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的《吕氏春秋》，有一个荟萃百家思想而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其中道家黄老学思想占据了很大比重。该书用“太一”的范畴来代表元初之气，把它视为万物的本源和本体，用法家的术治思想和稷下道家的“静因之道”充实了道家的王道之术，认为“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该书对道家的养生之术也给予了继承和发展，主张“圣人深虚天下，莫贵于生”（《贵生》），但又吸收儒家思想而提出了“迫生不如死”的观点。在养生的具体观点上，它主张要以物“养性”，而不能“以性养物”（《本生》），要“制欲节情”、用“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发展了庄子所提出的“吐故纳新”的养生方法。它还把养生视为治国之本，强调“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先己》）。
黄老学的经典是《黄帝书》和《老子》。《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载《黄帝书》数种，东汉时已亡佚。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与《老子》乙本合卷的帛书《经法》等四篇古佚书，据考证，正是秦汉流行的《黄帝书》的重要部分，我们把它称为《黄老帛书》。这部书，一般认为也与稷下道家紧密相关。
《黄老帛书》基于道家的宇宙观，对老子的“道”范畴作了发挥，认为“道”永恒不变，是万物生成长养之源，存在于万物中却不见其形，在一切大小事物中普遍而恒常地发挥着作用。帛书强调，道的动静行止都非人力所为，而是道的必然存在形式。日月之代谢、四时之变化、百物之生灭等都是道的体现。物极必反是道的运动法则。尽管“极而反”的法则是同一的，但“人之理”有“审知顺逆”的区别，人顺道而产生，把握道在事物上的具体表现而成长，违背道就会走向灭亡。由此，《黄老帛书》提出了“执道”、“循理”、“审时”、“守度”的思想。所谓“执道”就是认识和掌握事物的普遍规律。“执道”才能明白天道“极而反”的法则，了解社会生活中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的区别，周密观察各种事物的变化过程，而不抱先入为主的成见、偏见。这样，就能认识精深，思想开阔，掌握天下是非的准绳。“执道”的关键是审定名实，只有名实相符，才能无不合理、无不顺道。所谓“循理”，就是具体地“审知顺逆”。帛书主张理是道的具体化，提出“顺逆同道而异理，审知顺逆，是胃（谓）道纪”，也就是要求在道的总原则下根据不同对象的特殊性来研究和处理复杂的顺逆关系。它认为，当时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顺逆，是所谓“四度”问题，即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君与臣、贤与不肖、动与静、生与杀四者之间的顺逆关系。帛书作者认为，“四度”等社会生活之理，表现为“法”。“法”是道所派生，是道和理的社会表现；执道循理，就必须立法。帛书开宗明义就提出了“道生法”的命题。所谓“审时”，即处理各种顺逆矛盾，必须掌握事物变化发展的转折点，抓住时机，做到“静作得时”。所谓“守度”，即注意事物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及其限度。帛书突出地阐述了“度##的概念，强调了“守度”或“处于度之内”的重要性。此外，《黄老帛书》还以“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称》）为纲，既强调以柔克刚的“守雌节”的重要，也指出要“柔刚相成”。以正反相生相成的辩证法为原则，它论证了文武并用、“刑德相养”，无执无处，“虚静公正”、“兼爱无私”，保民爱民的政治主张。
《文子》是战国后期，孟子、庄子、管子之后，汉初之前成书的一部托名于老子的弟子文子的以道家为主杂揉百家的著作。它认为：“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清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精气为人，粗气为虫，刚柔相成，万物乃生。”这是发展了稷下道家的精气观。它也继承了道家关于“道”的思想，指出：“故阴阳、四时、五行同道而异理。”在事物的变化问题上，它强调“和”，指出：“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上义》）。但“和”是怎么来的呢？它认为是“积”的结果：“积阴不生，积阳不化，阴阳交接，乃能成和”，“不积而能成者，未之有也”，把“积”看作促成事物变化的重要因素。对道家无为而治的王道之术，它有自己的新看法：“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道原》）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顺应物性，尊重人情，排除个人成见和主观欲望的干扰，因势利导，达到“无不治”的效果。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末期到秦汉之时，方士之术非常盛行。其中一些方士为了逢迎最高统治者和达官显贵，也力图把自己的方术攀附到其时社会上的显学——黄老道家上去。邹衍所创立的阴阳家所倡导的“五德终始”和阴阳说，就是来源于燕齐方士的一种学说。这说明，黄老思想、阴阳家、燕齐方士和后世的道教，其间步步相承的历史递进关系，是不能忽视的。
提及方术，不能不提医术。医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到秦汉之际，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到了可以进行理论总结的程度。顺应此时社会思潮的形势，产生了《黄帝内经》，它以稷下道家的精气学说为主，兼采阴阳五行思想，充分吸收和消化了此前道家的养生思想，结合医药学的经验，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它的哲学思想和充满了科学精神的养生经验，都对此后的道教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道家思想
秦统治者的严刑峻罚，并未能阻止儒、道各家思想的流传和发展。在秦汉之际，被称为“黄老之学”的新道家，以比《吕氏春秋》更成熟、更精炼的形态在民间流行开来。在上层社会，汉初，黄老“无为”思想流行于朝野，这是当时的客观情势所决定的。经过长期战乱，广大人民渴求安定。汉初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看到“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的威力，也力图“安集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缓和各种矛盾，因而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方针。黄老之学的新道家思想倡导“无为”，为这种方针提供了思想基础。黄老思想因而被采纳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创造了“文景之治”的丰功伟绩。汉初的政治指导方针实际上是渗和着刑名法术的黄老无为思想，对掺和了儒家思想的新法家则采取过排斥态度。正因如此，儒道互黜（主要是以道黜儒）的事件，在文、景、武时连续发生。窦太后是当时流行于朝野的黄老之学的突出代表，由于她的影响，汉文帝、汉景帝及汉初主要大臣，如萧何、曹参、陈平、汲黯等也都“好黄帝老子之术”。
