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系列及其它
1996年的下半年，在国家博物馆有一个“香蕉系列”的展览。我感到很新奇，所以抽空去看了看。原来这是一位华人陶艺家的作品展。作品很多，占了满满一个大厅。据我看，华人艺术家在新西兰搞这样规模的展览虽不能说独一无二，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我对新西兰的华人画家比较了解，但对这位陶塑家却不甚了解。于是，我向老朋友陈康渭打听，结果不费吹灰之力，了解到他叫翁树木，祖籍福建。他来新西兰已有十多年。陶艺原来不是他的专业，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
他的展览很有内容，所以我向大使建议组织全体馆员去参观一次。黄大使不但同意了，还说要和大家一起去。
新西兰一般的展览不收门票。但有些大型展览（如文物展览，馆方要花一大笔保险、运输和随展人员的费用）和个人展览（因为要付场租费）要收门票。门票可谓五花八门，学生和60岁以上的老人减半，学校组织的学生集体参观，是美术课的一部分，要全部免票。我和馆长是好朋友，所以打了个电话，几十号人全部PASS。
翁先生得知大使要来参观，特别高兴。早早就在门口等侯。他在表示了欢迎后，就给我们讲解这个展览的主题思想。
在新西兰，华人的历史可分为三代。第一代大约在100多年前乘木船漂洋过海而来。他们大部分在达内丁附近的金矿淘金；后来金子没了，第二代就修铁路，种蔬菜，还有的开餐馆、洗衣房；第三代就是“香蕉”，他们皮是黄的，瓤是白的。这种说法我以前也听说听说过，但以此为题搞一个展览却是第一次看到。我领会他的中心思想是，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无论老的少的，要团结，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香蕉”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确和他们的先辈们不同。这一点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可以看出来。在回归前，新西兰的一家报纸曾对新西兰的香港学生作了采访和调查。他们表现出的态度有三种：一种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应该归还给中国，因此对回归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第二种对香港的归属稀里糊涂，因此态度无所谓；第三种人认为他们就是英国居民，担心香港的回归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前途，所以表示出疑虑。这三种人的比例大约是各占1／3。
“香蕉”的父母对香港的回归都感到这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我的朋友ALBERT WONG（黄锡廉，画家）是典型代表。他回忆起童年的时候，他的爷爷从江门到香港谋生，没有工作，只好在街上摆个小摊，英国警察举着警棍到处驱赶他们，逃得慢的挨打是家常便饭。所以，从小时候起，凶狠的英国警察的形象像烙印一样留在他的心里。他愤愤地说，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摆摊还要受洋鬼子的管制，真是岂有此理！由于在香港没有出路，黄先生十几岁坐船在海上漂流了几个月来到新西兰，其中的苦水几天几夜倒不完。在新西兰，他成为一名水彩画家，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现在，他拿着退休金，闲暇时卖几幅画，日子过得很悠闲。我只要有空就喜欢去他家。他的夫人很勤快，园子里种着各种蔬菜豆角，每次去那儿她都要给我们摘一把。
黄先生为了恭逢其盛，专程去香港观看回归的庆典。可惜他不在惠灵顿，否则他也许能为“香港回归图片展”出点力。但是，事有主次轻重，这样重大的庆典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他亲自参加呢。
作为搞文化的外交官，我总是喜欢和文化界的名流打交道。GUY NGAN先生是新西兰知名的华裔艺术家，虽然他有一个很漂亮的中文名字“颜国楷”，我平常喜欢叫他“GUY”。入乡随俗Ⅱ巴。
到任后，在我的工作走上正规稍有余暇的时候，我就和科技处的老宋去拜访了他。
和中国的文人画家一样，GUY的家在惠灵顿市郊的山谷里。我们的车子左拐右绕走了半天才到。他的房子从外面看很不起眼，但到里面一看却是“别有洞天”。起居室、走廊和画室里都是艺术品，有的是他自己的作品，有的则是收藏品。古人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本人虽出身布衣，但也算上过高等学府，所以，“附庸风雅”起来也不算做作和别扭。我们很快像故友重逢一样地聊了起来。
