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非常有趣！”他常常这么说，尤其在谈到电话的时候，“事情总会发生，但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发生。我们能看见前路的拐角，但拐角后面有什么就不知道了，常常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他向我们谈起贝尔夫人——当时还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学生——劝他到费城举办的百年博览会上展示他的电话的事情。那是一个周日下午，天气炎热，裁判们昏昏欲睡，看来没有展示的机会了。
“但是，”贝尔博士露出灿烂的笑容，“但是，偶然事件在任何地点都会发生。
当我决定离开展览会的时刻，巴西皇帝东派罗出现，并认出我是在波士顿讲演如何教授失聪者的人（他有兴趣在巴西建立这样的学校，所以在美国考察不同的教育方法）。他走向我，伸出手，研究我的设备，问我那是什么。我向他做了介绍，并说那天下午准备做一次功能展示。”“好啊，为什么不呢！”皇帝宣布说，“我倒想听听。”于是，一根电线拉过房间，贝尔博士拿着发射器，告诉东派罗把接收器放在耳朵附近。“上帝啊，它说话了！”他大叫道。接着，凯尔文爵士拿着接收器说：“是的，是在说话。”这下裁判们才依次听了一遍。那次展示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博览会余下的时间里，电话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电话的商业化之路至此展开。
1892年，当这个发明的权益导致的争执一直闹到波士顿法院时，我才知道有电话这个东西。那些日子，我们见了贝尔博士很多次。我们住在切尔西的友人普拉蒂夫人家。她帮助贝尔博士进行一些关于失聪者的调查。从法庭出来后，他会来拜访我们，或者我们去贝勒维尔酒店等他。对他来说，那是段难熬的日子，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帮他放松。他喜欢看戏和听音乐，因此游说他带我们去看戏或是听演唱会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波士顿地理位置重要，四周乡村风景优美，交通便利。我们常常到四处游玩，最常去的是海边，如果能找到老水手带我们出海，贝尔博士更是欢喜。
很自然地，我们的聊天内容常常是科学问题。贝尔博士年轻的时候非常关心跨大西洋电缆的铺设。他生动地讲述说，经过许多次失败和挫折，许多人献出生命后，电缆才在1866年铺设完成。那时我才十二岁，贝尔博士讲的英雄主义故事和人类想象力的奇迹，像童话故事一般让我如痴如醉。我仿佛听到，在幽深的海底，美洲和欧洲联系起来，没有了时间的限制。
我第一次知道查尔斯·达尔文，就是贝尔博士拼给我的。“他做了什么？”
我问。
“他创造了19世纪的奇迹。”贝尔博士回答。
接着，他给我介绍了《物种起源》，以及这本书如何开拓了人类的视野和理解力。这本著作中的理论也成为我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还带我参观了发明电话的房间，谈到他的助手托马斯·A. 沃森先生。他说没有沃森先生，他的发明不可能坚持下来。那是1876年3月10日，沃森先生正在另一房间工作。他吃惊地听到贝尔博士的声音说：“沃森先生，过来，我需要你。”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电话通话。这句话，如同现在全世界每天进行的数百万次通话一样，普通而随便。我说我希望第一句通过电话的言语意义更重大一点。
贝尔博士回答说：“海伦，时间已经证明，电话的主要用途就是重复原来的消息。对于众多像沃森一般忙碌的人们而言，电话中的‘过来，我需要你’就是对忙碌世界最好的服务。”
“在那天之前，你相信电话能够成功吗？”我问。
“是的，之前已经有只言片语传送过去了，不过得知沃森听到我的声音时，我还是很吃惊。”
贝尔博士的书房里并没有电话，他曾忧虑地说：“我破坏了家的隐私和平静，这可怎么办？”
当人们向他表达对他的发明的崇拜时，他说：“是啊，但我怀疑电话能否像莎士比亚和荷马那样传承人类的语言。”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根电线杆下面等电车。贝尔博士将我的一只手放在因风吹日晒而光滑的电线杆上问：“感觉到了吗？那些颤动意味着什么？”我从没把手放在电线杆上过。
“它一直这么嗡嗡作响吗？”
“是的，整晚如此，不会停止。这是生活的故事，生活从不停止。”
接着，他讲述了电线是如何缠绕和绝缘的，还解释了许多其他细节。我想，除了我这盲人小女孩外，其他人都知道这些。接着他说：“这些铜导线带着出生和死亡、军事和商业、失败和成功的消息，一站接着一站，遍布全球。听！”
