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虎胡同七号
北京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七号有座王府似的宅子，古树参天。这座宅子有名，里面住过西南王吴三桂和清代名臣裘曰修；也有人说这宅子闹鬼，是当年北京城有名的凶宅；后来，梁启超把松坡图书馆专藏西文图书的分馆办在这里。徐志摩回国以后，便进来当了英文干事，并将其间的一处房屋作为自己的居所。
当年，松坡图书馆总务部主任是蹇季常先生。有一天，他看见徐志摩在自己的住处外挂了块牌子，上书“新月社”。或许他当时没有想到，这个25岁的年青人，在自己的房门口挂了块并不起眼的牌子，竟成为中国近代文坛上，一个全新文化团体诞生的标志。
那还是1924年春天，徐志摩正等着泰戈尔访华。总有人说，伶俐如徐志摩，定是为了讨泰翁欢心，才应景似地将自己创立的团体命名为“新月社”。诚然，徐志摩的“新月社”与泰戈尔的《新月集》有必然的联系，但“新月”二字，也镌刻着强烈的徐志摩韵味。
徐志摩爱月，看他的诗，总能见团团月彩。雷峰塔下，有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再看明月似新娘娇羞，用锦被掩盖光艳；有时残月半轮，如破碎的希望，应和了半夜深巷传出的琵琶；而当月光将花影描上石隙，竟能让粗丑的顽石生媚……徐志摩爱月，人也如月浪漫，情感亦如月般澄明，毫无遮掩。想当初，他为自由，能对张幼仪冷酷如此，却也为了林徽因，热情温柔；他能为理想，毅然拒绝美国的博士头衔，而去英国朝拜罗素，也能为了爱情干干脆脆地离开剑桥。徐志摩的爱与恨，旁人一眼便能直直看明白。这种对情感毫无遮掩的表达，应了“新月”的清澈明亮，但同时，也是他遭遇文坛风波与情感纠葛的原因。
恐怕就连徐志摩自己都无法确定，像他这样二十几岁，毫无根基的青年，能在短短两年时间中做出什么成就来。那时，大批青年学生海外归来，北京城里藏龙卧虎，不定哪条逼仄的胡同里一扇不起眼的门后，就坐着一个华才惊艳的青年；而一场新文化运动，又催生了多少团体与刊物。团体如文学研究社，创造社，锐气逼人；刊物如《小说月报》，《新青年》亦是风声水起。新月清淡的光辉真的能照彻他的理想吗？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到北京。虽然此时，他正因无法获得林徽因的爱情而被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但这真的不是他生活的唯一重心。毕竟，身在大北京，不管是新朋还是旧友，围绕着自己的都是精英。这些人的才气与名声是驱策的鞭子，让徐志摩一刻也懈怠不得。于是，他与所有刚出道的文学青年一样，跃跃欲试，想在文坛打天下。当然，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便是多多投稿。
从1923年1月至3月，短短两个月内，徐志摩在《创造季刊》、《小说月报》、《努力周报》、《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了十数篇作品。初入江湖的文学青年，就这样跃马扬鞭开始经营自己的文学生涯。
虽然，徐志摩谦虚地说自己的东西不成气候，都是些烂笔头，但实际上，他的诗格律新颖，给了古老的中国诗歌以新的体魄。而他的文字，则带着富丽的联想，清新俏皮，仿佛不沾人世烟火。因此，他的作品一发表，就吸引目光无数。这期间，他最有名的诗，恐怕要数《康桥再会吧》。
康桥，再会吧；
我心头盛满了别离的情绪，
你是我难得的知己，我当年
辞别家乡父母，登太平洋去，
（算来一秋二秋，已过了四度
春秋，浪迹在海外，美土欧洲）
扶桑风色，檀香山芭蕉况味，
平波大海，开拓我心胸神意，
如今都变了梦里的山河，
渺茫明灭，在我灵府的底里；
……
这是首新诗，它最初登报是在1923年3月12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只不过，不是以诗文形式，而是以散文形式出现。并不能责怪编辑出错。这首新诗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全新的体裁。它近似于英文“素体诗”，全篇无一字压韵，却贯穿以一定的音节。所以，即便拿他当散文来读，也是一气连贯。没有见过这种诗歌体裁的人，将其误认作散文也实属正常。因此，徐志摩见出了差错也没生气，只是写了信去报社纠正。3月25日，《康桥再会吧》重新登载。徐志摩看了后，发现还是错——顺序乱了。没办法，只得再改。于是，这首诗第三次见报，这次总算对了。
这首诗很快便引起大家关注，其中的原因除了它的创新之外，接连出错的周折也占了一份。徐志摩因这首诗，成就了最早的诗名，其中有才华，亦有风波。最初的成名经历，就像是徐志摩文坛经历的预言。徐志摩以后便会知道，他这一路走来，麻烦不断，但就目前看来，一切都还平静。
现在，徐志摩诗名日高，加上他天生善交际，所以身边很快聚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与徐志摩一样，都曾留学欧美，都是精英，都急迫地想将西方新思想植入古老中国的陈旧生命中。也因为都是书生，所以激扬文字成为他们最好的表达方式。新一代青年渴望言说的空间，于是，“聚餐会”出现了。
