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那些始终不忘自己也曾是一个孩子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老师。”
我说：“要蹲下来看学生。”
张光鉴教授说：“蹲下来看学生，就是老师要和学生相似。”
如果说，我在教学中取得了一点成功，原因之一，是我有一颗童心。用学生的话来说，我是他们的“大朋友”；用思维科学家张光鉴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于永正和学生相似”；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来说，就是我“始终不忘记自己也曾是孩子”。
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个“隔着讲桌和学生会面”的人，也是一个“只是凭成绩和分数来衡量和评价学生的精神世界，根据孩子学不学功课把他们分成两类”的老师（苏霍姆林斯基语）。
后来变了。因为我明白了，分数的确不是学生的全部，好多成功者读书时考试成绩并不好，比如达尔文、爱因斯坦。
学生需要掌握知识，需要有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的成长离不开集体的交往，离不开活动。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地把课上得轻松一些，讲课生动、形象一些，说话幽默一些，因为，我喜欢这样的老师。把课上得有意思是我不懈的追求。我的逻辑是：先让学生喜欢我，再“爱屋及乌”——喜欢我教的学科。
让学生做对终身发展有益的作业——读书、写字、作文，不做令学生生畏、生厌的“哈达卷”和“练习册”。
“教不严、师之惰。”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学生应该做到的、达到的要求，必须做到、达到，否则，绝不放过。在师范学校如果不是遇到了要求严格、教学顶真的陆有信老师，我是不会掌握难度较高的“分解和弦”的伴奏技巧的。
“教不严”，我把它看作自己工作的失职。
我不怕苦，也不怕麻烦，经常带领学生到大自然中去，到军营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博物馆去……钓鱼、钓虾比赛，作文、写字、绘画比赛，还有多种文体活动，都是我经常开展的。活动，对孩子成长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缺少这种欢乐，就难以想象有充实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语）著名少先队活动家顾岫荫老师说：“一个人亲身经历一些有意义、有情趣的活动，会在记忆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每一个精彩的活动留给孩子的都是一颗珍珠。当他长大后，岁月的丝线把这些珍珠串起来，就成为人生珍贵的项链。”
我总希望我的学生拥有更多这样的珍珠，拥有一个金色的、快乐的童年。
我会千方百计地、但看起来又是不经意地激发学生多方面的兴趣。读书是我首先考虑的。其他如书法、绘画、音乐（包括器乐）、手工制作，甚至花鸟虫鱼……我会像孩子一样，和学生一起去拥抱、去感受这些美的东西。
我对自己说：要蹲下来看学生。思维科学家张光鉴教授说：“蹲下来看学生，就是老师要和学生相似。于永正和学生相似了，所以他成了学生喜欢的老师。”蹲下来看学生，对学生就会有更多的理解。多一分理解，就多一分爱。因为“爱是理解的别名”（泰戈尔语）。
学生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爱。老师的爱，是理解，是尊重，是鼓励，是宽容，是微笑，是跟学生打成一片，是与学生同欢乐、同忧愁。我不能保证不训斥学生，但我的训斥中绝没有伤害和挖苦；我不能做到爱每一个学生，但我可以做到尊重每一个人。
总之，我时刻记住我曾经是一个孩子，时时想想我小时候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想想我上学时最希望老师怎么样，最想老师做什么，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五
没想到我精心设计的课，很少有让学生记住的，让他们难忘的，竟是故事。
每次学生聚会时，他们回忆得最多的，第一是故事，第二是活动。至于我精心设计的课竟很少有谁记住的（除了少数的课还记得其中的片断）。学生说，他们永远忘不了的是故事——我给他们讲的故事，读的故事，还有我和他们之间的故事。
我对学生讲的故事很多，有古代的，有现代的，也有外国的。读的故事更多，因为可以从报刊中信手拈来，朗读一遍就可以进课堂了。学生喜欢听我朗诵，我能把故事中的人物读活。这些故事，有的我已经忘记了，学生们却记忆犹新。他们更记住了我和他们之间的故事——其实，有的算不上是故事，只是一个细节而已。耿臻记住了有一次语文考试，考得不理想而掉“金豆豆”时，我跟她开的一个玩笑。张维维记住了她一次数学没考及格而沮丧时，我对她讲的我小时候数学有时也考不及格的事。魏亚军记住了他小时候偷人家的黄瓜被我知道后，我没有批评他，只是对着他的耳朵，轻声问了一句：“魏亚军，偷到的黄瓜是吃的吧？”然后一笑了之这件事。刘其太记住了一个下雨天，他因为生病而晕倒在路旁，正巧被我遇到了，把他背回家的事。张莉的故事长一些：一次我带领全班学生到皇藏峪玩，她下山时不幸摔破了头，我亲自送她到医院治疗，然后送她回家，并向她家长道歉的事……
当初我留给学生的只是一些爱的碎片罢了，今天收获的却是温暖的回忆。
我曾听过郭振有先生一个报告。郭振有先生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教师有没有文化主要不在于教师的职称、职位，而在于教师有没有高尚的师德、丰富的学识、生动的个性、感人的故事在学校里流传。有些学校没有文化气息，问学生老师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学生讲不出，或只能讲一些课堂的笑话。”郭振有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只有大德之人，才能干大事业。”
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明白这样的道理该多好哇！我一定会为学生留下更美、更好的故事。
有位教育家说：“孩子在未成年以前，接受的是形象而不是理念。”
我想这就是故事之所以会长久地保留在学生心中的缘故吧！因为故事——特别是老师的故事——是形象。
六
我是个普通的小学教师。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思考得更多一些，每有所得，会立即转化为教育行为。
平心而论，我真的是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读书并不很多，而且读得速度慢。天资也并不那么聪颖，读小学时，除了美术、作文好一些，其他学科成绩平平。到了中学、师范，懂得了思考，掌握了一些学习方法，各科成绩才上来了。1977年，我在徐州党校学习时，同班的大学生都考不过我。
关键在于会学习。会学习就是会思考——能把厚书读薄，能把薄书读厚。
走上工作岗位，便思考教育，思考教学，思考学生。我是一个思考型的实践者。我写的所有东西（包括日记），都是用文字凝固下来的思考。写，是最全面、最深刻、最理性、最冷静的思考。我十分感谢我的老师使我对写作有了浓厚的兴趣，十分感谢我的写作习惯。我写的东西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觉得有点意思时，才小心翼翼地寄给报刊社。不是怕不发表，是怕发表了贻害大家。
我不是只说不做的人，从不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每有所得，必定转化为教育、教学行为。这也正是我至今没有落后于时代的原因。
有人说，教育的理论是古老的理论。是这样。教育的好多方面早被孔子、苏格拉底所认识，而且凝成了千古不朽的文字。但，我能用古今理论家的理论，演绎出新的故事。我还能“举一反三”，借别人演绎的故事，去演绎属于自己的故事。我的《教海漫记》记下来的，就是我演绎的许多故事中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
于永正，1941年生于山东莱阳。1962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校。1985年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同年被徐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95年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各种教育刊物上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于永正课堂教学教例与经验》《教海漫记》《于永正与五重教学》《于永正文集》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