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正[1]
《人民教育》编辑来电话，要我为“名师人生”栏目写篇稿子。我嘴里说“不敢当”，心里却高兴——自己的文章在那里一登，不就俨然成了“名师”了吗？
不过，说实在的，正好可以就此机会简单地盘点一下自己的教育人生，所以就答应下来了。
[1]于永正：《盘点自己》，载《人民教育》，2007（6）：53～56
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的一山一水，一星一月，一虫一鸟，一草一木，一寒一暑，一时一俗，一丝一缕，一饮一啜，都溶化为童年的血肉，不可分割。
同事们常常讥笑我的普通话是“山普”——带山东味儿的普通话。我反而引以为豪，说：“我是山东人嘛！”我故意把“人”说成带山东味儿的“银”字的音。乡音难改，因为它已溶入了我的血液。
我是14岁那年，在山东莱阳读完小学后来到江苏徐州的。但几十年来，故乡的梦一直追随着我，故乡永远让我魂牵梦萦。
柯灵说：“人生旅途崎岖修远，起点是童年。人第一眼看见的世界——几乎是世界的全部，就是生我育我的乡土。”的确，“乡土的一山一水，一星一月，一虫一鸟，一草一木，一寒一暑，一时一俗，一丝一缕，一饮一啜，都溶化为童年的血肉，不可分割”（柯灵：《乡土情怀》）。
我亲爱的故乡有灵山秀水。山山都有见证先人勤劳、智慧的壮观的层层梯田，那梯田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雕塑。故乡有风格独特的村舍民居，而且村村都有关帝庙。庙宇规模不大，但建筑考究，一砖一瓦，一雕一刻都透露出对关公的崇拜与虔诚。故乡有异常普及的京戏，掌犁扶锄的农民哼“昔日有过三大贤”者，不乏其人。故乡有真正的春节。春节，家家户户洒扫庭院，张贴年画，摆供祭祖；春节，男女老少穿新衣，村村唱大戏；春节，乡亲们走门串户，互相拜年，“过年好”的祝福声不绝于耳；“初三看姑姑”，“初四看舅舅”，“初六看丈母”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故乡有淳朴、勤劳、乐善好施的人民，在故乡的词典里，没有“偷”“懒”一类的词语……
乡土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山东人。
二
我很庆幸，在小学遇到了张敬斋老师；在中学遇到了李晓旭老师。张老师使我有了许多爱好，对许多学科产生了兴趣；李老师则使我有了梦想和追求。
在小学里，我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张敬斋。张老师刚来到我们村小时才18岁。他的字写得好，课文朗读得好，画儿画得好，京胡、二胡拉得好（二胡是他自己做的），歌儿和京戏唱得好，更重要的是对学生态度好。我脑海里留下的全是张老师的笑脸和那特有的爽朗的笑声。
进入三年级，张老师要我们每天写一篇大字。开始是“写仿”（即“仿影”），张老师给我们每个学生写一幅字，我们把纸蒙在上面描。什么时候老师写的字模糊了，老师就再给我们写一幅。到了四年级便“临帖”了，多数同学临的是柳公权的“玄秘塔”，一直临摹到六年级。大家都努力争取得到张老师的红圈，谁要能得到双圈（写得较好的字，张老师给画两个红圈），那简直是莫大的奖赏，会一蹦三尺高！有一次，我有两个字得了两个红圈，激动不已，把它寄给了在徐州工作的爸爸。张老师喜欢写字，他经常给我们讲欧、颜、柳、赵四种字体的风格。
忘不了张老师给我画的一张奖状。那时农村条件差，奖状都是张老师画的。一次期末考试，我语文成绩突出，张老师发给我一张奖状，奖状上面画了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并写了一句鼓励的话。我把它捧回家，妈妈笑，奶奶、爷爷也笑。爸爸远在徐州，如果看到了，肯定也会抿嘴笑。
忘不了张老师在我作文本上画的许许多多的红色波浪线。有时候，一篇作文几乎都画上了波浪线！真的全篇都是妙词佳句吗？哪里！那是张老师的期冀和鼓励！每条波浪线，都拉近了我与书和作文的距离。
忘不了张老师教我们拉京胡、唱京戏。从小学三年级我和京剧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来，京剧给我的太多太多。在张老师的影响下，我还喜欢画画儿。班级的壁报上，经常贴着我的画儿。春节，别人家贴的都是买的年画儿，而我家贴的都是我自己画的。我最喜欢画戏剧人物和花卉。戏剧人物画得最多的是关公、包公，花卉画得最多的是牡丹、荷花、菊花和梅花。
我没有成为京剧演员，但它让我身上多了一些艺术细胞；我没有成为京胡演奏家，但它使我拥有了一份艺术体验；我没有成为画家，但它使我多了一位教学“助手”；我没有成为书法家，但它使我拥有了学生喜欢的第二张端庄的“脸”和名片（有人云：“字是人的第二张脸和名片”）。总之，众多的艺术爱好，成全了我的人格，也成全了我的教学。
在徐州第七中学，我庆幸遇到了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李晓旭老师。我上初中时，学的是“文学”。没有一个同学不喜欢上李老师的文学课。如果说，小学的张老师使我有了许多爱好，对许多学科产生了兴趣，那么，李老师则使我有了梦想和追求。在我的一篇作文上，李老师批了一句：“此文有老舍风格，可试投《中国青年报》。”是吗？于是，我兴奋地、认认真真地把作文抄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寄了出去，小心翼翼地盼望着。然而，至今未发表！但李老师的一句话，使我做起了作家梦，如饥似渴地读书，搜肠刮肚地写稿。书，自然是先读老舍的。退稿很快积了一大堆，但屡败屡战，毫不气馁。
人的理想虽然不可能都实现，但为之奋斗的人生是充实的。
理想和追求在，动力就在，希望就在，充实就在，收获就在。
我虽然没有成为作家，但收获的是读书、写作和思考的习惯，收获的是人格和思想上的成熟。是文学感动了我，同时，是文学使我懂得了形象的重要。讲课离不开形象，教育离不开形象——尤其是老师自身的形象。我懂得了，于是便努力地、不断地、自觉地打造自己的形象。
三
从跨进师范学校大门的那一天起，我就按照我崇拜的老师来塑造自己。
1959年8月30日，我跨进了江苏省徐州师范学校的大门。
“哦，三年后我真的要当老师了！”我望着教室里张贴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又红又专，一专多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等标语，自言自语。于是，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老师们成了我的一面面镜子。他们的今天，成了我的明天。那时，我有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要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绝不能做一个被学生瞧不起甚至奚落的老师。
我要像李晓旭老师那样知识渊博、讲课幽默。于是我更自觉地读书，不但读文学的书，而且读教育方面的书，马卡连柯的书读遍了。此外还读哲学、啃政治经济学，不但读，而且做笔记。
我要像张敬斋老师那样多才多艺。那时学校对我们师范生的要求是“又红又专，一专多能”。我除了继续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外，对绘画、书法、音乐、戏剧仍有浓厚的兴趣。我是“三好学生”，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既是合唱队队员，又是民乐队队员——在乐队里拉板胡、二胡。
三年的师范学习生活，使我养成了很多好的习惯，包括生活习惯。我最感谢母校培养了我思考的习惯。读书，我思考了，所以养成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吾日三省吾身”了，所以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思考自己的明天了，所以养成了读我身边的老师的习惯，记他们的优点，同时也思考他们的不足。
毕业前一个多月的实习，是对我三年学习的检验。实习结束时，我和实习班的小朋友洒泪而别的场面，是我向母校交出的最好的答卷。我的目标是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一个月下来，我觉得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