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出发穿过城区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那是一种阴暗、低沉的气氛，”路易斯在他题为《弄潮》（Walking with theWind）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简直就像一支送葬队伍。”他们走过水街，向埃德蒙德·派特斯桥走了过去。那座桥仍然坐落在那里，钢铁支架的天顶和很陡的桥面。路易斯走到桥顶处，停下了脚步。“我们面对桥那一端，是由蓝钢盔、蓝制服的阿拉巴马州警组成的一片人海，由一行数十名准备搏斗的警察组成的一排排人墙，拦住了美国八十号高速公路的去路。”游行的人们没有退缩。路易斯和威廉姆斯带领这一支和平的、不带武器的、坚持非暴力原则的游行队伍向桥头走去。“我们当时准备赴死，”路易斯在四十年后告诉我，“金博士教育我们要用耶稣的教导和甘地的手段，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付出血的代价。”约翰·克劳德少校提着手提话筒喊道：“限你们在两分钟之内，掉转头，回到你们的教堂里去。”在遭受毒打和伤痛之后多年，路易斯记得后来发生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我们的面前只剩下一个选择。”
“我们应该跪下来向上帝祈祷。”路易斯对威廉姆斯说。
但警察镇压的决心已定。克劳德命令部下前进。路易斯说，那情形“就像人潮扑面而来，蓝衬衣制服、警棍、皮鞭0 99他听到一个妇人的尖叫声：“打呀！打死这帮黑鬼！”一个警察猛击路易斯头部的左侧，他倒在柏油路上；很快，他闻到了催泪瓦斯的味道。“我开始猛呛、咳嗽，”路易斯写道，“我无法呼吸，觉得好像我只剩最后一口气。”
电视摄像机在转动，摄影机在拍摄，路易斯躺在地上，大口地喘气，他以为自己的气数已尽。“完了，”他回忆起当时脑中闪过的念头，“民众将在此地献身。我将在此地献身。”
当时，路易斯有一种平静感；他记得自己曾担心其他人——何西和后面的、正在向桥下走来的其他战友的安危——但是，他本人则感受到一种奇异的平静感。“我是准备去牺牲的，”他告诉我，“我躺在地上时，真以为见到了死神。真的。不知为什么，一种很平静的感觉。”谢天谢地——他活了下来。当晚十时，在行善者（Good Samaritan）医院疗伤的路易斯被麻醉药弄得迷迷糊糊，昏睡过去。他后来才听人说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节目主持人打断了正在放映的电影《纽伦堡审判》，播放了路易斯和他的游行队伍遭到殴打的情景。“那个场面十分惊人——一幕又一幕徒步或骑马的警察殴打一些毫无抵抗能力的美国公民，”路易斯写道，“许多观众还以为这是哪部电影里的场面，这似乎太离奇、太丑恶。这不可能是真的。”
历史将那一天称为“血腥星期天”。由南方黑人教会组织的、由路易斯、金和尧夫·艾比迈希这些信奉上帝的牧师们领导的这场运动，既是一场争道义的斗争，也是受到《圣经》思想和语言影响和塑造的宗教性斗争。八天之后，约翰逊总统前往国会，提交了“选举权法案”。
那天晚上总统的演讲，也就是那篇后来被载人美国公共宗教教规的重要演讲，差一点没有成为现实。1965年3月14日，星期天，总统演讲撰稿人兼顾问理查德·古德温在亚瑟·斯莱辛格位于华盛顿的寓所吃完一顿为时很长的汤类晚餐之后，回到家中就寝。他以为他当晚已无事可做；“血腥星期天”过后，为总统在国会的演说撰稿的重要任务已交给另一位演讲撰稿人。当约翰逊星期一早晨在白宫醒来时，问杰克·凡能提（Jack Valenti）：“狄克的演讲稿写得怎么样了？”
“我没有将这份演讲稿交给他，”凡能提回答说，“我把这活儿交给赫勒斯·巴士比（Horace Busby）了。”
古德温后来回忆道：“约翰逊一下坐直了身子，语气中透出一股突如其来的火气：‘你办的混账事！你难道不知道，一个自由派的犹太人对美国的脉搏深有洞察吗？你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交给一个在得克萨斯搞公关的伙计？让狄克写这篇稿子。马上就去！…
古德温大约在上午九时半到达白宫，突然接到这项任务，当他凝神注视着面前的打字机时，“一时文思如潮涌”，他回忆道——《圣经》抑扬顿挫的文字、林肯演讲的铿锵回音、游行的人们的话语，出现在一页又一页的演讲稿中。“《圣经》中的场面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那与你个人的信仰无关，”古德温在四十年后对我说，“《旧约》、《新约》，都在对我们的为人处世施加影响，基督徒也好，犹太人也好，或者不管其他什么人。宗教比喻和宗教语言能引起某种美国的共鸣——你可以从字面上或象征意义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共鸣。就算你基本上是个世俗论者，宗教里的那些理念和原则对我们来说，都应该是共有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公平。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有一个神在主宰世界，不管他们是否称其为上帝，我当时在写稿时想做的，就是将民权问题放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公平这些参照系中——至少对我，当然也对约翰逊来说，那是带有宗教色彩的。”
