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TH年逾古稀，照理应该享享清福了。虽然他已把店里的经营权交给了儿子，退居第二线，但是每天还照样起早贪黑地212作。1996年，KEITH在半山坡上买了一块地，盖了一栋“洋房”。竣工后，KEITH特地邀请我去参观。这座房子的面积我无法估计，它有一个可以容纳两辆奔驰车的车库，两个会客室，还有七八间卧室；在车库上面的二楼，是KEI．TH的书房和画室。KEITH告诉我，厨房的所有设备和器具购自德国，浴室的澡盆和瓷砖来自意大利。我估摸着，这座房子的造价少说也得100万新元。
在阳台上，我们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加利福尼亚园林世界”。阳台下，正是KEITH的“自留地”——一个正在营造中的袖珍中国园林。KEITH不愧为园艺高手，园林的布局很有艺术性。小小的天地里，奇石怪树错落有致，潺潺的溪流中金鱼在游动嬉戏。为了避免偷盗，KEITH把他的得意之作和精品全部放在这里，只供亲友观赏。
KEITH虽然学历不高，整天和花草树木打交道，但他很有艺术天分，花木园里几十幅活灵活现的花卉图画居然出自他的手笔，一有闲暇他就在画室写字作画，特别喜欢和书画家做朋友。1997年初，苏州挑花坞3位画家来新西兰参加“亚洲节”时，他在中国餐馆宴请了他们。苏州是中国盆景的发源地之一，他特地陪同画家们参观了他的花木园。
由于KEITH的爱好，“东方画会”特聘KEITH为名誉主席。这一方面是一种荣誉，另一方面说，这也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因为画会每次搞书画展览，在财力不支的情况下，只要向KEITH开口，他总是能慷慨解囊。1997年9月，在我离任之前，画会全体画友济济一堂，聚集在KEITH的新居里与我话别。虽然吃的是画友们自带的饭菜（KEITH招待酒水），但气氛是那样热烈和融洽。
KEITH告诉我，1996年，“加利福尼亚园林世界”被选为新西兰最佳园林，他得到的奖励是去澳大利亚免费旅游两周。他还代表新西兰参加了在南非举行的“国际园林大会”。
我回国时听说云南省将举办“99国际园艺博览会”。
KEITH如果能去，那他将是最好的人选。
我和陈康渭一家
陈康渭（STAN CHAN）是一位50来岁的中国画家，20来岁的时侯来到新西兰。我和他最早认识是“中国儿童画展览”在惠灵顿开幕的时候。新中友协请他全面负责展览的布置和美工。
陈先生为人和气，又是画家，所以我们自然地成了好朋友。他风趣地说：“你现在已经入了我们的INTERNET网了。”我说：“200％的是。因为我结识了东方画会的会员，现在又认识了你这样的大画家，我怎么不是网中人？！”
由于“入了网”，我经常被邀去陈家搞笔会。陈康渭的家虽称不上豪华，但是很大（按中国人“鸽子窝”的标准，那应该是奢侈了）。一进门就是一间50来平米的客厅。从客厅往左是餐厅，与餐厅相连的是厨房。再往里走便是陈康渭的公司。一间30平米左右的长条房间里放着复印机、两台电脑，还有各种各样的文件架，满满登登的，走路都要侧身而过。现在在西7b-国家，很多人把公司开在自己家里。忙的时候，一天可以工作24小时，有急事或休假，可以关门停业。陈康渭的公司主要是为一些大公司搞电脑设计。由于他懂两种语言，所以很多有中文的广告和说明书都成了他的专利。我在使馆文化处时，有不少人向我打听有哪家公司能制作中文广告，我当然一下子就想到陈康渭。
我很喜欢去陈康渭家，因为他的家里充满了中华文化的气氛。客厅里除了中国家具外，墙上挂的是中国画。柜子里有十八罗汉的木雕像，天花板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姿态万千的中国风筝。在餐厅里我看到一幅“济公格言”。我问：“这真是济公的格言？”陈康渭说：“GOD KNOWS（天知道）！”我想他言之有理。济公这个人是否存在只是一种传说，他的格言更是无从考证了。不过，格言的内容倒很有可取之处。它教导人们如何待人接物，充满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在后来的笔会上，陈康渭要我用隶书书写了“济公格言”，他还认真地装裱后挂了起来。
陈康渭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异乎寻常，这也许是他几十年远离故土的缘故。他的3个孩子（大儿子KEN，二儿子DEREK，女儿DIANNA）也都是中国文化的喜爱者，他们会拉二胡，还会弹古筝。我在中学时代曾学拉过二胡，在他家看到二胡，一下子手就痒痒起来。陈康渭看出我是拉二胡的一把“好手”，一定要我每个周末去教孩子们学二胡。其实，我的技术充其量也不过是“桌子底下放风筝——出手不高”，但是盛情难却，我只好答应了。