GUY先带领我们参观了他自己营造的“中国园林”。说是园林未免有些夸张，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天井。但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却有幽竹数竿，流水淙淙，还有一鉴小池塘，几尾金鱼在悠闲地游荡。园林里的奇花异草叫我惊奇。
他营造了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GUY是一位雕塑家，在开车来的路上，我们看见他的一件作品放置在公路的交叉处。新西兰国家虽小，但按人口算，艺术家的比例要比中国高，所以一个雕塑家要在那里占一席之地很不容易。GUY于1926年出生在惠灵顿，曾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就读，担任过新西兰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GuY自己从来不说这些，我是从新西兰的WHO’S WHO（“名人录”）上了解到的。
GUY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抽象的，但他也创作具象的作品。每一个新西兰人都知道英国的库克船长。他的一个铜铸浮雕像放置在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我每次经过那里或者在那徜徉都看见，但不知道作者是谁，“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作者就在我眼前：GUY！GUY的其它作品数不胜数，他还得过很多奖。我从心里为他感到骄傲。
GUY虽然出生在海外，但对中国文化和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在他家里看到了齐白石、徐悲鸿和刘勃舒的作品。GUY说，他解放初回国有幸见到了一代宗师徐悲鸿。
我发现GUY的名字很有意思。“GUY”在美国的英语中是一个俚语，意思是“家伙”。也许是知识层次和兴趣爱好不同的缘故，有一些华人说他不好接近，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发现GUY很平易近人，我们“一见如故”。
在国庆招待会上与GUY夫妇交谈
GUY和我们谈起了他的姓NGAN。他说，他家的姓应该是“颜”，粤语的发音是“NGAN”，这个“颜”是颜回的“颜”，而且他就是颜回的后代。我记得1979年随科学院一个“中国植物学家代表团”访美时，接待我们的有一位孔X X教授，他是孔子的第72代传人，想必颜先生一定是颜回70代以后的子孙了。我开起了玩笑说：“您这个家庭出身在文化大革命中日子一定不会好过。”GUY接过话茬风趣地说：“我早知道要搞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到新西兰隐藏起来了。”
GUY留我们吃了中饭，然后他说要带我们去看一座寺庙。我感到很新鲜，在异国他乡，居然还有中国的寺庙。GUY说，在新西兰有好几座这样的庙。
寺庙离GUY家不远，我们散着步就走到了庙门口。这里是一个幽静的小山谷，山坡上苍松翠柏，鸟语花香，一条清溪流淌F来；几间很像中国寺庙的建筑物矗立在谷底的平地上。GUY为寺庙创作了大梁的雕刻，是和尚们的好朋友。我们刚进入山谷，庙门就洞开了。一位和尚把我们领了进去。
这座庙里有七八个和尚，有日本籍的，有泰国籍的，还有一名洋和尚，他是英国人。和尚们在一起吃饭，每天按时打坐念经。不过他们都是“自费”和尚，因为在新西兰他们不能像正宗的和尚一样出去“化缘”。
告别时，和尚们说，他们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和尚们的生活很感兴趣。我回到使馆立即弄了一些小册子给他们寄了去。
以后我曾几次去拜访过GUY，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陪同田森教授的那一次。
田森教授是国内知名的社会学家。他这次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想对两国的社会问题作一次调研。文化处在使馆就像一些国家政府里的“不管部”一样，接待田教授的任务又落到了我的头上。
GUY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新西兰生活了70年。
他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所以，我约了画家陈康渭一起驱车去了GUY的府上。GUY讲了几个有趣的故事，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40年代，新西兰的白人政府对华人采取歧视政策。一次，GUY出国探亲回来，进关时移民官居然说他没有入境签证不：让他进关。GUY据理力争说，他是新西兰公民，持有新西兰护照，为什么要入境签证。但那个官员还是胡搅蛮缠。
