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突进”运动其实只是一场文学运动，是由新一代进步的热血青年所发动和担纲的。它从那种冷静的对于自然的观察发展到与自然的密切结合，从一般的理论宣传发展到与人民接近和使用人民语言，从温和的社会改革要求发展到公开的反抗。但它只是在文学范围内，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样不能改变社会现状。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内部第一次带有全德性质的民族文学运动。
运动之所以有如此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的名字，乃是运动的精神之父赫尔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取自年轻作家克林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Klinger，1752—1831）的新民族文学剧作Sturmund Drang一书的书名。该剧突出表现争取自由、反对封建压迫的思想感情，呵责德意志人失却民族性的反抗精神。在“狂飙突进”的旗帜下，汇聚了一大批德意志进步青年文学家和诗人，比较著名的有格尔斯滕贝格（Heinrichvon Gerstenberg），亨利希·瓦格纳尔（Heinrich Leopold Wagner），棱茨（Jakob MichaelReinholdLenz），穆勒（Friedrich Müller）和上面提及的克林格尔。有一段时期格廷根的林苑派诗人也积极加盟，代表人物是约翰亨利希·弗斯（Johann Heinrich Voβ，1751—1826）。个别浪漫派作家如威采尔（Johann Karl Wezel）的文学作品也具有狂飙突进风格。这些人物不属于统一的集团，其中有出身贵族的斯托尔贝格兄弟（林苑派诗人同盟），也有是农奴的后代如弗斯，但基本上具有共同的观点。“狂飙突进”的诗人热情主张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消除割据的邦国。1783年《柏林月刊》公开发表文章要求实行共和制和驱逐诸侯；也有斥责“开明君主专制”拥护者的观点，强调以激进平民派精神进一步发展启蒙思想。弗斯和棱茨的诗歌，更多关心的是平民和贫民的痛苦，而不是市民的忧虑。不少林苑派诗人则主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控诉暴君的恶行。
“狂飙突进”运动的真正代表人物，是青年歌德和青年席勒，这两位德意志最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的青年时期，给“狂飙突进”运动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虽然他们后来都把“狂飙突进”运动视作他们发展过程中已被克服的阶段，实际上却是他们从青年时期走向古典文学这一成熟时期的过渡阶段。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Goethe，1749—1832）出身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一个显贵望族家庭，自小生活富裕，受过良好教育，喜爱文学。1756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1770—1771年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深造，获博士学位。在这里他结识了赫尔德尔，赫尔德尔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见解，使歌德大开眼界，步入文学领域的新天地，而赫尔德尔激进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强烈的反封建专制意识，把歌德从一度陷入的神秘主义、悲观主义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卷入。
“狂飙突进”运动。歌德具有许多天才源泉：充盈的活力，多才多艺和易变的性情，他已经强烈感受到德意志兰存在的分裂混乱状况和对自由感情的压抑窒息，因此心中充满着“情感奔放的骚动”。歌德认为他的内心世界是与外部世界融为一体的。在他一生的这个阶段，他把诗当作一种自然力和高尚的生存方式悉心加以体验。但是与自然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渴望却屡屡遭受阻遏，歌德因此内心痛苦达到顶点，甚至发展到自杀的冲动。但他最终把这种痛苦和苦恼通过他的诗和剧作迸发出来。“我的心灵将会找到通向欢乐和苦难的真正道路，找到那被授予人类最基本的福佑。”
1770—1775年歌德发表了一些优美抒情而又富有反抗性的诗歌，如《普罗米修斯》，否定神的存在和权威，呼喊着自由和解放。他还连续发表了著名剧作《铁手骑士哥茨·冯·贝利欣根》（1773）和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这就使青年歌德名震文坛，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旗手。歌德把16世纪参加农民战争后又背弃农民战争的骑士贵族贝利欣根理想化，把他写成一位正直、热爱自由、奋力与诸侯抗争、反抗封建专制制度、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理想而献身的悲剧英雄。