陈康渭家不仅是一个文化之家，还是一个典型的温馨的中国家庭。陈康渭的夫人RUBY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她除了做一家6口（包括她的母亲）的三顿饭菜，浆洗缝补外，还要自己开车去买菜购物，接送孩子上下学。“公司”老板不在时，她还是负责接电话的“常委”。她的英语也说得很好。鄙人的夫人也很喜欢去陈康渭家，因为RUBY不但人热情，而且还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两位夫人没有语言障碍。RUBY虽然会做一手漂亮的粤菜，但对北方的饺子却一窍不通。我们每次去他家都要大显一番“身手”，和面、擀皮、和馅包饺子。这可以说也是我们一周里最愉快的一天。
RUBY是做蛋糕的高手，每次我们回家时，她都要送我们一个大蛋糕。
陈康渭是一个热心人，一向助人为乐。我是使馆惟一的“画家”，所以《香港回归图片展》的筹备和设计全落在了我的身上。那几天，我几乎累得要吐血，但如果没有陈康渭的帮忙，我恐怕不能这么好地完成火使交给我的任务。很多设计和美工都在他的画室做了。其实，他自己的业务也很忙，他是丢下手头的工作为我尽义务的。也许是因为他在香港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知道香港的回归对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意义。
HH和S老太太
回到国内，很多人都想知道改革开放后出国潮中出去的人在国外的生活情况。我知道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这个故事之所以生动，是因为我了解它的大部分过程。但是，我要说，这个故事开始虽然很美丽，然而结局不一定很美好。
我的前任在和我交接工作时说，新中友协有一位叫s的老太太，是使馆的老朋友。每年她过生日时最好去看看她，或者送个生日卡。
我到任后忙了一阵子案头的工作。一个星期天，我和科技处的老宋就去拜访了S老太太。S老太太住在一所很普通的房子里。丈夫已去世，老太太孤身一人过日子，真是“孤苦伶仃”。
也许是由于太寂寞，或是因为对中国使馆有着特殊的感情，老太太一见我这个“不速之客”，有点喜出望外，手舞足蹈。她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然后沏上一壶中国茶。我发现在她的会客室和卧室里到处是旅游纪念品，其中七八成是中国的。她津津乐道地告诉我，这是在上海买的，这是在西安买的，这是使馆×××送的生日卡、圣诞卡……凡是中国人送的，哪怕是一张纸，一个小小的礼品，她都要珍藏起来。
S老太太告诉我，几年前，使馆请她当老师，给那些夫人们教英语。老太太平常“无所事事”，所以欣然应命。虽然讲好是“义务工”，馆里总得管一顿饭，每次上课出车接送一下。
我们刚坐定，老太太兴奋地说：“HH要来了，他要在我这里住半年”。我问老宋，HH是什么人。老宋说，HH就是每次接送老太太的使馆招待员。由于他态度礼貌，所以老太太很喜欢他。老太太只生有一个女儿，而且不在身边，所以，老太太一直把HH当作亲儿子一样看待。HH原是国内一个大城市宾馆的服务员，在使馆当了两年的招待员，1993年回了国。这一次是老太太把他作为朋友邀请来新西兰访问。当然，办理这样的出国手续，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由于S老太太的努力，新西兰驻华使馆发给K签证。
HH到新西兰后，我和老宋还去看望过老太太。老太太的高兴劲甭提了，三天两头地和HH开着车走亲访友。惟一的遗憾是，HH文化水平太低，在使馆时没有学到几句英语，所以至今还是一个“哑巴”。由于老太太实在离不开HH，在半年的签证到期之前，老太太又给HH延长了3个月。
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我拿起听筒，听见一个泣不成声的男人的声音：“老太太昨天晚上去世了！”这是HH。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老太太平常身体很好，我想，可能是HH签证到期，老太太“气急败坏”，心脏病急性发作而导致死亡。
老太太是新中友协的一名忠实会员，同时又是使馆的老朋友，我和夫人作为使馆的代表去参加了吊唁。
教堂里安放着S老太太的棺木，牧师和亲属先后致悼词。这本应是一个安静肃穆的场所，但HH的哭泣声不时传来，到灵柩缓缓移出教堂时，HH竟嚎啕大哭起来。几个男人抱着拖着把他弄出了教堂。西方人家里死了人也很悲痛，但我很少听到过哭声，也许他们把悲痛藏在心底。像HH这样肆无忌惮地嚎啕大哭，新西兰人恐怕是破天荒第一次看到。我把目光移到友协领导人的脸上，他们也流露出不可理解的神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