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新的一幕开始上演。梅西夫人过来坐在我的一旁，将文字写在我的右手上，我则继续用左手读克莱门斯先生的嘴唇，跟随他的手势和每一个表情变化。随着阅读的进行，我们沉浸到人类祖先充满渴望和温柔的故事中。毫无疑问，生活中最神圣的故事里都包含着孩子的快乐、天真和开朗。如果年幼的夏娃笑了，她那天堂般的笑容能让万物更加美好。伴随着克莱门斯先生富有感情的朗读，夏娃为爱叹息，亚当在她墓前伤心地说：“无论夏娃在哪里，哪里就是伊甸园。”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其他人也发出哽咽的声音。每个人都在这痛苦的呼号中想起了家人。
对于我这种生活局促受限的人来说，能拥有克莱门斯先生这样的朋友，是无比幸福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多次在一起谈到人性等问题，他从来不让我感到我的观点毫无价值，但很多人都是这么看我的。他知道盲人不是用眼睛和耳朵思考，也明白我们的思维能力不是用五官来衡量的。他谈话的时候都很照顾我，把我当着健全人。因此种种，我敬爱他。
也许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忧伤。在他周围，你能感觉到遭受不幸和苦难之后才会有的悲伤气质。任何时候我摸他的脸，都会感觉到悲伤，即使在他讲笑话的时候。他的微笑不是嘴的动作而是心灵的展露，是灵魂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面部表情。
他的声音的确很美妙。根据我的感觉，他的声音低沉、悠长，拥有将最细微的意味蕴含到言语中的能力。他故意放慢语速，这样我几乎可以靠手指读出他说出的所有词汇。啊，用手指“听”他那温柔缓慢的话语，是多么甜蜜深刻的记忆呀！他的词句似乎可以在我的手间固化出奇特而可爱的形状。他的双手非常灵活，可以随着情绪的起伏变化。
人们说，生命对我异常残酷。有时我也在心中抱怨，许许多多的人生体验也因为我的缺陷而无法实现，但我回忆起友谊带给我的财富时，我不再愤恨生活。
如果说我失去了许多快乐，那么我获得的快乐比失去的多出许多许多倍。只要心中珍藏着亲爱朋友的记忆，我就会说生活是美好的。
克莱门斯先生思维活跃，才华横溢，让我记忆犹新。他恰到好处的语言，如同沙斯塔山瀑布般喷涌而出。他表面的幽默下隐藏着一颗追求真理、和谐、美感的激情的心。
有一次，他以他苦大仇深、愤世嫉俗的语气说：“生活中的真诚太少了。”
“也有美呀，克莱门斯先生。”
“是啊，美是存在的，美是灵魂的种子，它开出的花朵让我们能够生活下去。”
直到开始写这篇文稿时，我才发现，想把脑海里克莱门斯先生那些妙语重新找出来，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我在与他谈话之后做了些笔记，我恐怕一句话也想不起来。然而我相信，我绝没有杜撰他的言语，也没有编造他的思想和态度。
时光荏苒，在斯多穆菲尔德也不例外。离别的日子到了。和善的白发老者站在阳台上向我们挥手告别，就像当初他迎接我们时挥手致意一般。我们默默看着白色山丘上的庄严别墅渐渐远离，消失在泛紫的远方。我们哀伤地互问：“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确实，此一别即永别。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有个他，永远不变。我的指尖已经镌刻下他的亲切面容，白发上围着一圈光晕。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有他缓慢非凡的声音在激荡。
马克·吐温去世之后，我拜访过斯多穆菲尔德。鲜花依旧盛开，微风依旧低语，小鸟依旧歌唱，雪松依旧沙沙，而且年复一年，越来越庄严大气。但我觉得那地方已经失去热爱它的人。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别墅已成废墟。明媚的秋色中，只有那根大烟囱还矗立在一堆熏黑的砖块中。
我坐在台阶上。我们曾站在这个位置，他温暖地握着我的手。对他的思念来来去去，甜蜜的回忆与遗憾杂陈。我幻想有人靠近我，我伸出手，触摸到一只鲜红的天竺葵，叶子上全是灰烬，即使结实的花茎，也被一片石膏碎片割伤了。但这朵鲜花却在灰烬中向我微笑，似乎在说：“请不要悲伤。”我将这株天竺葵带回了家，种在花园里一个阳光充足的角落。它似乎总是在说：“请不要悲伤。”
但即便如此，我仍旧悲伤。
挚友贝尔博士