我幻想听到了笑声、哭泣、爱情誓言的破碎，还有重修旧好。
我相信，关于电话的诉讼一直持续了八年之久。最终最高法庭支持贝尔先生。在他去世的时候，估计全世界有一千二百万部电话在使用。据说他二十九岁获得的这个专利是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
在纽约到旧金山的电话线路开通后不久，我又见到了贝尔博士。那时候电话线已经遍布美国。沃森先生在旧金山，贝尔先生在纽约，那句话再次重复：“沃森先生，过来，我需要你。”
“他听到我了，不过他没法太快赶过来。不过不久之后，人们就可以在听到召唤后数小时穿越一个大陆的距离。”他还说有一天人们可以在一天之内穿越大西洋。当林德伯格花了33.5小时完成环球飞行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他。
当然，贝尔博士的发明让他广受美国同胞的赞许，然而这也让他既欢喜又恼火。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会被人群包围，人们都想与这位电话发明人握手。有一次他对我说：“人们认为我除了发明电话外一无是处。那是因为电话的发明很赚钱。遗憾的是，这么多人把赚钱当着成功的标准。我希望我的发明能让失聪者更容易学会说话，那才会让我真正地快乐。”
除了电话，贝尔博士还对许多其他发明感兴趣，比如留声机、光传电话、感应天平等。他还发明了一个回声探测器来寻找加菲尔德总统身体里的子弹。
当他想专心研究理论或发明时，他会到布兰顿海角的本布雷亚或是华盛顿附近的别墅，也可能到他女儿费尔柴德夫人在佛罗里达州一片椰子林中的居所去。
“我需要绝对安静。”他会说，“但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要保证这点并非易事。”
有一次，他说：“电话就像《鲁滨孙漂流记》里星期五留在沙滩上的足迹，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到哪里，都不可能独自生活。”
当我们的人生轨迹相互独立的时候，我也时常给他写信。我知道他很忙，也不期待他能回信，但实际上每次他都回，而且总是把我当作正常人回信，而不是当作一个在黑暗世界中摸索的可怜幽灵。
他读了《我生活的世界》之后写信给我：“你不能把我和那些认为你对世事的看法完全无趣的人混为一谈。我希望了解你对关税、对保护自然资源或是围绕德莱弗斯2案件各种冲突的看法。我还想知道你对改革全世界教育系统有何建议。
我希望你能走出自我，写写外面世界的大事。你向我们展示的内心世界如此有趣迷人，我还很想听听你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随后，他对我的《石墙之歌》赞不绝口，因为“这是又一个成就！表明你并不被排斥在我们的世界之外，一样有美丽和音乐”。看到这里，你还会奇怪我对他的敬爱吗？
我的大一学年结束的夏天，我们在布兰顿海角本布雷亚贝尔博士的别墅度假。我们一同散步、看烟火、放风筝。
在本布雷亚的最后一晚，我们在广场散步，一天的实验让他有些疲倦，情绪有些迷蒙。他把心思都写在我的手上，既像诗歌，又像哲理。他的大脑还不想休息，或许想在他年轻时读过的诗句中找到慰藉。他背诵了《悼念集》、《暴风雨》，还有《尤利乌斯·恺撒》的一些内容，我记得他凝重地反复念诵“人生有起有落”。
最后他说：“海伦，我不知道这些诗句是否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但我经历得越多越是怀疑，我们总在向未知的未来前进。”
“年轻的时候，”他继续说，“我热爱音乐，希望成为音乐家。但命运却没有那样安排。因为身体原因，我来到美国，接着全心投入到电话的研发之中，现在我又把时间都花在航空学上。你也知道，我最大的兴趣是教育聋人说话。海伦啊，我不是我命运的主宰，至少在工作上不是。”
他停了停，继续说，“你的缺憾让你以一个不寻常的方式展现在世界面前。
你学会了说话，我相信你打算打破失聪者与常人之间的隔阂。还有特殊的使命等待着你去完成。”
我告诉他说，我和老师打算在我大学毕业后远离喧嚣，“远离公众的烦扰”，安心写作。
他说：“决定你的工作的，不是你，而是环境。我们只是控制宇宙力量的工具。记住，海伦，不要把自己局限于某种特定的自我表达方式之中。写作、讲演、研究，尽全力去做。你的成就越大，越能帮助全世界的聋哑人。”
许久的沉默后，他继续说，“在我看来，海伦，有一天，爱情这种比友情更强烈的感情，会叩动你的心房，需要你的接纳。”
“您为什么会这样想？”
“啊，我常常思考你的未来。你是一位可爱美丽的女孩，年轻的时候憧憬爱情和快乐是很自然的事。”
我承认说：“有时，我确实会思考爱情，但这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我却不能触摸，即使这样，它的芬芳也让花园充满乐趣。”
