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权衡自己是否应该投身政治，去反对人工流产，以及后来出现的一系列其他事项时，菲奥维尔知道他面l临一个前后不一的难题。当他在六十年代中期遇到民权运动的问题时，他曾反对牧师投入其中，称“我们能够相信政府会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在一部回忆录中引用了一段他在全国神职人员大会上讲的话：“我们传教士和基督教领袖所起的作用应该是满足我们民众的精神需求。”菲奥维尔继承了里伦一贝克斯的传统，成了一个洗礼教分离派。菲奥维尔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曾写道：“侍奉教会，让政府自行运作，一直是我一生的准则，也是我的基督徒朋友和家庭的准则。”如果我们相信他回忆录中的话，菲奥维尔在神职人员的政治党派取向问题上，曾认真地作过一番思想斗争，哪怕只是瞬间的思想斗争。当时，他知道，在政治游戏方面，他还有许多东西要学，而且他“开始担心如果自己选择了政治立场，即使在我们这个年代，有可能造成我们正在发展壮大的信众的分裂。我布道的教堂的信众中人员很杂，他们可以持各种政治观点，而不妨碍他们相信耶稣。国家已经被人工流产这件事搞得四分五裂。我们的信众会不会也因此分崩离析呢？”
当然，菲奥维尔最终克服了最初的疑惑，渐渐变成了一个具有公开宗教色彩的政治运动中的新一代核心人物。菲奥维尔和派特·罗伯森牧师（1988年，此人曾竞选总统）摒弃了里伦一贝克斯的主张，继承了依扎拉·斯达尔斯·依拉、比利·圣对、查尔斯·考夫林和杰拉尔德·温拉德等人的衣钵，成了一系列组织严密、善于利用传媒舆论工具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们看来，这些运动的目的在于将美利坚从自由派、世俗派、同性恋、法官，或者随时看着不顺眼的人的手中夺回来。
葛培理面临的难题
全球最著名的新教牧师葛培理是一个对菲奥维尔权衡的那种介入政治的行动极为保留的传教士。他是一个战后美国公共宗教历史上的令人称奇的人物，他似乎无处不在，与不同党派的总统交朋友，他在白宫的生活区度过那么多时间，老布什总统曾请他为一些来访的国会议员作白宫导游。
葛培理从不虚张声势或固守陈规——在大学时代，他从鲍伯·琼斯学院弃学，这所学院是南卡罗莱那州教规森严的鲍伯·琼斯大学的前身——然而，长期以来，葛培理在政治和文化的话题上一直畅所欲言，他和各届总统的关系对世界形势都有一定影响。从艾森豪威尔起，凡是和葛培理一起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政客都会沾上一种宗教的圣光，而且，葛培理似乎从未遇到过他不喜欢的名人。要讽刺葛培理，将他归人权贵牧师之流很容易——简直是太容易了。然而，纵观他数十年的神职活动，从冷战千年大灾难理论到营建“阳光市郊”这些观点，一下就能看出他一直是美国公共宗教的建立者和一面镜子。
葛培理的布道语言流畅、鼓动性强、诲人不倦，能够在一个人生活中最动荡的时刻，给人以冷静平和——这是一个杰出的牧师的特征——葛培理数十年来在全世界各处传播上帝的福音。也是在这数十年间，他周旋于最高阶层之中，与政客和商人结成友谊——这些友谊似乎经常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和祷告时结下的。
在许多年里，葛培理试图在政教分离的问题上两者兼顾，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在比党派之争更高的境界，同时又在尝试直接介入政治。早年，艾森豪威尔在权衡是否参加总统竞选时，葛培理在他去法国和科罗拉多州的旅途中曾访问过他，力促他参加竞选。1952年夏，艾森豪威尔在丹佛的褐宫旅馆写的一封信中，曾提及葛培理。“葛培理在一号，星期五到这儿来见我，早先在巴黎，我们也见过面。”1952年8月11日，艾森豪威尔告诉华盛顿州州长亚瑟·B·兰里。“我非常同意你对他的看法，他有一种非凡的、用一种精神信条感召百万民众的能力……由于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持非党派的中立立场，要组织任何为我们服务的正式宗教领袖组织将有困难。”但是，老将军自有变通之术。“不过，也许可以非正式地搞。”
第二年，葛培理多次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呈交他在达拉斯布道大获成果的报告。“附上一些有关昨晚七万五千人参加布道大会的盛况的剪报，”葛培理写道，“这是基督教历史规模最大的一次传教活动。”他没有言过其实，葛培理说，要求总统体察国民的民心所向。“我只是想让您通过这些事，看到在美利坚有一种对精神信仰的强烈的饥渴感，”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说，“民众对上帝的追求如饥似渴。”
