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21年年初，饥荒就遍及22个省，饥民数达到2330万人。粮食的情况成了灾难性的，在产粮区，每个农民平均每年只有17普特粮食，而在缺粮区只有9普特。在乌克兰和乌拉尔地区，由于大批士兵复员返乡，他们纷纷参与了农村中抵制和抵抗余粮征集制的行动。列宁把他们的活动称之为“盗匪活动”，他说：“几万、几十万士兵早已只习惯于打仗，把打仗几乎当成了唯一的职业，现在复员回到家乡，他们一贫如洗，生活艰难，自己的劳动用不上，结果我们被卷进了一场新形式的战争，新类型的战争。这种形式的战争简言就是盗匪活动。”而在西伯利亚地区，余粮征集到了没有武器就寸步难行的地步，农民的不满导致了“西伯利亚农民联盟”这样有影响的组织的出现和多方活动，并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甚至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使征粮队征集到的粮食无法运到欧俄地区去。列宁也感到了震惊，他把西伯利亚地区农民的起义比做是“不是一场可以估计兵力的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坦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发展到了很大的规模。1920年秋季到1921年年初，一方面是安东诺夫加速了自己部队的行动；另一方面是零散的农民骚动联合成了受社会革命党人很大影响的“劳动农民联盟”这样的直接对抗苏维埃政权的力量。安东诺夫虽然自称是“独立的社会革命党人”，但他的军事行动却不受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控制。坦波夫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尤·波德别利斯基就称安东诺夫的活动是“没有口号，没有思想，没有纲领的无望的游击习气”。社会革命党中央要他服从中央的策略，要他放弃恐怖行动，转而采取灵活的、和平的政治斗争。安东诺夫表面上应允，但实际上仍然自行其是。因此，“安东诺夫匪帮”和“劳动农民联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坦波夫地区，实际上存在两股农民运动，两股对抗苏维埃的势力。安东诺夫的活动具有更朴素的农民要求，直接反映了现实的尖锐矛盾和对切身利益的关注。1921年2月初，一个叫“小列夫”的写的一份《告红军士兵书》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红军士兵兄弟们！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是在和谁作战？这不是匪帮，而是农民的起义。我们为了将公民从公社中解放出来而起义。红军士兵们，我们向你们伸出兄弟的手。让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一起抛掉痛苦并好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共产党人犹大让我们相互争斗。我们开始相互残杀。唉！他们让我们白流了多少血，而我们宽恕他们的行为！停手吧，为什么要兄弟相残？我们想重新过好的生活。贫穷迫使我们战斗。而你们，我们的兄弟，却要镇压起义。红军士兵兄弟们，你们要背道而驰，放下武器。你们要知道，这是人民在起义。你们在那里应该帮助我们这些游击队员，而不要来灭火。让起义的烈焰更炽烈地燃烧起来。人民在奋起拯救自己。这场大火预示着美好的生活。只有在这场令人厌烦的战争结束时，你们中的每一个人才能有事干。我们所有的人将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工业将很快发展起来。而妨碍这一切的正是公社分子，他们激起农民的仇恨，扒光所有的粮仓，他们把人民变成游击队员。你们已经厌烦战斗，是共产党人动员你们来的。他们给了你们武器并派你们来残杀自己的兄弟。那些同情游击队员，从来也不向他们射击的人，应该向游击队交出武器。而开枪的人，就是敌人，游击队员将杀死他们。我们的红军士兵兄弟万岁！所有农民的联盟万岁！我们的领袖安东诺夫万岁！”
而“劳动农民联盟”却有着明显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这个“联盟”在其纲领中说：“劳动农民联盟的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推翻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政权，这个政权已经将国家推至贫穷、死亡和耻辱的边缘。”为了争取农民对它的支持，该联盟在关于区委员会工作的指令中规定：“完全取消凭证供应制。”这个联盟有自己的由8个军组成的人民起义军，有作战总部，有自己的司令员——皮·托克马科夫。起义军指挥人员的任命制和红军是一样的，也像红军那样把政治工作看得很重。1921年1—2月间，“劳动农民联盟”和人民起义军以“在斗争中你将得到自己的权利！”为总标题，散发了《致农民和工人书》、《致工人书》和《致被动员的红军士兵书》。这些呼吁书提出了明确的反对和打倒共产党人的口号，在《致被动员的红军士兵书》里这样写：“让我们和你们愤怒的声音汇成一个共同的呼喊：‘共产党人去死吧，劳动农民和反对共产党人强暴者的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总武装起义万岁！’。”
