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戈特舍德所发动的文学启蒙运动，在40年代前还是起了进步作用的。首先他是为创造一个全德意志文学而努力的。他力图克服诸侯割据时代德意志文学和戏剧的极度混乱状态，他以推崇理性、发扬启蒙精神来克服当时德意志文坛和普遍思想中掺杂着的众多迷信和神秘。他主张戏剧应该坚持“三一律”，影响颇大。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对德意志戏剧的改革和戏剧理论的建设。可惜这位学者和教师，没有认识到社会条件改变了，文学也需要新的东西。他越来越顽固地反对文学创作中的新理论，他拒绝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的作品，甚至拒绝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戏剧。他对文学中的“奇妙想象”的看法越来越狭隘。德意志青年诗人克洛卜斯托克在弥尔顿的影响下，于1748年写出了著名史诗《救世主》，用他的创作实践战胜了戈特舍德。
弗里德里希哥特里布·克洛卜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和哥特荷德埃夫赖姆·莱辛（GottholdEphraim Lessing，1729—1781）是德意志盛期启蒙文化的杰出代表。所谓盛期，通常系指18世纪60—70年代，是时德意志的市民资产阶级开始从三十年战争创伤中渐渐恢复过来，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生活，一种新的自由的民族感情，反对诸侯的背弃祖国和鄙陋的分裂状态。启蒙运动已脱离了戈特舍德那种只是崇尚干枯的理智、脱离实际生活、不接触政治现实的状况，有了较多的社会反抗精神。克洛卜斯托克和莱辛因此就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克洛卜斯托克生于普鲁士魁德林堡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1745年后到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后来成为著名的抒情诗人。他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创立民族史诗。他几乎以毕生精力写就的自由诗《救世主》，以热烈虔诚的气氛和美妙动人的节奏，赞颂造物主把全人类从罪恶的暴政和魔鬼的奴役下拯救出来的伟大功绩。他对自由的热烈追求使他成为讴歌自由的伟大歌手。起始时他大半从德意志宗教、神话和古代历史中寻找歌颂的对象，如以古代日耳曼人英雄赫尔曼为自由而斗争的故事为题材，在德意志兰掀起崇拜自由英雄的高潮。这些具有充沛感情、打破干枯理智的诗歌的共同特点，是囿于宗教感情和无明确的社会抗议。两个世纪来宗教在德意志兰只是诸侯斗争的工具，不可能是市民资产阶级胜利的晨歌。70年代中叶起克洛卜斯托克受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他的自由颂歌完全抛弃了宗教及神话外衣，几乎全是政治性的。这些政治诗谴责诸侯的擅权和帮闲文人的奴颜婢膝，进而抨击普鲁士王家的专制统治。他在《厄运》诗里，指责国王的愚蠢残暴，哲学家的不切合实际，牧师的不道德。他特别指出，德意志人的沉默，不应该是痛苦的忍耐，而应是暴风雨前的郁闷，暴风雨过后，就会出现一个和平美满的世界。他明确地对法国大革命和共和思想表示热烈的拥护。1792年，克洛卜斯托克和华盛顿、席勒、佩斯特洛齐等人一起荣获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称号。
除了政治诗，克洛卜斯托克的诗歌主题是赞美和歌颂大自然，这众多的颂歌也许具有更积极的意义：他歌颂人文主义的主题，歌颂友谊和爱情的永恒，歌颂自由、祖国、自然的伟大和美妙。他的《春祭颂歌》就是代表作之一。克洛卜斯托克不仅突破了以往沿用古罗马的呆板诗式，转换成为自由韵律，而且使德语的生命力在这些诗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莱辛则比克洛卜斯托克远为重要。他不仅是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奠基者，而且是18世纪德意志古典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一位民主文学的坚定战士。他在文学、美学、戏剧理论及文艺批评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
莱辛出身于萨克森小城卡曼茨的一个牧师家庭，一生处于经济贫困中。17岁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和医学，在那里受到戈特舍德领导的戏剧改革运动的影响，迷上了戏剧创作。1748年莱辛来到柏林，开始发表评论和文学作品，表达出莱辛渴望自由和真实生活，揭露普鲁士专制主义的专横统治。1760年起莱辛在布勒斯劳任某将军的秘书，开始研究美学与哲学，发表系列评论美学和文艺的文章。1767年莱辛去汉堡担任民族剧院的戏剧评论人，两年后发表著名的《汉堡剧评》。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莱辛不得不为不伦瑞克公爵效劳，当一名宫廷图书管理员，饱尝寄人篱下之辛酸，郁郁不欢而死，终年52岁。