“有时，历史和命运会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相遇，形成人类对自由求索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约翰逊那天晚上说，“列克星敦和康克德就是这样的转折点。一个世纪前的阿波麦脱克斯也是。一个星期之前阿拉巴马的赛奥马也同样是。”后来，约翰逊吟诵了那首著名神曲的头一句话：“胜利属于我们（we shall overcome）”。
约翰逊演说的开场白——那数行用简单、有力和宣言式的语气解释自己使命的话，鲜为人知。“今晚，我要为人类的尊严和民主的归宿大声疾呼，”他说，“我促请两党的每一个议员，信奉任何宗教、任何肤色、来自全国任何一处的每一个美国人，加入我的奋斗行列。”在捍卫人类尊严和民主时，他必须感召信奉任何宗教的美国民众，因为当时许多白人基督徒仍然对种族主义视而不见，就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经常以《圣经》作为根据，为其开脱辩护，而操着浓重得克萨斯口音的约翰逊则一点都不去理会那些：
我们很少会遇到这样一种挑战。这种挑战与我们的物质增长和富足无关，与我们的福祉和安全无关，但它与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我们可爱的祖国的真正含义有关。有关美国黑人平等权利的问题，正是这样一种挑战。我们可以战胜所有的敌人，我们可以押上我们的双倍财富去征服太空的星辰，但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无所作为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算是失败了。因为，国家的行为和个人的行为所遵循的都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为了得到整个世界而丧失了自己的灵魂，那他又得到些什么呢？”
在合众国的大印上的金字塔上方，有这样一句拉丁箴语：“上帝助我之奋斗。”上帝是不会帮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其实，实现他的意志，是我们自身的责任。但是，我还是坚信，他真的能够理解，而且真的会支持我们今晚在此开创的事业。
在赛奥马的一个牙医的家中，正在养伤的约翰·路易斯和金一起观看了这个演讲。路易斯为人谦逊，他盛赞金是为约翰逊即将发表的演讲铺平道路的功臣。路易斯回忆道，“金博士将赛奥马、蒙哥马利、伯明翰的街道、林肯纪念堂的台阶变成一个巨大的讲经台”，美国即将听到，是一个被金宣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福音所折服的总统的声音。
“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路易斯写道，“伦敦·约翰逊那天晚上没有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出现。他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他说的是一言九鼎的元老之言；他就像一个诗人在那里吟诵。”如果他是个诗人，他就是一个具有神学色彩的诗人，因为坚信上帝“真的能够理解，而且真的会支持我们今晚在此开创的事业”的前提，必须是我们都生活在被一个关注世事的上帝监管的世界之中，这个上帝不仅将自由意志给了我们，还将试图“实现他的意志”（约翰逊原话）的本能给了我们。
约翰逊引用的耶稣那句话——“一个人为了得到整个世界而丧失了自己的灵魂，那他又得到些什么呢？”——出自《圣经·马修书》中的一个重要章节。正如“血腥星期天”——一个罪恶的日子——导致了至少一部分美国人的清醒，《马修书》中的这段话所表现的既是希望，又是艰辛。在《马修书》中，耶稣作出了一个最终的诺言。“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他对我们现在所知的一个名叫赛蒙·巴犹那的人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之上，阴间的恶势力，最终无法战胜他。”然后，仅仅几句话之后，耶稣就明确指出，要逆转人类习以为常的恶习，要在弱者中激发力量，或者不通过暴力赢得胜利，那些选择他指出的道路的人们的生活不会轻松，耶稣本人和约翰·路易斯所经受的一切便是明证。“如果有人愿意追随我，”耶稣说，“他就必须抛弃自我的欲望，扛起他的十字架，跟我来。因为不管是谁，凡是想救自己一命者，终将失去生命；而不管是谁，愿意为我的理想而牺牲者，终将获得永生。”演说至此，约翰逊引用了上面那段话。他对悖论的中立性有透彻的理解，就像他心目中的英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那段被后世铭记的祝福，前言置后，后语置先。“我们必须警惕暴力的蔓延，”约翰逊那天晚上说，“我们知道那将让我们失去手中已经掌握的、斗争所需要的法宝——进步、遵守法纪和对美国价值观的信赖。”这里的价值观，在他的祖国和他的心目中，是具有宗教色彩的。
“血腥星期天”过后两周，1965年3月21日，在弗吉尼亚州林奇斯堡的汤姆斯路洗礼教堂里，聚集在那里的信众正在听一位三十一岁的牧师杰瑞·菲奥维尔（Jerry Falwell）作一次他后来为之后悔的布道。
“我对《圣经》之坚信不疑，让我无法停止传播纯粹的耶稣救世福音，转而去从事任何其他事业——包括参与民权改革运动，”菲奥维尔说，“作为一个受到上帝召唤的传教士，在我将时间和精力花在让人们受到耶稣的感召之后，根本就没有剩余时间。传教士不应被召去做政客，他们应该去拯救灵魂。”这就是在一些牧师为黑人民众争取平等而游行时，菲奥维尔所持的立场。然而，十多年之后，菲奥维尔对传教士和政治活动之间关系的观点便发生了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