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利益至上，余粮征集的实质，苏维埃俄国再次面临危机
1920年，曾经任苏维埃政府第一任农业人民委员和第一支征粮队队长的施利赫特尔兼任黑土产粮区坦波夫省的执行委员会主席。8月8日，他在省粮食工作会议上承认，余粮征集的惟一目的是向国家缴送摊派的粮食。他明确提出了“国家利益至上”这个原则，他说：“对于不得不在征集中上缴粮食的地方居民来说，无论余粮征集制的条件是如何沉重，毕竟在总体上还是国家利益，社会主义革命利益是首位的，是压倒一切的，它高于对其他一切问题的考虑。”他还认为坦波夫省粮食征集工作的首要成绩，就是“在富农分子的队伍中制造了紊乱”，并且提出粮食征集工作的下一步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打击富农，用他的话来说，这就是“要狠狠地挤压富农，要让他们对省粮食委员会的命令不仅感到愤怒、激动和屈辱，而且认为非执行不可，是不可避免的”。
施利赫特尔还对粮食工作者说，他这是传达不久前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第二次粮食工作会议的精神。施利赫特尔的话展示了余粮征集制的实质，同时也承认了余粮征集的极为困难的处境。余粮征集制本是为解决粮食问题而实行的，但这一措施执行的结果却使国家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国家的粮源越来越枯竭，城市里几乎到了粮尽食绝的地步。
余粮征集制并不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它只是一种用行政命令和军事手段来强行再分配农村的存粮的措施。这种存粮又常常是农民用以维持自己生存和生计的惟一手段，可在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里，这种存粮都被统统说成是“余粮”——多余的粮食。当时，在相当多数的农民家里都有存粮，但这存粮并不是余粮。真正有超过自己的生存和生计所需的余粮的农民是有的，但他们的成分相当复杂，可政府在执行余粮征集制的过程中却把所有有余粮（包括存粮）的农民都视为富农，并宣称不上缴余粮的人都是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人民的敌人。这时，苏维埃政权没有一项法令是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而余粮征集制日趋激烈的执行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耕种面积逐年减少，牲畜被大量地宰杀，农业人口大量地外流。当农村中的存粮和余粮被征集得越来越少时，国家就自然越来越感到粮食的匮乏。这种无异于杀鸡取卵的政策只能把国家推向绝境。
余粮征集制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其目的是防止和杜绝农民手中的粮食在国家的“粮食垄断”之外流向市场和城市。因此，在余粮征集制上所反映出来的斗争首先并主要是国家的粮食垄断政策（或者说是粮食专政）和农民的粮食非垄断、反垄断（或者说是反粮食专政）的意识、情绪和行为的斗争。当时的征粮队实际上叫作“拦阻队”，它们大多位于铁路车站、水运码头和公路线上，拦阻（实际上是强行征收）“背口袋的人”携带的粮食。这些“背口袋的人”有真正的农民，有投机的和不完全是为投机的商人，也有城市里下到农村来找粮食过日子的工人和其他城市居民。余粮征集制所征集到的粮食大多是从“背口袋的人”手中获得的，仅仅1918年的6、7月份，就从这些人那里剥夺了200万普特的面粉。国家对“背口袋的人”的处置是极为严厉的：剥夺自由，判10年以上徒刑，强迫劳改和没收财产。但“背口袋的人”的活动却无法禁止得了，拦阻队在铁路上查得严，他们就走水路，就通过各种途径把粮食背到市场和城市里去。所以，余粮征集制的斗争实质上是禁止粮食的自由贸易和实际上的粮食自由贸易之间的一场真正的战争。
国家征集到的余粮主要用于战争，小部分用于大城市里国防工厂工人的需要。国家对居民的口粮规定了由国家供应的最低定量标准，但却只能供应其中的一小部分。居民的口粮大部分要靠那些“背口袋的人”来供应。从1918年年末到1919年，“背口袋的人”对城市和工人居民点的粮食供应在产粮省份占总量的58％，在缺粮省份占总量的65.2％。国家对“背口袋的人”的惩罚性措施实质上切断了居民的大部分粮食来源，不得不使城市居民，进而使城市工业处于粮荒之中。因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局面：在征集余粮最多最激烈的地区，比如乌克兰南部地区、乌拉尔地区、西西伯利亚地区和其他一些产量省份，农民对苏维埃政权最不满，所表现出的反抗最激烈也最有组织。