有人说，美好的回忆是人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我拥有许多关于贝尔博士的宝贵幸福的回忆。大多数人只记住他是电话的发明者。但那些了解他为失聪人士的福祉奔走的人认为，他的慈善事业跟他的发明事业一样重要。我崇拜他的原因兼而有之。但在我的记忆里，他不是伟大的发明家或者慈善家，而是情感真诚、善解人意的朋友。
他几乎可以说是我最长久的朋友。老师到来之前，他就在我的黑暗中向我伸出温暖的手。是的，正是通过他的介绍，安纳格诺斯先生才把老师送到我身边。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当然我也没有，他将作为媒介，将上帝最好的礼物带给我。
从我的教育一开始，他就非常支持沙利文老师的教学方法。在《我的生活》
出版不久后一封写给梅西先生的信中，他提到了沙利文的几封信，那些信中写了她是如何教育我的。
这些信揭示了一个长久以来备受质疑的事实：海伦的惊人成就不光因为她头脑聪明，也离不开她老师的天才指导。同时也证明了沙利文老师误导了大家，让我们误以为她在教育海伦的过程中没有方法——只是摸索，靠感觉。实际上这些信件表明，她一直在用失聪人士教育中的重要准则为指导，而且效果说明了她的方法正确。
在同一时期贝尔博士写沙利文老师的另一封信中，他写道：
这些信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们……会成为标准。在海伦的早期教育中，那些指导你开展工作的准则，对所有老师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贝尔博士不是他的家族中第一位关心失聪者的人。贝尔家族有研究语言的久远历史。贝尔博士的祖父发明了一个帮助矫正口吃的设备。他的父亲，梅尔维尔·贝尔先生（我在华盛顿去见贝尔先生的时候常常看到他）完善了一套可视语音符号系统，用以教授失聪者。贝尔博士认为这套系统比他发明的电话更重要。
不过，就像梅尔维尔·贝尔先生自己说的那样：“这不赚钱。”使用这套系统让聋人学会说话需要很多耐心，因此这项发明在东方比在西方更受欢迎。此外，他对语音的分类方法被刚刚编撰完成的《牛津大字典》采纳。
贝尔博士对父亲非常孝顺。他们既有相似点，又有许多不同。梅尔维尔·贝尔先生更安静、温和。他喜好简单、朴素的生活，即使儿子暴富之后，这点也没改变。他仍然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仍然过着简朴、满足的生活。虽然离开故土苏格兰已经多年，他的早餐仍然是燕麦粥，吃法仍是苏格兰式：把盛有热粥的勺子放到冷牛奶里过一过。
如果贝尔博士忙，一两天没见父亲，他就会说：“哎呀，我得去看看父亲了，与他聊聊天正是我需要的补品。”
贝尔博士在弗吉尼亚州的殖民地海滩有一栋迷人的小别墅。波多马克河在此入海。我常常见到他们两位高贵的绅士坐在门廊里，默默地吸烟，看着河上穿梭的蒸汽船和小舟来来往往，一连数个小时一言不发。
有时，一声奇特的鸟鸣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儿子会问父亲：“你怎么记录这声音啊，父亲？”接着可视语音系统的完备程度会接受考验。两人醉心于语音学，完全罔顾四周发生的事。每个音节都被分析，并由可视语音符号记录下来。
有时，一声鸟鸣带来的困难，能让他们花上数小时去解决。
他们俩都有矫正所有发音缺陷的强烈愿望，据说听他们讲话是一种享受。老师就常常这么说。贝尔博士发明电话的助手沃森先生在他的书《探索生命》中写道：“他那准确、清楚的发音让我感到愉快，相较之下，其他人的发音实在粗鄙。”此外，他们都曾经教授讲演术，并且都喜欢朗读。
贝尔博士对母亲更是温柔体贴。在我认识她时，她已经听不到了。记得有个春天的午后，贝尔博士开车带我和沙利文老师在乡下兜风。我们采了好多金银花，粉红和白色的山茱萸，还有野杜鹃花。回来的路上，我们在贝尔博士父母家稍做停留，将花朵送给他母亲。“让我们从走廊的门进去吧，给他们一个惊喜。”上台阶时，他停下来，在我手心写道：“嘘，他们睡着了。”于是，我们轻手轻脚地走进去，把花全部放好。那一幕让人难忘——两位亲爱的老人坐在扶手椅上，老贝尔夫人一头白发，头垂到胸前；老贝尔先生仰头抵在靠背上，胡子和鬈发围绕着红润的脸庞，如同一尊宙斯神雕像。我们没有打搅他们就离开了，留下鲜花伴着他们的美梦。
我很喜欢去拜访贝尔一家，无论是他们在华盛顿的家还是在布兰顿海角的避暑别墅。我钦慕老贝尔夫人克服失聪困难的勇气和毅力。她的唇语读得很好。而且为了应付络绎不绝的访客，她还需要耐心、技巧和好脾气。她不用手语字母，她认为这种交流方式在失聪人士和正常人之间形成了隔阂。她十分喜欢蕾丝，经常拿着一张薄纱网给我“看”，教我怎样识别上面绣着的花朵树叶，活泼的丘比特，蜿蜒的溪流，以及十字花边织就的美丽小径，两边还有轻盈的枝蔓。