莱辛在德意志文学史上堪称多面手。他长于美学论著、戏剧评论和文艺批评，具有文学创作的天赋，在神学和哲学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的创作多因文艺斗争的需要而作，因此作品的目的性十分明确。莱辛认为要实现民族的统一，首要的是实现民族意识的统一，为此必须建立统一的民族文学。作为文学家，他的创作主要表现在寓言和戏剧两个方面。1759年发表的三卷本寓言集，成为反对当时社会、政治及文学生活中各种弊端的有力武器。1755年莱辛发表他第一部重要的戏剧作品《萨拉·萨姆森小姐》，第一次把普通市民作为悲剧的主人公搬上舞台，大胆反映市民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软弱性和道德的脆弱性，首创了德意志市民悲剧。另一部市民悲剧是1771年完成的《爱米丽娅·迦洛蒂》，是莱辛最出色的反小邦封建专制主义的剧作，故事发生地借用“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个封建公国，公国的亲王施用诡计，抢得市民之女爱米丽娅，并杀死其未婚夫。当爱米丽娅知道自己将被亲王强占时，请求赶来的父亲杀死自己。父亲为使女儿免遭亲王的强暴，毅然答应这一请求，“在暴风雨摧残之前，一朵玫瑰折下来了”。莱辛此剧明显影射德意志兰的分裂和小邦的专制统治，揭露封建君主的丑恶嘴脸，反映市民阶级反抗道德的软弱性。可以说这是德意志史上第一部具有强烈反封建色彩的剧本，影响了包括赫尔德尔、歌德和席勒在内的广大德意志作家。1779年莱辛完成的最后剧本是诗体剧《智者纳旦》，内中宣扬一种人性的、宗教宽容和平等的精神。全剧告终时，代表不同宗教、教派的亲骨肉得以团圆。莱辛作为热诚的自然神论者，继承并超越了路德和莱布尼茨。他否定了天主教的正统地位，提倡一种博爱和人道思想。
莱辛最先从理论上提出建立市民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主张。《汉堡剧评》是他对汉堡民族剧院的实践进行评论和理论探讨的成果，内中提出民族戏剧发展的科学原则和革新方向，首创了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莱辛认为，法国古典主义蔑视市民阶级，具有较强的贵族性；在语言及表演风格上，显得矫揉造作，雍容空洞，违反自然；“三一律”束缚了戏剧创作，必须废除。莱辛要求运用自然朴素的日常用语，建立德意志市民戏剧和民族戏剧。这无疑为启蒙运动所要求的民族统一提出了必要的前提。莱辛还提出应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榜样，通过戏剧行动的强度和语言的力量，以实际形象达到感情的净化，从而达到教育观众的目的。《汉堡剧评》对德意志文学界产生空前深刻的影响。
康德则是德意志盛期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他还是德意志古典哲学的奠基者，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他在哲学、自然科学及美学等学科中均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康德生于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贝格，父亲是位马鞍匠，全家都是保守的虔敬派信徒。康德在家乡的神学院里度过他的少年时代，16岁入柯尼斯贝格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担任过家庭教师、哲学院院长、柯尼斯贝格大学教授、校长，并荣膺柏林科学研究院、彼得堡科学院及意大利托斯坎纳科学院院士等职。康德一生深居简出，终身未娶，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他除了在东普鲁士庄园里当过几年家庭教师外，终生沉浸于哲学的思考中而从未走出柯尼斯贝格这个城市。
以康德1770年提出的《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成和原则》这一教授就职论文为界，他的思想发展和学术成果可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
两个阶段。“前批判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康德用物质自身的运动和发展来解释自然现象，提出了“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设”及“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假设”，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第一个出口，从而使其自然科学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和辩证因素。康德主要是在“批判时期”提出了人类智慧之光的批判哲学。所谓批判哲学，是指对人类理性能力进行自由、客观和冷静的剖析、探究的哲学，康德在他的三大力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中，对人类的认识能力都采取这样一种“批判的研究”，认为在人类意志服从自然规律的自然王国和人类自由意志居主导地位的自由王国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即艺术王国。这样，康德的批判哲学把人作为研究的主题、主体及目的，着重解决了存在于真、善、美三大领域中的基本哲学问题。
