强调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它坚决反对远离人生、远离生活、远离斗争和矛盾，去力图寻找一个超然物外、安身立命的精神工具。马克思就曾经批评过德国古典哲学是沙漠里的高僧。
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顺境逆境，这是人的一生经常碰到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在哲学中寻求解脱，而是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投身于实际斗争，在实际斗争中实现自我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入世的，但它同提倡内圣外王、成就一番个人事业的儒家不同，它以解放全人类、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哲学并非只在抽象王国中驰骋
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性化的活动。哲学思维的这种特点，并不是说哲学与生活无关，它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一些纯粹思辨的问题。其实，哲学的抽象性主要是哲学的论证方式，而非哲学问题。哲学中的问题来自生活和科学，都是确实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当这些实在的不断重复的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时，它就具有抽象的特点，因为它是以普遍性的概念和范畴的形式来表述和论证这些问题的。例如，存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规律的客观性问题，等等，都是科学和实际生活中不断碰到的问题。可当这些问题没有上升为哲学问题之前，是以具体问题的方式出现的。人是会死的，可有人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有人死于偶然事故，例如车祸、溺水，这里就有必然与偶然的问题。可以说所有哲学问题在科学和生活中都有类似的特点。
由于哲学是以普遍概念和范畴的形式来概括和论证这些问题，使具体问题抽象化概念化，从而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哲学只是在抽象王国中驰骋。可整个哲学史表明，任何一个哲学体系，无论就其产生的原因、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看，都是非常现实的。哲学似乎高耸于天国，可哲学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他们都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他们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认识的，他们的问题和答案都超不出条件许可的范围。所谓“超前性”无非是对可能性的充分揭示。哲学不管在外表上如何抽象，如何超凡入圣，如何与现实无关，实际上都可以从中捕捉到人类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哲学应该由人间升入天国，即进入纯概念的领域，否则就不是哲学；可哲学又必须由天国下降到尘世，要回到现实面对现实问题，对人类的各种实践和认识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哲学如果只是在抽象王国中驰骋，那将丧失哲学的作用和功能。
深入哲学，走出哲学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性，不仅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科学性，而且也规定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科学性质。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与其他部分相脱离，就会丧失它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哲学，不仅是由于哲学自身，而且是由于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学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它的实践功能最突出地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学说的联系，就是重新回到经院哲学，使哲学退回书斋。同样，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与经济学相联系，唯物史观就不可能产生。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心和研究，是发展唯物史观的必经之路。
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弱点是缩在纯哲学的圈子里，在概念范畴中争论不休，从而丧失现实感、使命感和生命力。让我们深入哲学，走出哲学吧，或许从中可以找到一条摆脱困境之路。
哲学家的眼睛
哲学家有不同于非哲学家的眼睛——这就是哲学家的眼界。他善于通过现象看到本质，从个别看到一般；从生中看到死，从死中看到生；从失败中看到胜利——失败是成功之母，也能从胜利中看到失败——骄者必败；懂得好事可以变成坏事，乐极可以生悲，祸福可以转化。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走极端，不片面，不固执，这就进入了哲学思维境界。
1，不是一成不变的。1+1=2，这就是说1不会永远是1，它可以变为2。1+1可以小于2，如果两个人闹矛盾，力量必然彼此抵消；也可以大于2，俗话说二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也可以成为3，成为4，成为无穷。《道德经》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讲的就是宇宙生成发展的辩证法。对数的思考可以是数学的，也可以是哲学的。由于量的普遍性，对量的哲学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人们往往认为，哲学没有什么用，只是空谈，其实并非如此。清谈的哲学当然有，如魏晋时玄学的清谈之风，但这只是哲学发展中一个时期的特点，而不是哲学的本质。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的力量在于教导人们如何正确思维。或者像毛泽东所说的起着望远镜显微镜的作用，既能高瞻远瞩又能明察秋毫。哲学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军事统帅，它抵得百万雄师；对于科学家，它是任何最精密的仪器所无法代替的。认真学习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吧，它能够给你一双智慧明亮的哲学眼睛。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能是沙漠里的高僧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应该是高僧，他不能是仅仅腹藏机锋、口吐偈语、空谈智慧，但对人的认识和实践毫无用处的谈玄论道。哲学是智慧，但它应该是结果的花，而不能是无果之花，即对人处世处事处人有帮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说，就是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哲学应该有效用，这不是实用主义，也没有降低哲学的品格。认为哲学就应该是高耸于天空，哲学家就应该是不问世事，这种哲学观念相当陈旧。