坦波夫的农民起义有成为全国起义和暴动的中心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列宁和中央政府的密切关注。一个共同的结论是：把“安东诺夫匪帮”和“劳动农民联盟”看成是一回事，把坦波夫地区的农民起义都归结为是“安东诺夫匪帮”的骚乱。随即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镇压“安东诺夫匪帮”不力和拖延的原因。不久，该委员会的主席卡麦隆在报告中在承认镇压的军事力量不足后，强调了粮食问题：“坦波夫省的粮食状况一方面由于严重干旱、播种不足和歉收促使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产生了不满。另一方面部队和总部对粮食供应的急需不允许征粮工作有丝毫放松，只能遵照总部的命令在不满情绪和反抗行为滋长的情况下，加强征粮工作，这也削弱了反暴乱的力量，使暴乱活动得到了明显的扩大和深入”，“而苏维埃政权在这里是有名无实，未能取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坦波夫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认为农民起义的主要根源和原因有三点，“粮食运动的开展，总的经济条件和反对共产党的敌人、切尔诺夫派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鼓动工作”。
1921年2月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布哈林、斯大林、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鲁祖塔克、加米涅夫和安德烈耶夫。会上，奉列宁之命前往坦波夫省参加省第十次党代表会议并进行视察的布哈林作了报告，他详细说明了那里的农民的情绪和社会动荡，要求采取措施缓和农民的负担。会议就布哈林的报告作出两方面的决议，一是指令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要对特别是农民因歉收而遭罪和在粮食方面有着特殊需要的地区的余粮征集执行情况予以最认真的关注。同时，承认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这些省份中农民的粮食负担，尤其是组织公共饮食的其他一系列措施”；二是“责成组织局会同全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立即派出一个全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会到坦波夫去进行政治领导并帮助与农民起义作斗争的同志们，也为了在从起义者手中解放的地区进行政治清理”。这次政治局会议还听取了在大饥荒出现后所组织的“对因饥荒而遭受困苦的农民提供援助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会议就此也作出决议，责成瞿鲁巴和列扎瓦迅速起草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责成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加米涅夫起草由加里宁签署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坦波夫省农民书。这次会议后，组成了以安东诺夫奥弗申科为首的全权委员会，并很快将安东诺夫奥弗申科调往坦波夫省。
1921年2月9日，这份告农民书最后以坦波夫省执行委员会和省党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农民同志们！鉴于现在已有可能开始从南方和西伯利亚获得一些粮食，根据省党委的报告，考虑到坦波夫省农民现在所处艰难境遇的重负并考虑到大部分余粮的征集已经完成，仍在一些富农手中的剩余粮食已是相对微不足道的了，因此粮食人民委员部决议：停止在坦波夫省进一步征集余粮。省党委和省工农和红军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极其高兴地接受粮食人民委员部的这一指令，并且现在就已经给各县粮食人民委员部作出指示，要他们立即按照停止征集余粮和撤消所有征粮队的通知办事。农民同志们！你们遭遇了前所未闻的困难，但却光荣地履行了对工农国家的伟大义务。现在，工农国家，你们的祖国，你们所选择的政权应该对你们百倍地回报。也是根据省党委的建议，省执行委员会决议：对农村居民实行优先供应，同时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向中央政府请求扩大物质信贷。农民同志们！只要能够向你们提供帮助的，苏维埃政权就将帮助一切。而为了更好地听取你们的请求和需要，在全省范围内正在组织广泛的无党派代表会议，我们邀请你们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勇敢地、坦诚地说出你们的需求和欺侮你们的人。苏维埃政权能够保卫你们。农民同志们！战争已经结束，余粮征集已经完成——现在应该像一个和睦的家庭那样去准备春播运动！让一切敢于将农民和这一和平劳动隔离开的人见鬼去吧！苏维埃政权将无情地击毁他们！农民同志们，去劳动，去和平生活，去春播吧！”