1960年，他为《生活周刊》撰写了一篇题为《尼克松其人》的文章，打算日后在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发表——这是一篇读上去像是在支持尼克松的文章——他刚把文章寄到纽约就后悔了。后来，奇迹发生了——《生活周刊》的编辑亨利·路斯为了保护葛培理的名誉，不让他显得过于介人党派之争，所以将此稿搁置未登。（“上帝帮我挡了一把！”葛培理后来回忆说，路斯肯定会喜欢这个比喻。）葛培理转而又写了一篇有关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去投票的文章。葛培理在文中引用了冷战的形势：“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在全球范围内与反耶稣的势力作斗争……我们这些美国人需要决定这次选举，就像决定以往的选举一样，怀着对上帝的虔诚，跪地祈祷。”肯尼迪获胜后，葛培理和他建立了关系，约翰逊当总统后，葛培理在约翰逊身边度过了许多时光。“牧师，为我祈祷吧。”约翰逊会这样对葛培理说，然后跪倒在地。
葛培理和尼克松的关系成了这个传教士人生的转折点，此后，他离尘世越来越远，离精神信仰越来越近。葛培理认为，他和尼克松是好朋友，但是随着水门事件事发，以及白宫那些记录尼克松爱说脏话和许多其他劣行的录音带的出现，葛培理感到迷惑和伤心。“四十五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在了解了这段时期发生的所有事件之后，看来我当时可能对他宗教信仰的虔诚作了过高的估计，”1997年，葛培理在谈及尼克松时这样写道，“但在当时，当着我的面，他总向我提起他母亲的宗教信仰，以及她视若珍宝的《圣经》。”尼克松用这种口吻说这些话并不特别出人意料，就是在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葛培理就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谈到他的宗教观，要区别哪些是宗教信仰，哪些是情绪反应并非易事。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往事，每当他提到主，都是泛泛而谈。”
从白宫录音系统录下的一段发生在1972年的对话中，葛培理发现自己对有反犹情绪的尼克松指控犹太人控制大众宣传媒介的观点表示赞同。“我和许多犹太人是很好的朋友，”葛培理说，“他们簇拥着我，对我很友好，因为他们知道我对以色列很友好。但他们不知道我对他们正在美国做的事情的真实看法。”
2002年，这段对话公之于世，葛培理称他不记得那段对话，并主动请求人们的宽恕及和解：“种族偏见、反犹情绪、或对信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仇恨，都于人类的良知所不容。”犹太领袖中的许多人，由于赞赏他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不参与其他传教士呼吁犹太人转信基督教的一贯立场，接受了他的道歉。“我的大半生一直走在一条朝圣的路上——不断地学习、改变、成长、成熟，”葛培理说，“我现在开始悟出我的信仰和福音中的一些更深的含义，尤其是在人权、种族和民族间互相理解这些方面。”
葛培理从尝试介入党派之争到回归神职，这一段经历的意义在于：他离政治角逐越远，他就越能在公共宗教中扮演一个将各党各派联合起来的角色。“不错，我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1985年，葛培理在国立大教堂里的一次布道中说，“我们有一部保证我们全体国民人身自由的宪法，在这个人身自由中，宗教自由是居首要地位的。在美国，不论哪种宗教，任何宗教均有权存在，并按照自己的信仰繁衍。我们崇尚政教分离，托上帝的福，没有哪个教派曾经压迫其他宗教，将来也不会强加在我们头上。”他和开国先贤持同样的观点：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是互相关联的。他继续说：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可能在宗教中找到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指南。在过去的数年间，我去过许多地方，那里有许多人渴望摩西先知（“十诫”传人）和耶稣为他们指引道路。只有上帝才能填补我们这全世界的道德真空。
在我们这个多元化的国家里，我们已经学会了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各自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但与此同时，不管我们信奉什么宗教，我们都知道，我们依仗的是一个比我们更崇高和强大的力量……