GUY气极了，他转过身，举起护照，用流利的英语对着长长的入关队伍说：“女士们，先生们，我持有新西兰护照，但这位官员不让我回新西兰。你们如果也持新西兰护照的话，你们也将和我一样无家可归了。”这一喊引起了队伍中的一阵骚动，大多数人谴责这种歧视华人的行为。这个官员自知理亏，红着脸对GUY说这是一个误会，很快为他办理了入关手续。
KEITH
中国有句俗话说，“人75可貌相，海水75可斗量”。此话一点不假。眼前的这位老华侨，乍一看很像一个饱经风霜的大西北老农民。谁曾想他竟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惠灵顿“加里福尼亚园林世界”的总裁。
他叫“KEITH LOWE”，中文名叫“刘桂萼”，但是我还是人乡随俗地叫他“KEITH”。
KEITH的穿着很朴素，我只能用“刚刚从菜园子里走出来的憨厚的菜农”来形容他。他黝黑的皮肤和脸上刀刻似的皱纹说明了他的勤劳。
他看起来很平凡，但是他70多年的经历却充满了传奇色彩。
KEITH于1924年出身在香港至广州公路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那时他家里很穷，他小小年纪就向“老外”出售荔枝，赚钱来补贴家用。他父亲虽然去了新西兰“淘金”，但是家里仍然一贫如洗。
1937年，KEITH来到新西兰。13岁的刘桂萼当时只能说中国人都很难懂的粤语，一上学听到的是英语，他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吉人自有天相，一个名叫“KEITH SMITH”的孩子帮助他学习英语。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刘桂萼在施洗时把名字改成了“KEITH LOWE”。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KEITH因为英语太差，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为维持生计，他在惠灵顿的古巴街上摆起了一个水果摊。50年代，他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子里卖鲜花和盆景。由于KEITH很善于经营，他的小商店买卖越做越大，铺面显然不够用了，于是，他就到近郊的MIRA．MAR转悠。一天，他开车经过一个巨大的圆形建筑物。这是报社存放纸张的仓库，它原是SHELL石油公司的储油罐。
KEITH找到了房主，说明了他想租用一小部分出售鲜花的意思。老板简直不能相信，但是他很大方，答应KEITH可以免费使用一年。
KEITH这一下真是“一发不可收拾”。现如今，他的“加利福尼亚园林世界”不但买下了整个大油罐，而且还把地盘扩展到附近的几十亩土地上。KEITH还在“大油罐”的一侧开辟了一个诺大的停车场。每逢周末，这里真是车水马龙，一片繁忙景象。在惠灵顿地区，只要提起“加利福尼亚园林世界”，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KEITH是南茜的妹夫，我到任后不久就认识了他。我的前任也介绍说，文化处在他的“园林世界”举办过小型展览。我和KEITH很快成了好朋友。他邀请我去参观了“加利福尼亚园林世界”。
在KEITH的陪同下，我向“大油罐”走去。进门的地方摆着各种各样的装饰花园的水泥雕塑。翩翩飞舞的小天使好像在欢迎客人的到来；7个小矮人的憨态似乎在取悦着来宾的欢心；狮子像卫士一样蹲坐在……
进入大门，眼前展现的是无以数计的货架。货架和地上摆放的商品真是琳琅满目：各式花盆和干花、花肥和农药、贝壳和小摆饰，应有尽有。在一面的高台上，还开设了一个咖啡馆。从这里可以看出KEITH独到的经营思想。城市人经过一周的紧张工作，愿意到这里来购物，即使不买东西，周末和假日来欣赏一下花草树木，吸吸新鲜空气，这难道不是城市白领人最好的休闲方式？
来到花木园，我禁不住感叹起来。我除了1979年随科学院的“中国植物学代表团”赴美国考察时看到过很多植物园外，这样大的人232营造的花木园林还真是第一次看见（它实际上是澳洲最大的人工园林）。在这个七八公顷的园林里放着几万盆花。可惜我的植物知识太贫乏，只认得鬼脸花、水仙花，还有仙人掌和仙人球。令人惊奇的是，KEITH用了20多年的时间培植的中国盆景，很受新西兰人的喜爱。可惜前年一只他最喜欢的盆景被“梁上君子”窃走，后来虽然追回，但那时它已是“凤凰成了秃毛鸡”。
园林的出口处除了摆着袖珍型的小盆景外，NEITH还开设了园林工具和花种的柜台。由于园林庞大，KEITH雇佣了十几个打工仔。他的夫人和孩子们都是雇员。我不好问KEITH的资产有多少，估计没有上千万的资金是绝对经营不了这样的园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