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人类也不应该平等！如果我不这样说，那么我对超人的爱又算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儿》以及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并称为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的三块里程碑式的著作。在上述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中，由于每人所持的哲学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所以他们的教育公平观念也有较大差异。尽管他们中也有人主张人人之间的不平等性，强调教育要按阶级出身有区别地进行，但是，这些教育思想家总是会寻找或编造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为这种教育主张进行辩护。像尼采这样赤裸裸地坚定地主张人们在教育方面就应该不平等的教育思想家确属罕见。
为了他所构建的理想国家的繁荣昌盛，柏拉图将教育对象严格限制在护国者的范围之内。在他的理想国里，劳动者不能受教育。为了对这一教育思想提供合法化辩护，柏拉图编造了一个故事，这就是所谓“高贵的谎言”。“高贵的谎言”宣称人生来就不平等，被分为金质、银质和铜铁质三等，而只有前两者才有资格受教育。
尽管卢梭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但他特有的教育对象的选择标准也将穷人排除在外。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卢梭按照自己的标准虚构了一个教育对象——爱弥儿，并为这一选择进行了合理化。首先，爱弥儿是一个智力寻常的孩子，这样才有教育价值。其次，爱弥儿是一个一般的平常人，这样教育思想和实践才有普适性。第三，爱弥儿是一个生活在温带的人，这样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有利于教育。第四，爱弥儿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富人堕落最深，需要受教育，需要拯救。而农村的穷人本身就健康质朴，没有受到城市社会的腐蚀，所以不用受教育。第五，爱弥儿是一个孤儿，这样可以垄断爱弥儿的教育权。最后，爱弥儿是一个健康活泼的人，因为体弱多病的人没有教育价值。
尼采提出教育面前不平等思想的逻辑起点在于，他认为人人不平等，也不应该平等。与现代社会主张民主平等，强调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区分相反，尼采认为，第一性的问题乃是生命种类的等级制问题。等级制是必要的，生命意愿成为更高的种类。否定灵魂等级，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类似于阿西西的方济各派的大众化的理想。
二、好战的教育思想者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在建构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时，都会对在他之前的伟大教育思想家进行一番评介。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梳理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表明自己的教育思想与已有伟大教育思想的关联；另一方面则在于批判已有的教育思想，表明自己教育思想的独创性和超越性。比如，卢梭在《爱弥儿》中就对柏拉图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评介。杜威则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对柏拉图、卢梭、赫尔巴特、福禄贝尔、洛克等人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评介。
尼采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当然也不例外，他在不同的著作中对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在内的许多教育思想家进行了评介。所不同的是，尼采似乎只看到了前人的不足之处，所以，他在对上述教育思想家的评价过程中，用犀利的文风和尖刻的话语对他们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充分表现出了他好战思想家的本色。
（一）重估苏格拉底教学法
罗马演讲家西塞罗说，苏格拉底“第一次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地面”。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则进一步指出，苏格拉底“把他的研究限于道德问题，企图在这个领域中寻求普遍性，他是第一个致力于定义的人”。苏格拉底追求绝对的定义。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就是绝对的定义。凡是够不上绝对定义的东西，就是他所说的“意见”。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主要隐含在“知识即美德”、“认识你自己”以及“苏格拉底法”（又叫“产婆术”）等命题方面。