在各种宗教的教诲中，尤其是基督的《圣经》中，都反复贯穿着这样一条真理：人治有限、神意为先。我们都负有一种比投票箱更高的义务，那就是来自上帝的义务。我们不仅对美国的全体民众乃至全世界的民众承担一种责任，我们还对上帝——我们的天父负有一项重大的责任。总有一天，当我们站在他的面前，我们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就这样，对于葛培理，政治成了一个必须回避的“烫手的山芋”。
“到了我这个年纪，”他在八十七岁时说，“我只有一个给大家的信息——上帝的福音。”
“美利坚回归上帝”
就在葛培理脱离政治圈子的那些年里，菲奥维尔和其他人则在向里冲杀。1976年是美国建国二百周年，宗教——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宗教，都成了无法回避的话题。在总统竞选中，来自佐治亚州平原镇的南方洗礼教徒吉米·卡特赢得民主党的提名。突然间，“再生基督徒”这个词风行一时。卡特和伍德罗·威尔逊一样，为人严肃、一丝不苟；一个与卡特相识很久的政客曾戏称卡特“固执起来就像佐治亚南部的老甲鱼”。宗教信仰是卡特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成分，但是，他信奉洗礼分离教派的老传统，并且理解美利坚公共宗教的微妙之处。
在入主白宫前几天，卡特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他所说的“转念之想”。作为当选总统，他一直琢磨在1977年宣誓就职演讲时应该引用《圣经》中的哪一段，他更倾向于《纪事篇》117：14中的一段话：“假如我的信众，那些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人们，能够变得谦恭，然后祈祷，寻求我的神貌，改邪归正；这样，我将在天堂里听到他们的声音，宽恕他们所犯的原罪，平复他们故土的创伤。”然而，卡特担心“那些和我持不同信仰的人们会误解‘邪’和‘原罪’这些字眼，并作出相应反应”。于是，他转而选了《麦卡书》6：8中的一段话：“他已经向你展示了，人哪，什么是善；上帝对你的期望，公正行事、广施仁爱、慈悲为怀，怀着谦卑之心，与主同行。”卡特在回忆录中反思自己的就职演说时，认为麦卡这段话“提醒我们在更加坚定完善社会公正和宽容的决心的同时，我们必须祈求上帝的帮助和指引。水门事件之后，我们需要在民众记忆中留住一种历史感，从我国的多元性、坚韧性和道德价值观中汲取力量”。
全体美国民众，包括那些信奉某一特定教派的人们，会对具有宗教色彩的语言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谨慎对待这个问题，是一个美国总统必须具备的素质。卡特引用杰弗逊和罗杰·威廉姆斯的思路来解释一个信奉宗教的政府主管为了信守建国精神，在执政时必须持有的谨慎态度。“（政教）分离是法律特定的，但是对于一个信奉宗教的人来说……你无法将宗教信仰和为公众服务完全分开。同时，当然，在政府部门工作，你不能将你自己的信仰强加到其他人头上。”
基于他的行政当局的许多严重失误，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危机，卡特在身居全国最高行政职位期间，对公共宗教所作的合理妥善的把握，可能是他任期内最值得一提的成就之一。在他离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卡特记得有人问起“我的基督教信仰和我世俗的总统责任是否从未发生过冲突”。他的回答是：“是曾有过几次冲突，但是，我一直信守我的誓词‘维持、保护、捍卫合众国的宪法。’举个例子，我从来不相信耶稣会同意人工流产或死刑，但我尽我所能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同时试图将我认为由此引起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在他于1976年出版的名为《为什么不选最好的人选？》的竞选书中，卡特引用了瑞候德·尼布哈的一句话：“政治所担负的令人悲哀的责任，是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建立公正秩序。”
在建国二百周年之际，人世间的罪恶一直萦绕在杰瑞·菲奥维尔和其他传教士的心头。“我一手拿着《圣经》，一手高举‘光荣的老旗帜’（星条旗），走遍了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和体育场馆，”他后来对他的信众说，“我当时说‘我过去没有缄默，将来也不会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