对于这种余粮征集制和它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布尔什维克党内是有分歧的，而且分歧越来越大、越激烈。1920年1月下旬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运输委员会工作的拉林建议取消余粮征集制，代之以粮食税。列宁否决了这一建议，他认为余粮征集制是最主要的工作，“只要偏离这项工作，稍微分散精力，就会极严重地危害以至葬送我们的事业”。他寄希望于“劳动军”，“把劳动军建立起来，把工农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我们就能完成我们的基本任务”。3月，托洛茨基在中央全会上建议：取消余粮征集，改行粮食税，实行商品交换，保证对农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发展集体农业。他的意见没有被中央所接受。
但是，事实上，即使在内战最激烈的时期，也有些地方没有执行余粮征集制。比如，在南部的察里津和中部的卡卢加一带，那里的苏维埃没有剥夺“背口袋的人”和禁止粮食的自由贸易，而是向他们征收赋税，并将所获得的钱财和粮食支援战争和挨饿的居民。当然，中央政府不承认这样的行动是正确的，认为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动。从1918年8、9月份起，关于城市里没有粮食，国家征收不到粮食和群众情绪越来越不满的报告不断从各省送到中央。除了农民的骚动和起义外，特维尔、梁赞、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科斯特罗马这样一些大省份的工人开始集会，要求政府取消粮食专政。这时，在中央决策层也不是没有异议，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可夫、拉林等人较早地接触到了这方面的材料，感到了危机，于是向中央建议，放松余粮征集制。于是，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同意实行一种较为宽松的措施——“一个半普特行动”，即给“背口袋的人”发给到产粮区去的铁路特许通行证，但只准许一次性地背运一个半普特的粮食。这个行动执行的时间很短，但在它实施时，私人背进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粮食比粮食人民委员部计划采购的多一倍以上。这一行动在1918年10月被禁止。因此，在1919年和1920年年初，国家的粮食征收政策实际上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强化余粮征集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粮食和政治危机尖锐的地区，实际上作出某种让步——准予“一个半普特”行动这样的措施执行。
然而，从总的方面来说，余粮征集制的执行是日趋激烈和强化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着新的、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
二、“安东诺夫匪帮”，坦波夫农民起义，图哈切夫斯基镇压
在整个“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为了保证粮食的征集、运输和调拨，还成立了第一劳动军委员会，试图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粮食问题。第一劳动军委员会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皮达可夫任副主席。托洛茨基曾多次向列宁建议赋予劳动军委员会以更大的权力，并从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向该委员会派出拥有全权的代表。1920年2月19日，托洛茨基在致斯克良斯基并转列宁的信中写道：“请您考虑：孟什维克舍尔非常想参加劳动军的工作。他熟悉使用军事力量完成劳动任务，是一位负责的工作人员。”在托洛茨基这一时期的一系列信件中，他寄希望的“使用军事力量完成劳动任务”就是实施“军事管制”。
但是，因粮食而出现的问题管不胜管，各地农民的暴动也此起彼伏。1920年春天，喀山省和乌法省的农民起来反对余粮征集制。3月2日，俄共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喀山省和乌法省的穆斯林农民的暴动越演越烈。别伊别伊被暴动者占领。他们对乌法省的其他县构成威胁，力图打入巴什基尔部队并鼓动这些部队跟他们走。”同一天，当地领导人、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瓦利多夫给托洛茨基电报，声称农民的暴动是因为“人们由于巴什基尔农业区的富农很不愿意提供粮食而死于饥饿和伤寒病。巴什基尔的红军战士主要来自那些地区，他们清楚同富农斗争的目的”。