他又停了一两分钟，我想他正在思考。然后他温柔的手指如同呼吸，再次触碰我的手掌：“不要因为你不能看到不能听到，就把女人最美好的快乐拒之门外，你的缺陷不是遗传的。”
“但是，我快乐呀，我很快乐！”我说，“我有老师、有妈妈、有您，还有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可做，我真的没想过结婚。”
“我知道。”他回答说，“但人生无常，你的母亲不会一直在你身旁，总有一天沙利文小姐也会结婚，你的生命中可能会有一段空虚、孤独的时光。”
“我无法想象会有人娶我，那就像娶一尊雕像！”
“你还年轻。”他轻轻地拍着我的手，回答道，“现在你自然不会把我的话当真，但我早就想跟你谈谈你的婚姻大事。如果有一位好男子想娶你，别让任何人因为你的缺陷来阻止你追求幸福。”
当贝尔夫人和沙利文老师加入到谈话中时，我很高兴不用再讨论我的私事了。
数年之后，贝尔博士又提到那次谈话。那时我和沙利文老师去华盛顿报喜，告诉他老师准备嫁给约翰·梅西。
他开玩笑地说：“看嘛，海伦，她会结婚的。你打算接受我的建议，搭建自己的小窝了吗？”
“不。”我回答说，“我更不会冒这个险了。我已经下定决心，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只有能力相当，才能一同面对人生的风雨。我的缺点对于任何男人而言，都是巨大的负担。我没有任何可以回报的。”
我还反复吟诵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十四行诗：
我有什么可以回报你啊，慷慨尊贵的施主！
金灿灿的宝藏，还有您赤诚的心意！
这样一尘不染的宝物，您就一声不响地放在墙外。
这样意外的赠予，让我予取予夺？
难道我很冷酷，难道我很寡恩？
收到如此繁多贵重的礼物，我却没有一丝回报？
不是的，我不是冷酷，而是贫寒。
“有一天，年轻的女士，只需要你的白马王子的求爱，你就会改变主意的。”
是啊，我几乎改变主意了——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贝尔博士时，他刚刚从爱丁堡回来。那是1920年。我想，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忧郁。他说他觉得他做了一次陌生人，到了一块陌生的土地，回到美国让他感到欣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疤痕。我感觉到他高贵的脸庞上布满了哀伤的皱纹。不过我想，微笑已经在他脸庞中沉睡。
他说，他要用余生研究水上飞机。他预言十年内伦敦、纽约之间就会有航空服务；高楼楼顶会有飞机库，人们会像拥有汽车一般拥有私人飞机；空中运输成本会比铁路和航运便宜。他还预测下一场战争会延伸到空中，潜艇的作用会比战列舰和巡洋舰更重要。
贝尔博士还预见，有一天，工程师将有办法使热带降温，把炎热的空气输送到寒冷的地方。
和他道别的时候，我们都很伤感。我预感到我们此生不会再见。
1922年8月3日，贝尔博士在他的避暑别墅去世。夕阳西下的时候，他被安葬在布兰顿海角的本布雷亚山顶，这是他自己选的安息之地。他曾经指着那里对我说“海伦，这里就是我的长眠之地”，并引用了勃朗宁的诗句：
此地，流星飞逝，白云成形，闪电崩释，星辰来去！
选择日暮举行葬礼是因为那个时刻金色的阳光笼罩在湖面上。
如果说除了此生以外没有来世，有些知己会在我们的记忆里获得伟大的永生。每一位我爱戴的友人都将被大地拥入褐色的怀中，我的一部分也随之入土。
但他们给我的快乐、力量和理解，支持我活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上。虽然生命因为贝尔博士的逝去而不再相同，但是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为盲人事业奔走
我已经讲述过我在伦瑟姆的快乐时光，但我还没有提到我为了找到人生位置而苦苦求索的日子。在大学期间，我就自问该如何学以致用。我觉得我应该有某种特殊的使命，但那是什么呢？
朋友们有各种主意。我在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时，有个朋友认为我是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书本和学习上，于人于己都无益处。她说如果我能全力帮助像我一样不幸的孩子，就能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她还说上帝把这个任务给了我，我就应该遵循他给我的心灵指导。她说我们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她能解决。我们请求她等到我毕业，但她说拖延就是最大的罪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