尼采针对苏格拉底上述教育思想进行了重新估价和攻击。他认为，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观点将美德等同于知识，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不利于人的生命力的提升。“认识你自己”这句刻在德尔斐神庙上的神谕，被苏格拉底用来告诫人要有自知之明，教育学生要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努力向学。尼采提出，过早的谦逊会妨碍人们发现自我，丧失独立性和创造性。
由于后文还有大量涉及尼采对道德及谦逊妨碍人发展的有关论述，因此，这里仅就尼采对于苏格拉底法进行的重估作简要评介。
“佯谬”（即佯装无知）是实施苏格拉底法的重要环节。在与人对话开始时，苏格拉底佯装对于谈话内容无知或者误识，引诱对方亮出自己的观点。接着，苏格拉底便运用讥讽的手法，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被迫承认自己的无知。尼采对于苏格拉底法的重估正是由“佯谬”环节开始的，他认为使用这一手段必须谨慎，否则便会到来严重的后果。
佯谬（Ironie）只有作为教师在与各种学生打交道的一种教育手段，佯谬才会使用得当。
佯谬的目的是贬低和羞辱，但是必须有利于治病救人，能唤醒善心，使我们尊敬和感激如此对待我们的人，如同尊敬和感激医生。
佯谬者作无知状，而且如此逼真，以至于和他谈话的学生受了迷惑，竟然真以为自己懂得更多，所有弱点便暴露无遗了，因为他们丧失了警惕，显出了原形，——到最后，他们照着老师的火光反射到他们自己身上，使他们受到莫大的侮辱。
——倘若没有类似师生之间的关系，佯谬就是一种恶习，一种卑鄙的情绪。
所有佯谬作家都指望有这样的蠢材，他们喜欢高人一等的感觉，把作家视为表达他们这种狂妄的喉舌。
——此外，佯谬的习惯和尖刻的习惯一样，会败坏人的品质，使人逐渐养成幸灾乐祸、自命不凡的性格，到末了就像爱咬人的狗，咬了人还要笑。
应该说，尼采的上述话语抓住了苏格拉底法的“否定式论辩术”的实质，对于苏格拉底法的评价既相当犀利和尖锐，又比较中肯公正。事实上，对苏格拉底的否定式论辩术的不满在稍后的古代是比较常见的。比如，罗马演讲家、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就认为，苏格拉底所用的讨论的方法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反驳别人。他在《论神的性质》一文中说，苏格拉底创始了“一种纯粹否定的论辩术，不发表任何肯定的判断”。圣奥古斯丁也在《反对学园派》中抱怨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尽量不发表正面意见而避免犯错误”，结果在他们的追随者中造成极大的混乱。
与上述评价者仅看到苏格拉底法对于学习者认识意愿和认识能力的不利影响不同，尼采敏锐地揭示了苏格拉底法隐藏的更大的危害性。那就是，苏格拉底法不仅容易“贬低”、“羞辱”学生，使其受到“莫大侮辱”，而且容易使教师产生“幸灾乐祸、自命不凡的性格”，最终败坏师生的品质。
（二）抨击柏拉图善的理念教育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拉图有过一段精彩的评价。尽管罗素知道颂扬柏拉图而不是理解柏拉图总归是正确的，因为这正是伟大人物们的共同命运；但是，他还是想要从根本上理解柏拉图。罗素研究和理解柏拉图的结果怎样呢？罗素认为，“柏拉图有本领善于粉饰那些偏狭的议论，使之足以欺骗后世；后世都在赞美着他的《国家篇》，却从未查觉到他的议论里面究竟包含的都是什么”。 他发现，柏拉图在《国家篇》（即《理想国》）中宣传的正是极权主义。柏拉图所受的那些纯哲学的影响，也注定使他会偏爱斯巴达的贵族政制，反对雅典的民主政制。当时正在深刻反思**德国给世界造成的巨大灾难的罗素，强烈地抨击了柏拉图的极权主义思想。
与罗素相同，尼采也反对柏拉图，但反对的原因却是截然不同的。罗素主要是反对柏拉图思想中的极权主义，而尼采则主要反对柏拉图将善的理念作为最高价值。
根据清晰程度和真实程度不同，柏拉图划分出两个世界：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可见世界是指现实世界，又分为影像和实物两个部分。影像包括阴影以及在水里或平滑固体上反射出来的影子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实物包括动植物及一切自然物以及全部人造物。可知世界是指理念世界，又包括以假设为原理通过推理而达到的知识以及逻各斯本身凭着辩证的力量而达到的知识等两个部分。相应于上述四个部分存在着四种灵魂状态：理性、理智、信念、想象。四个部分的真实程度递减。
柏拉图认为，可知的理念世界无论是在真实性还是在清晰性方面都高于可见的现实世界。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这个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认识中的真理的原因。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而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实在，虽然善本身不是实在，而是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的东西。”