《少年维特之烦恼》则让歌德大名传播全德和欧洲。作品既反映了小邦专制制度下青年人的忧愁和苦闷，通过刻画青年人的恋爱悲剧，也反映了青年人的愤怒与憎恨，这种苦恼与愤怒化成主人公维特以自杀相抗的叛逆精神。因此，“维特式的反抗”竟然打动和震撼了一代德意志青年和欧洲青年。
歌德本人在1775年前后仍陷入深深的精神苦闷，充沛的天才活力找不到解脱的出路。他应魏玛大公卡尔·奥古斯特之邀，任魏玛宫廷枢密顾问，他想在这个著名的“开明之邦”通过具体政务和科学研究寻求出路。
如此一呆十年。这时期他创作的《伊菲基尼亚》是人道主义的赞歌。他性格中的双重倾向：同现实小朝廷相妥协和要求自由解放的进步意图，开始形成并激烈冲突。1786年他不辞而别，偷偷跑到意大利，过隐姓埋名的“自然生活”。1788年回来后完成了颂扬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戏剧《哀格蒙特》，这可看成是他“狂飙突进”时期的最后一部作品。
与歌德齐名并与歌德交谊甚笃的席勒（FriedrichSchiller，1759—1805），性情与经历同歌德迥然不同。席勒生于符腾姆贝格邦马尔巴赫的一个贫寒家庭，13岁时被迫进入卡尔军官学校学习法学和医学。这所由公爵直接治下的军官学校有着“奴隶制造场”的美喻，对学员的专横统治和精神折磨到何种程度也就可见一斑。爱好文学的席勒在这一等级森严的学校中受了八年的折磨，1780年通过医学考试，成为一名下级军医。青年时期的不幸，激发了这位体弱多病的下级军医对现实不满与反抗之本性。他渴望一种自由的、平等的、博爱的理想社会制度，正像他的诗《欢乐颂》中所表达的那样。
青年席勒是一位诗人，同样也是哲学家，在他的诗歌中，更多显示他的哲理学的天赋。他受康德主张的理性主义和方法的强烈影响，在自然和理智之间寻找一种和谐与均衡。青年席勒属于哲理学家型，有一种自觉确定的目标和理想，而青年歌德则首先是一位感情丰富、富于激情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能把感觉的材料作精美绝伦之升华。席勒的激进意识促使他在军校学生时期就开始创作剧本《强盗》，该剧描绘青年侠士卡尔报复封建专制社会以及报复贵族家庭对他的猜忌、侮辱和迫害，要求用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代替封建专制主义。1782年《强盗》在普法尔茨选侯领的曼海姆民族剧院上演时，取得了空前的效果，把“狂飙突进”运动的戏剧推到顶点。据一位目击者所记，“剧院几乎成了疯人院。他们圆睁双眼，攥紧拳头，双脚把地板跺得震天响，喉咙都吼哑了！互不相识的人相互拥抱，泣不成声。妇女们踉跄地走向出口处，几乎近于昏厥。那气氛犹如驱散了笼罩在混乱之上的阴霾，露出了一线崭新天地的曙光。”当席勒同曼海姆民族剧院商谈上演他的第二部剧本《菲埃斯科》时，却被符腾姆贝格公爵禁闭起来，写作也被禁止。席勒在禁闭期间构思另一著名悲剧《阴谋与爱情》，两年后上演时取得更大成功。该剧通过宰相之子与平民之女的忠贞爱情未能结合，最终双双死于宰相（青年之父）的强权压力和阴谋陷害，动人心弦地描述了市民资产者同贵族之间的冲突，深刻揭露了小邦专制主义统治的腐朽与黑暗，体现了市民资产者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社会改革的向往。可以说席勒这部充满反抗小邦专制主义统治叛逆精神的作品，堪称德意志兰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这种倾向在他1787年创作的诗剧《唐·卡洛斯》中再度表现出来：反对封建小邦专制制度，要求一个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理想共和国！
“狂飙突进”运动的光辉，到80年代中期开始消退。深刻的原因恐怕要到德意志兰经济的复苏和许多邦国出现开明专制改革中去找。除弗斯、毕格尔等少数人还坚持其激进文学立场而外，大部分人都开始转向“温和”或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青年歌德和青年席勒都渐渐与现实妥协。席勒转向历史研究，而歌德则走上创立符合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文学古典主义之路。歌德的时代是文学天才人物辈出的时代，但只有歌德才使世界主义的进步理念，同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和谐地结合起来，使德意志古典主义臻于完美。
三、法国大革命与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
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还纯粹属于文化领域，尚未转入民族主义的范围。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震动，才加速这种趋势的发展。首先是德意志的民族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关心政治，有了政治觉悟，在政治上积极起来。如果说启蒙运动使他们摆脱了传统宗教的束缚，如今便把民族和国家作为自己精神追求的世俗对象，而法国革命引起的战争恰恰造成了这种精神追求的“物质”基础。法国革命给德意志兰以政治“启蒙”，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正是诞生于欢呼法国革命和反对革命法国的斗争。反对法国的斗争最先使德意志知识分子和开明政治领袖痛感到必须有某种统一。