马克思生活在富有哲学思辨传统的德国，但他一开始就反对不面对世界而是面对自我、醉心于自我直观，说一些除了自己谁也不懂的话的哲学家。马克思他认为哲学应该是面对生活，面对人民，应该是通俗易懂的，他在1843年年底筹办杂志时将其定名为《德法年鉴》，就是强调要把德国人的思辨能力与法国人的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费尔巴哈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也说真正目的，与生活、与人同一的哲学，必须有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混合血统。
当然，我们有过和尚即哲学家、哲学家即和尚的时代，东方和西方都有。西方的教父哲学、中国的禅宗都是如此，它们对人类的思想都有不同的贡献，可它们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历史上哲学的晦涩艰深，自有它的时代原因，不能机械模仿。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不允许它成为玄学，成为思辨哲学，远离生活，空谈哲理，与它的使命和任务相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群众性的实践性的，能为广大群众掌握和运用的哲学。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视高群众一头，视群众为哲盲，背对着他们，我们就只能走西方某些哲学家的老路。如果我们采取离现实远点、远点、再远点的方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入死胡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就会成为“多余的人”。
哲学与时代
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但又各有特点。例如，文学的时代性非常显著。恩格斯认为文学应该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环境是时代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是时代人物的典型性格。一部小说的主题、人物、语言都离不开它的时代。可哲学的时代性比起文学就不那么明显，哲学不是以事——人物、情节、故事，而是以命题、概念、范畴来反映对象，因此似乎与时代无关。其实真正的哲学家都是他那个时代的智者，他抓住了时代的问题，站在他那个时代的高度来观察问题。一个真正有成就的哲学体系都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解决了它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说过一段很有意义的话：“哲学的历史，正像艺术的历史一样，从来不像它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简单的是一种哲学观念或哲学人物的历史。对哲学来说，问题及其解决的方向，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开展提出来的。如不根据对这些首要推动力的认识，一个时期的哲学线索就不可能被揭示出来。”“一个思想家越有才华和天才，他就越是他的时代、国家和阶级的产儿。”所谓哲学家的天才、才华、思维和理论水平，无非是能解决它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否则，所有这一切都是空话。哲学家不应该是吐丝织网的蜘蛛，只顾欣赏自己编织的精致的思辨之网。
科学与科学家
科学家与科学，同哲学家与哲学的关系有相似之处。对于科学家而言，科学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事业、一种社会承诺和责任；有幸从事科学研究，迈进科学的殿堂，表明他承担了一种社会义务。法国大科学家居里夫人说过，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而不是科学家本人。马克思说得更深刻而富有情意，认为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受，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对哲学家我们不是也可以这样要求吗？哲学不应该只是哲学家个人的兴趣、追求、爱好。任意编织、制造各种荒谬的理论，这正如同制造伪科学一样，也应该视为对社会的犯罪。
可人们往往对这一点分辨不清。我们可以义愤填膺地谴责伪科学，却双手欢迎哲学谬论，为貌似充满哲理的高超胡说倾倒。好像有一条不成文法，我们不允许自然科学中出现一个数据的错误，但不反对哲学家说空话、昏话、疯话，似乎越如此越深刻。这不是对哲学家的宽容，而是哲学的不幸。
哲学与文化
哲学是从神话中逐步演变而来的。历史证明，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某些洞穴壁画、神像和雕塑，都是以神话为题材的，这说明人类很早就开始力图解决生与死、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现实环境与现实环境之外的东西等方面的问题。当这些问题不是以幻想的神话的形式，而是以概念和范畴的形式出现，就意味着人类跨入了哲学领域。
哲学的真正诞生，在西方是在公元前6世纪从泰勒斯开始的。哲学最早的形态是自然哲学，即探讨周围世界和整个自然界的构成问题。当时的一些人认为，气、土、火、水或者其中的一种构成世界的本质，而德谟克利特则提出原子和虚空的问题，认为世界是由原子和原子在其中运动的空间构成的。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是重要的转折点，他们把哲学从对自然的研究引向对人、人的自我意识、人的生命和价值、真理和正义、善和美的研究，大大拓展了哲学的内涵。在以后的哲学发展中内容也是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
在任何国家，哲学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的水平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历史证明，比较发展的文化形态都有比较发达的哲学，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古代的印度、埃及，都是如此。
哲学是以文化为土壤的。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哲学水平，总是同它在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科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哲学的价值是双重的，一种是它的工具性的价值，即为人们提供思维方法；另一种是它的文化价值，它与人的人生素养、文化素养、文化教养、道德修养、思想境界都是密切相关的。
哲学与宗教
哲学是关于人生的，是教人如何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或者如何全生、养生、享天年。
宗教是关于人的死的，是讲生如何痛苦而死是解脱，死后如何升入天堂。
禁忌是宗教观念，最初的禁忌是原始人不了解自然本性而产生的联想。
把自然的灾异和社会的兴衰祸福联在一起，表明人对社会的认识还未深入到社会内部，而是停留在用社会外部的原因解释社会的水平。
科学和迷信是对立的，但又相互渗透。如化学与炼丹术、天文学与占星术、数学与算命，命运，就是一种数——天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