康德的自然哲学特别是批判哲学，首先推翻了18世纪在欧洲流行的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及灵魂不灭的旧形而上学体系，明确指出“上帝的存在”只是一个“假设”，需要建立辩证逻辑学说，“要给自然立法”。康德所持的关于哲学的对象、性质、方法及功能的新观点，在哲学界掀起一场深刻的启蒙运动，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后来海涅曾评说：“如同在法国推翻旧社会制度基础的王权一样，康德哲学在德意志兰推翻了精神统治基础的自然神论。”其次，康德哲学宣告了人的哲学的真正诞生。它讨论了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以及思维对客观的作用问题，系统地提出了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开拓了从主客体关系去讨论哲学根本问题的新方向。这使近代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使之成为研究人的主体功能、价值及人类文化的哲学。第三，康德的批判哲学提出了以“二律背反”为核心的理性辩证思想，探讨了无限与有限、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物自身与现象等对立面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了人在认识过程中是有能动作用的。批判哲学冲破了形式逻辑的局限，创立了辩证逻辑学说，提出了以“综合统一”为根据的三分法思想，并批判了数学方法在哲学中的运用，成为德意志古典哲学辩证法产生和发展之基础。
显然，18世纪以来西方的自然科学冲破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大成就。自然科学的这种发展要求哲学重新考察科学、道德、宗教、知识等一系列问题，以及提供正确的方法论。然而当时的西方哲学由于受沃尔夫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以及休谟为代表的怀疑主义的影响，被引进了死胡同，康德哲学的创立使西方哲学摆脱危机，走上了科学的坦途。与此同时，批判哲学本身所具有的调和性，在诸如先验性、批判性、理想主义、形式主义及人本主义等特征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康德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各种互相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之中。例如康德既在理论上坚持决定论，否定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朽，又在实践中坚持自由论，认为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是道德的必然要求；既承认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又反对所有知识都以经验为唯一源泉；既承认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客观世界，亦即所谓“物自体”世界，但又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是人的能力所不可能达到的“彼岸世界”。总之康德的哲学既坚持科学，又维护自由，还为宗教留下一席之地，陷入一种充满矛盾而又相互妥协的境地。
康德的这种哲学观点也决定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一方面他反对贵族专制，主张法治和共和，另一方面又认为贵族等级还可以存在，法治和共和只是一种人们永远企盼但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康德赞成在现存政权领导下自上而下的改革。今天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康德哲学和康德社会政治观的这种调和性和妥协性，是反映当时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的调和性和妥协性；康德哲学中表现出来的追求思想、艺术、宗教乃至政治的自由，正是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向往改革的意识增强的反映。这种讲法似是而非，有些本末倒置。康德哲学是当时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进步产物，是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当代最高总结，因此它总会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局限。但正是它对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产生深刻的启蒙影响，而且为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愿望作了深远的启蒙准备。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发展的不成熟和软弱，是德意志兰当时经济落后的反映。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可视为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形成的准备阶段。
二、“狂飙突进”运动
发生在1770—1785年间的“狂飙突进”运动，是启蒙运动的继续，但比启蒙运动要激进。它认为启蒙运动虽然取得某些成就，却未能把反对德意志小邦封建专制主义任务贯彻到底；启蒙运动的政治理想所服膺的“开明君主专制”也满足不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启蒙学者的有节制的理性所不能实现的事情，现在应由“狂飙突进时代”的“无限制的热情”帮助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