这一告农民书虽然没有真正指出余粮征集制所造成的恶果，但是毕竟宣告了要在坦波夫省结束余粮的征集。
然而，对安东诺夫及其他农民起义的镇压并没有停止。1921年3月3日，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在向中央的报告中确认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是社会革命党所操纵和领导的，要求进行坚决的镇压，他写道：和匪帮运动进行斗争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一系列措施（清洗苏维埃机构，广泛地进行公开审判等）来使农民基本群众对抗社会革命党人匪帮分子。无情地连根铲除社会革命党组织并通过确立诚实的苏维埃政权、坚定的秩序、对农民所提要求的明确性、计划性和合理性来逐步加强在农民中的影响”。随之，全权委员会在坦波夫地区实行清剿、戒严等军事行动，参与工作的还有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队。1921年3月16日，全俄肃反委员会军事管理局的负责人亨利希·亚哥达就领导了对尔季舍沃村的戒严工作。经过清剿，坦波夫省的农民军的力量受到一定的打击，其司令员托克马科夫被击毙。1921年3月29日，工农红军参谋总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共和国土地上起义运动一事写出报告，其中指出：“到上述时间，安东诺夫匪帮的总人数为1万人和数量不多的机枪。”在清剿中，“安东诺夫本人在我们装甲列车的猛烈炮火下，带着约100名匪徒和一门大炮逃向南方，进入拉姆赞湖区”。在坦波夫省委书记致捷尔任斯基的报告中写明：“现在安东诺夫的部队有7000名士兵，两门大炮，20—25支机枪，而且，其部队基本上显然已不是从前的绿色青年，而是老兵（来自复员的士兵），身经百战，了解国内战争的一切特点。”
1921年3月20日，安东诺夫奥弗申科签署《就自动投诚认罪告匪帮团伙参与者书》、《告被拉进匪帮团伙的农民书》等命令，限定匪帮团伙要在3月21日至4月5日的期限内投诚认罪，“在此期间内自愿携带武器到红军部队某个司令部的人，将得到宽恕并放其回家，只要他不是逃兵。逃兵去红军，但是他不会遭到任何惩罚。团伙的头目和教唆者如果自愿投诚，将可免除最高惩罚，不被枪决”。但是，投诚者不多。自1921年4月15日起，坦波夫省军队司令员帕夫罗夫和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先后因投诚期已过，下达了严厉的命令，帕夫罗夫的命令是：“自愿投诚期已过。所有依然留在匪帮队伍中的人是不可悔改的强盗——工农的最凶恶的敌人，因此我命令：1.消灭所有手执武器的匪徒。2.确认所有的头目和在匪帮团队中担任指挥职务的人，直至排长，都不受法律的保护。3.逮捕所有因被怀疑参与和与匪帮分子合作的人，并将他们随同材料转交军队特别部。”在安东诺夫奥弗申科的命令中，也改变了对投诚者的态度：“红军部队已经接到命令，要立即全部消灭匪帮团伙。对任何一个安东诺夫分子，即使是以前携带武器自愿向苏维埃政权投诚者，也只考虑对他不采用最高惩罚，但是要判刑。”
1921年4月26日，列宁向副陆海军事务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征求意见：“我认为需要派遣图哈切夫斯基去镇压坦波夫起义。最近，那里的情况没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更坏。这项任命将取得较大的政治效果。尤其是在国外。您的意见？”第二天，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图哈切夫斯基去坦波夫，并限定他在1个月内消灭安东诺夫匪帮。图哈切夫斯基到任后，立即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他于5月12日给坦波夫省军队签发了一份命令，除了重申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命令中的有关投诚等的措施外，特别规定了“扣押人质”的措施。命令要求：“3.不投诚的匪帮分子的家属要坚决予以逮捕，而他们的财产要没收，并将其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委员会补充下发的特殊指令，在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农民中间分配。4.被逮捕的家属，如果匪帮分子仍不投诚仍不缴械，则发配往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边缘地区。”5月15日，他还下令，在战斗地区组建“三人侦讯委员会”，来审理有关匪帮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