但当时的儒林博士，如申培公、辕固生等也影响一批朝臣，代表不少儒生，形成一股势力。“道不同”的两种思潮，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例如，辕固生几乎因此丧生在野猪之口。道法互黜、儒道互黜中的各家，原则上各有中心，思想上互相吸取，学术路线上各有承继，逐步形成了三种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主要思潮，即新道家、新法家和新儒家。汉初黄老“无为”思想的重要代表有陆贾、盖公和司马谈。陆贾在献给汉高祖刘邦的《新语》一书中，基于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事实，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陆贾在中央的建议与盖公在齐地对曹参的指教不谋而合。盖公根据黄老思想向曹参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为政方针和思想原则。萧何死后，曹参升任汉相国，继续实行“清静无为”的方针，获得各方的赞誉。继曹参为丞相的陈平“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参与文、景两朝朝政的窦太后也耽于此道，使这种历史作用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在学术领域形成了新道家的特殊地位。对此，武帝初年，司马谈（公元前？～公元前111年）从理论上作了总结。按照司马谈在其《论六家要旨》这一重要思想史论著中所作的总结，新道家的思想特点是：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史记·自序》引）
这是说，新道家对阴阳、儒、墨、名、法各家都已批判地吸收其精华，并顺应秦汉之际的时代变迁而有新的变化，因而切合实际，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新道家的理论要点，按司马谈的概括是：保持思想的开放性，虚心体察外物的实际情况，注意遵循外物的发展规律，先“究万物之情”，做到“因物与合”，才能事半功倍，“为万物主”。掌握外物的形、势、法、度，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关键在于做到因时而起、顺物而行。
为此，在考察名实上，要求名符其实，不听言不称实的空话，防止奸邪，这样好坏是非自然明白而冥合大道，不声不响地成就大事业。在养生方面，新道家承袭了先秦道家贵生、养神的思想。
作为西汉前期新道家思想的理论总结，《淮南子》是一部高水平的道家著作。关于道，它认为，道生化万物之后，“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道在万物之中无形地发挥着作用。它主张从事物的内部去认识事物，把主体的人置身于事物的运动中去体验，“神与化游”（《原道训》），在天人合一、物我同一中把握和体验作为宇宙大全及其运化规律的道。在王道政治方面，《淮南子》发展了“无为”的理论，指出：“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权自然之势，而曲故（巧诈）不得容者”（《修务训》）。又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原道训》）这种解释明显抛弃了此前道家无为思想具有的消极因素，强调不以个人的喜好决策，公正无私地处理政事，因势利导，遵循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弄清事物的真相，使得巧诈没有容身之地。这一观点用在政治上，《淮南子》修正了过去庄子所提的“君无为，臣有为”的观点，提出“君制臣，臣事君”的观点，因为“有为”含有胡作非为的可能。臣应在君的领导之下，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君主应该少私寡欲，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以自己高尚的德行感化天下万民。在养生论方面，《淮南子》注重养神，强调养性，认为“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精神训》）。欲望与性势如水火，不可两立：“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受神仙家的影响，《淮南子》中有“不死之师”、“蝉蜕蛇解”、“轻举独往”等神仙方术的内容。这说明，神仙方术借助于黄老学对精神境界的描绘，攀附黄老，将肉体成仙的方术与黄老道家的养生术搀杂在一起，使得神仙方术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加快了神仙方术向道教演变的步伐。
汉武帝之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战胜了道家，儒学尊于朝野。但董仲舒之学实质上也吸收了黄老道家的不少思想。黄老道家思想在民间也并未绝灭，刘向、马融、虞翻等人都学《老子》。东汉初期也曾一度兴盛。
东汉中后期，随着儒学的僵化和非理性化，道家思想又开始兴盛起来。严遵即严君平，是西汉末期著名的道家学者，班固说他“依老子、庄周之旨著十余万言”，即《老子指归》，提出了一个道—→德—→神明—→太和—
→形（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这把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两个说法统一起来了，严尊还总结说：“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卷八）。他集中讨论了“虚无”、“自然”、“无为”、“守分”等范畴。在书中提出了一个为后世道教所昌明的思想：“伺命在我，何求于天”（《卷十二》），后世道教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与命抗争的积极有为思想当来源于此。这本书所倡导的万物自生自化说为以后的王充、郭象所继承，本体论思想为王弼所继承。严君平的少年好友杨雄也著《太玄》、《法言》，“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法言》），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杨雄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尤其是《太玄》对魏晋玄学的影响不可忽视。
西汉末东汉初，出现了《老子河上公章句》。该书通过注解《老子》的形式，把道家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例如，它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无名者谓道，道无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气布化，出于虚无，为天地本始也。”（一章，注“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从道生化万物的过程中有气的作用，那么，气与道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
它说：“言道禀与，万物始生，从道受气”（二十一章注）。这就把道与气在共同化生万物的过程中的职能差异讲清楚了。该书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提出了“致太平”的社会政治思想，开启了此后《太平经》的思想端倪。
在养生论方面，该书也别致地提出了“圣人治国与治身同也”（二章）
的主张，并受神仙家的思想影响，谈到了吐故纳新、按摩导引之术，提出了“人能养神则不死也”（六章），“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气不劳，五神不苦，则可以长久”（五十九章）的观点，也开启了道教身心兼修的养生思想的端倪。
东汉时期，与王充“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论衡·自然篇》）一样，王符、仲长统等思想家的思想内核也是道家思想，后者甚至还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后汉书·仲长统传》）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魏晋玄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