在顿河、库班、乌克兰等产粮区和西西伯利亚地区频频发生农民抗拒余粮征集的骚乱。组织者和领导者都是苏维埃政权机构中的工作人员或是部队的指战员。骚乱的情况在乌克兰尤为严重。1920年4月26日，托洛茨基在致列宁的信中说：“乌克兰的局势应予以特别关注。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加里西亚的两个旅暴动，枪口对准了我们。”
在俄罗斯中部产粮区的坦波夫省是施利赫特尔坐镇的实行余粮征集制的“模范地区”，所以在这里余粮的征集和对富农的剥夺就极为激烈和无情，而农民的不满情绪也就极为激烈和声势浩大。从1919年年初起，坦波夫省的基尔萨诺夫斯克县、涅克拉索夫乡和科兹洛夫县的农民就因对抗余粮征集而发生了骚乱。所有的骚乱都源自对农业特别税和武装征粮队工作的不满。涅克拉索夫乡在向县苏维埃的报告中这样写：“群众中的不满尤其表现在落到不富裕阶级的农民身上的无力承担的特别税上，因为在这个乡特别冒尖的富裕农民数量少，乡的多数人都是劳动人民。”1919年10月19日，在基尔萨诺夫斯克县负责工作人员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到“和安东诺夫匪帮作斗争”的问题。这次会议的记录上写道：“安东诺夫匪帮恐吓居民并杀害我们优秀的同志。时至今日，县党委会不能开展自己的政治工作，军事委员会不能对公民进行动员，县粮食委员会不能没收多余的粮食。因此无论如何要采取措施和安东诺夫匪帮作斗争。”
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安东诺夫是坦波夫省基尔萨诺夫斯克县警察局长，他对余粮征集制表示不满并组织了“战斗队”，他的行动被当时的省委说成是“匪帮活动”。1920年2月中旬，省委在向中央的通报中说，除了富农、投机者和神父们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绿色运动”外，还有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的匪帮活动，并且认为这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安东诺夫匪帮从位于坦波夫省的立宪会议的委员——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涅姆季诺夫和阿尔罕格尔斯基那里接受指示。这个匪帮的计划是广泛的，甚至试图进攻坦波夫城。匪帮躲藏在森林和富农中间。以前派出的部队都未能将其消灭。”安东诺夫很快作出了回答，他在给基尔萨诺夫斯克任警察局长的信中为自己辩护说：“这是在劳动农民和具有自由思想的全俄罗斯面前给我和我的同志们抹黑。”他说：“只有旧时代的可耻的官僚们才配得上这可耻的无赖行径。”他申辩说：被指责为匪帮的“这些人不仅自己不可能去干这种可耻的事，并且不会允许他人去这样胡作非为”。
1920年，全俄的播种面积大为减缩，只有1916年播种面积的1／4，而农作物的产量只有1913年的约一半。在坦波夫省，一个农户只有2.8俄亩土地，而在1918年是4.3俄亩。1920年下半年，城市产业工人的口粮为每天2／3磅，其他居民为1／3磅。1921年1月22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将工人的配给量减少至1／3镑。而在农村，余粮征集反而加速进行，农民的不满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与此同时，坦波夫省向征粮队无条件地上缴了作为“余粮”的2750万普特的粮食和1900万普特的土豆，农民的不满和骚动遍及整个坦波夫省。对于“绿色运动”和安东诺夫这样的骚乱，中央政府主张坚决镇压，由全俄肃反委员会采取“剑与火”的行动。1920年8月，列宁在给斯克良斯基的便条中写道：“真是绝妙的计划。请你和捷尔任斯基一起完成它。我们将冒充‘绿色分子’（以后我们把责任推给他们）挺进10—20俄里，把富农、神父、地主处决掉。悬赏：处决一个赏10万卢布。”
夏天，出现严重的旱灾，农民的暴动席卷整个坦波夫省。安东诺夫在对红军士兵的文告中说：“我们解放的钟声已经敲响。为了将祖国从红色刽子手中拯救出来，我开始指挥坦波夫城的民兵，就像当年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在下诺夫戈罗德齐集大军。现在，有12万人的军队归我指挥。下面是我的命令：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们应该立即出发，来和我的民兵会合。到我这里来，到坦波夫来！”安东诺夫的举兵，在附近地区很快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坦波夫省的这次暴动在长时间内、在广阔地区存在和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