柏拉图的许多思想都为后世的基督教所采用。在基督教中，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分变成了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之分，作为知识和真理的原因的善的理念也由上帝所取代。恐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才将柏拉图称为犹太人，并对其进行猛烈抨击吧。
尼采认为，反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全部苏格拉底学派的斗争是从深刻的本能出发的，并不带有任何人格偏见和人身攻击。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向人描述德性是可证明的和有根据的，那就不能使人变得更好了，而且描述人也是可疑的和可鄙的。他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是试图给德性寻求证据的人。
在尼采看来，事实上，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并不具有希腊意义上的美德。只是受苦闷的本能的趋势，这些天生的辩证法家们才把他们的个人能力美化为最高的品质，而把所有其他好东西都说成是受这种品质制约和决定的。这恰恰体现了整个“哲学”的反科学精神，它只是想要为自己的主张寻求合法性证明。
智者们无非就是实在论者：他们把一切通行的价值和做法都表述为价值等级，——他们拥有一切强壮心灵所具有的勇气，知道自己的非道德性……
智者们乃是希腊人：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袒护德性和正义时，他们就是犹太人了，或者，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东西了——罗格特为智者们辩护的手法是错误的：他是想把智者们抬高到正直之人和道德旗帜的高度——而智者们的荣耀则在于，并没有用大话和德性招摇撞骗……
尼采认为，不能将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和价值主张等同于希腊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他尤其反对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作希腊人。在尼采看来，典型的希腊人具有强壮的心灵，敢于正视自己身上的非道德性，这也是最强大、最快乐、最幸福的希腊人反而尤其需要悲剧的根本原因。对此，尼采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就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在之后的著作中一直不断地讨论这一主题。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师徒二人都极度仇视智者，认为他们收费教学，贩卖知识，败坏了德性。尼采则认为，相对于他们师徒二人而言，智者才是真正的希腊人，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强壮的心灵，知道自己身上的非道德性。相反，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试图袒护德性和正义时，他们就已经不是希腊人了，成了犹太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在用大话和德性进行招摇撞骗了。
（三）批判卢梭式“自然教育”
我们知道，卢梭在教育代表作《爱弥儿》中提出了“自然教育”思想，明确指出：如果让他在公民和自然人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自然人。卢梭认为，“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会变坏了”。在他看来，城市是败坏人性的地方，因此，他把自己的教育对象爱弥儿带到了远离城市的、远离上层社会、靠近森林边缘的农村进行教育。
从权力意志的概念出发，尼采对卢梭的上述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认为，“卢梭乃是自我蔑视和狂热虚荣的一个征兆——这是两个标志，表明他缺乏主导性意志：他进行道德说教，并且作为怨恨者在统治阶层中寻找自己的可怜处境的原因”。卢梭的自然概念是一个阴性的和怯懦的“自然”概念，将“自然”理解为自由、善良无辜、公道、公正、田园生活……这在根本上始终是对基督教道德的狂热崇拜。这种“自然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受基督教道德禁锢的、毫无用处的软弱之人。
与卢梭诅咒人的堕落不同，尼采强调，该诅咒的并不是人的堕落，而是人的柔软化和道德化。他认为，卢梭最强烈地反对的领域，恰恰包含着相对来讲还强大的和有良好教养的一类人，只有这类人还没有削弱伟大的情绪，即权力意志、享受意志、发号施令的意志和能力。
针对卢梭式的“自然”概念和“自然教育”思想，尼采提出了自己对于“自然”和“自然教育”的观点和看法。他认为，卢梭式的“自然”是一种人性化的，即按照人的道德观念改造过的自然，并非真正的自然。在他看来，自然并不像卢梭所认为的那样，充满了自由、善良和公正，相反，真正的自然是充满了各种罪恶的，是可怕的，甚至丝毫没有可爱之处。真正的自然教育应该培养像拿破仑那样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的强人，而不是像爱弥儿那样的柔软的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