侣伦
比起母亲来，我的父亲有另外一种人生。他不像母亲那样出生在旧社会里，终生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却是一出身就接触“洋”气社会。据我推想，他很年轻就出来为生活工作，打的是洋人工。在我开始对人事有所认识的时候，印象中他已经是个海员，而且这一直成为他的终生职业，他所工作的是美国轮船，这些轮船的航线是固定的，经常来往于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大城市，香港也是其中的一个站。照例是三个月才到香港一次。我的父亲便是这样长年累月在太平洋两岸来来去去，消磨了大半生的。
由于长时期呼吸着西方空气，加上生活环境的影响，他的思想和习染，多少也带有“洋化”成份。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人本位，可是对于乡土的观念却非常淡薄；虽然也注意中国的时事，却并不是出于关切。不过他也不盲目崇拜外国，只是在碰到看不顺眼的中国社会的缺点时，便往往拿外国人来比拟：人家就不是这样子“难怪老番看不起唐人！”这便是他习惯的口头语。事实上在父亲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确有许多事情不争气，使得许多具有民嫉自尊心而思想上又认识不清的人，由失望陷于绝望。我的父亲便是这一类人之中的一个。
就是因为职业环境所形成的“洋化”思想，加上长时期生活在海外，我的父亲的家庭观念也是淡薄的。他对我的母亲没有感情，对于儿女也没有感情。
他每次随船回到香港，仿佛是一个过客，儿女也把他看作是一个远方的来客。
因此当他离去的时候，没有什么惜别的情绪，回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兴奋的情绪。他的冷漠得近于严肃的态度，叫人不愿意去接近他。甚至一些亲戚，对他也有一种敬畏的心理。这就是我的父亲的典型。
但人是会变的。这主要是决定于种种客观方面的因素。当时势越来越显得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好，一个人再也不容易操纵自己命运的时候，他便会醒悟着应该怎么样去处置自己。我的父亲尽管还没有到退休年龄，他的好日子已经是一场消逝了的华梦。于是他把接近暮年的生活，由海上转移到陆上，在家里安顿下来。他对于大半生自己赚钱自己挥霍的行径有没有悔意，谁也不知道。所能知道的却是，他的“洋化”思想，随着环境的变迁慢慢地扭转过来了。他在精神上回到不再同家人和亲戚长久隔膜的圈子里来了。
于是在生命的新阶段上，出现过一场喜剧。
那一次，是我母亲的“外家”办喜事，请吃喜酒。地点是在九龙城郊区一条村子里。父亲是从来不同一切有亲戚关系的人来往的，他的脾气是讨厌“庸俗”，怕应酬。这一次却破例地答应了邀请，使主家非常高兴：难得这位嘉宾光临。
母亲和家人提早到主家帮忙做事去了。父亲没有早去的必要，他记下了路径和入席时间，独自随后去。当他按照了提示沿着通往主家的小径向前走时，中途给一个人迎面截住，把他牵到路旁一处喜气洋洋的场合里去；那里的一家屋子的庭院里，几桌喜酒正吃得喧闹。父亲给拉到空位就座，给同桌的宾客们包围着劝酒，只好礼貌地应酬着。奇怪的是见不到一个相识的面孔。他只好向一位招待的人找寻我的舅父朱秀。
“朱秀在里边忙着，不要管他。”对方匆忙地回答，“反正是自己人，不要客气啦！”
原来在同一地区里，两家姓朱的同时办喜事；无巧不成话，同样有两个名字相同的人。显然地，事情是搞错了！
正当我父亲困惑着的时候，正式主家那边也在困惑。人们奇怪着一位难得的嘉宾迟迟未到。担心他不识路，便派了几个人到路上去查看；走到中途，一眼望见在另一家喜筵上喝得半醉的我的父亲，才恍然明白，哗叫起来。……
这件事的结局是，我父亲窘得连大衣手杖也没有拿，便急忙跟了来人到正式的主家去。’随后叫人送去二个红封包作贺礼。
父亲的生命原是一片空白，可是因为这一幕喜剧的缘故，却使他的形象在关系人的记忆中，连同那喜剧一齐存在。
197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