贝尔博士的两位小女儿，艾尔希和黛西，都喜欢和我玩。黛西把听说的所有美好事物都写在我的手上，让我能与她同乐。
贝尔博士家里常常有贵宾来访，我被介绍给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如兰利教授、纽科姆教授、鲍威尔少校等等。贝尔博士常常把谈话内容写在我的手上。他认为任何人都可以理解任何知识。他会给我解释物理学和电磁学原理。不管他的谈话内容有多抽象，多高深，我都喜欢听他谈话。
他是那种出类拔萃的人物，只需要两分钟就可以主导话题。人们选择倾听他说话，而不是自己夸夸其谈。他能用简单直观的方法展示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拥有这种天赋的人少之又少，至少兰利教授没有。
贝尔博士在交流中并不自诩权威。他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并积极热情地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待同样的问题。这在我认识的人中是绝无仅有的。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他都会说：“也许你是对的，让我们看看。”
他的讲演才能并不为大众知晓，因为他只为那些脱离大众视野、活在无声世界中的人代言。但我知道他的演讲多么有说服力。他多次登台的时候，我都站在一旁，从他的嘴唇感受他言语的迸发，他流畅的声音、他的态度、他的姿势。每当这时，我就多想能自然地说话啊。他说了一会儿后，总会碰碰我的手臂，于是我会举起手放在他的嘴唇上，让观众了解我能这样“读”出他的话语。
我真希望文字能描绘出他在我眼中意气风发的模样，举止高贵，精神焕发。
他像波浪一般卷曲的胡须遮住了他的大半个脸庞。当他说到动情处时，我可以感觉到他脸上激动的表情。他高昂着头，鼻翼震动，他的身体动作就像他的思想一般大开大合，却又和谐顺畅。没有人能够抗拒这样的激情和力量。
贝尔博士一生致力于教授失聪人士说话。他雄辩地指出，把聋哑人当成异种来培养是非常荒唐的，并从经济、道德和社会的角度证明他们与正常孩子一同在公立学校里接受教育的种种优势。他认为手语系统是失聪者学习语言的障碍，主张将其废弃。他反对隔离聋哑人，反对聋哑人相互结婚。他认为，如果聋哑人继续使用手语，他们就会被社会孤立，只能处在社会最底层。
然而手语系统有着狂热的支持者。虽然它不像使用口语的聋哑人学生那样方便：读唇语，然后自己说话，但好处是容易学得。而我没有其他办法——我没有视觉，手语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后来我学会了读唇，不过我认为，如果我靠读唇开始受教育，我的进步会慢得多。
每位聋人教师，不管是否支持贝尔博士的意见，都受到他的影响。他以纯粹的科学精神宣传他的见解，而不是受利益驱动。很多年里，他在华盛顿自费支撑一座实验性聋哑学校，让这里的实际工作可以顺利开展，探索更好的教育失聪幼童的方法。他帮助加劳德特学院的费博士搜集失聪者的相关数据。在他的建议下，“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在1890年成立。他捐献了二万五千美元作为经费，还不知疲倦地向大众宣传协会的事业。因为电话的发明，他被授予伏特奖。
他用奖金在华盛顿设立沃尔塔办事处，宣传关于失聪人士的各种信息。为了让每一位聋人能学会说话，他不知疲倦地工作。
正常人可能不会意识到，教授失聪者说话是19世纪最神圣的奇迹之一。也许正常人不可能意识到这对于聋哑人有何意义。我们的寂静不是那种可以平复疲倦的安静，我们是在死寂中被隔离和疏远。这种死寂不会因一句“你好”，或者鸟鸣风声而结束。这是一种被隔绝的死寂，残忍，彻底。两百年前，聋哑人没有任何希望。在一个冷漠的世界里，没有人为我们代言。听觉是人类拥有的最深邃、最人性、最富有哲理的感官。因为贝尔博士的努力，全世界孤独的失聪者们终于能够融入人类愉快的社会生活中。
贝尔博士来自一个古老的国度，是一个自强不息的苏格兰人，然而他已与我们相处很久，他跟我们没有两样。他的生活不为性情和环境所扰。虽然拥有天才的古怪和人性，但他本性善良，不与人结怨。几乎每个了解贝尔博士的人都觉得他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确实，他的天性富有极大的同理心，让人觉得很难评价他，因为无论你怎样写，好像都会显得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