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开始时几乎一致欢呼法国大革命。所有德意志诗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歌德，赫尔德尔，贺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1770—1843）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欢呼封建专制大厦的垮台。歌德在其诗作《赫尔曼与窦绿苔》中回忆当时的欢庆情景：“谁能否认，当朝阳放射出第一道光芒时，当人们听到人人权利平等、鼓舞人心的自由和令人赞美的平等时，他们是如此的情绪高涨、心花怒放和精神振奋。”年迈的克洛卜斯托克赞美说：“我要用一百个声音来欢呼高卢的自由。”年轻的哲学家、当时还在杜宾根神学寄宿学校当学生的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和谢林（Friedrich WilhelmJosephvonSchelling，1775—1854）以及耶拿大学神学院的费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1762—1814），特别热情地祝贺法国大革命。黑格尔在十年后还把法国革命比作“旭日东升”。法国革命的理想也反映在天才音乐家贝多芬（LudwigvanBeethoven，1770—1827）的作品中。贝多芬的伟大音乐创作渗透着法国革命的精神。
这些文化民族主义的精英人物，无疑是当时德意志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激动地为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欢呼，他们用语言和作品从根本上促使分裂的德意志各族人民互相联系起来。但是他们的革命热情还只限于理论和精神范畴，他们在提出革命理论之后并未继之以革命行动。他们中的多数人很快就对法国的雅各宾专政和法国人的暴力行动取敌视态度。对应法国大革命而出现的德意志古典主义，正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到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的理性过渡。德意志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文学方面是歌德，哲学方面是黑格尔，音乐方面是贝多芬，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德意志式的自由、平等和“和谐”的社会。
歌德是难以接受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方法的。他所期望的人类未来是顺序渐进式的变化，一切似应顺乎自然。他既不赞同专制主义统治，也不赞同法国的暴力专政。这种“骑墙”立场反映出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同贵族社会存在某种“亲缘关系”。歌德虽然坚持文学的“世界主义”和“自然主义”，但却完全是“德意志式”的。德意志古典文学实际上力求在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创造一种保有贵族痕迹的市民资产阶级和谐的生活理想。这也正是歌德的伟大创造和伟大功绩。这个时期他的一些主要作品如《塔索》（1790）、《列那狐》（1794）、《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亲和力》（1809）和《威廉·迈斯特》（1794—1796，1821—1829）等，都热情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怀。而歌德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浮士德》（1806—1831），从构思到最终完成几乎经历了半个世纪，涉及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但我以为他主要表现的还是古典主义的精神主张。《浮士德》这部伟大作品，交错着现实与虚无，前进与倒退，勇于创造与阻碍创造，追求真理者与谬理者魔鬼相争相合的矛盾，突显浮士德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进步精神，反映德意志民族的追求和非暴力的道路。
歌德是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主要奠基人，正是由于他，德意志民族才得以享有世界近代文明民族的荣誉。歌德逝世半个多世纪后德国哲学家尼采还这样说：“歌德，不仅是一个善良和伟大的人，而且也是一种文化——歌德是德意志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