在当时的北京知识份子中，流行着一种具有欧洲“沙龙”性质的“会”。生日会、消寒会、聚餐会、互友会等等。参与的人多是社会名流，大家在一起或论国事或聊生活，或宣泄情感或抒发苦闷。早在英国期间，徐志摩就对参与沙龙聚会情有独钟，现在，他有了自己的交际圈子，何妨也组织个“会”？于是，他开始忙碌，积极动员胡适、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人，成立了“聚餐会”。
这个聚餐会每周聚餐一次，但聚餐的地点不定，或在某个朋友家里，或在饭庄、公园。虽名为“聚餐”，但重点却不在“餐”而在“聚”。一群朋友坐在一起，交流观点，互通信息。他们将严肃、甚至枯燥的思想话题，糅杂于趣味无穷的社交中。或许，一种新的艺术风格，一种新的文艺思想，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就在觥筹交错间被形塑。
有人说，徐志摩热心组织大家成立“聚餐会”是他因失去林徽因后，便只能寄情于事业。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或许在朋友的笑谈中，在浅吟低唱声里，他能暂别失恋的苦痛，描一描自己理想的“棱角”。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著无限温柔：
善笑的藤娘，袒酥怀任团团的柿掌绸缪，
百尺的槐翁，在微风中俯身将棠姑抱搂，
黄狗在篱边，守候睡熟的珀儿，它的小友，
小雀儿新制求婚的艳曲，在媚唱无休——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著无限温柔。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著依稀的梦景；
雨过的苍茫与满庭荫绿，织成无声幽冥，
小蛙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蚓鸣，
一片化不尽的雨云，倦展在老槐树顶，
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著依稀的梦景。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著一声奈何；
奈何在暴雨时，雨槌下捣烂鲜红无数，
奈何在新秋时，未凋的青叶惆怅地辞树，
奈何在深夜里，月儿乘云艇归去，西墙已度，
远巷薤露的乐音，一阵阵被冷风吹过——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轻喟著一声奈何。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沈浸在快乐之中；
雨后的黄昏，满院只美荫，清香与凉风，
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
连珠的笑响中，浮沈著神仙似的酒翁——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沈浸在快乐之中。 ”
《石虎胡同七号》，徐志摩诗作中的名篇。藤娘、棠姑、槐翁、黄狗，映着他的天真本性。那道“依稀的梦景”，正是他理想中的静谧恬宁。这里远离人情纷扰，洋溢诗趣无限，清澈秀逸一如他心中的康桥。一首诗，便将一座城移植到这里。徐志摩带着他的康桥情结，在这座小园里滋养着他“诗化的生活”与希望。
那时，徐志摩的愿望很简单，他不过是想集合身边的朋友，借着众人的力量，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演戏。演戏一事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并不简单，尤其在五四以后，它成为许多进步青年最有力的思想宣传媒介：李叔同在日本创立了“春柳社”；田汉有了自己的“南国社”；茅盾也组织了“民众剧社”。徐志摩也想借着戏剧起步，为自己开辟条新路。
但是，一直到徐志摩把“新月社”的牌子挂起，这些聚在一起想演戏的人却什么都没演成。多亏后来泰戈尔来了，众人为了给泰翁祝寿，才被逼出了一出《齐德拉》。之后，他们也曾想排演几出丁西林的戏，却也只是想，一直没有动静。
没过多久，松坡图书馆为了节省经费，出售了石虎胡同七号。为了延续新月社的活动，徐志摩办起了“新月社俱乐部”。也正是此时，新月社作为一个团体，才真正成形。“聚餐会”时期，大家轮流做庄，活动没有固定场所；当初的“新月社”看起来，也只是名称，组织显然还未定形。现在，新月社同仁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即位于松树胡同七号的“新月社俱乐部”。说到这里，还得多谢徐申如与黄子美的帮忙。
（二）新月俱乐部
在徐申如眼里，儿子徐志摩显然背离了父亲为他设计好的航向：先是从父亲为他定下的婚姻中“叛逃”，接下来又不好好读书以继承家业，而跑去写些无用的诗。换了其他人，把儿子关起来管教也说不定。但徐申如毕竟见过世面，也够开明，所以当徐志摩表达了他要建立新月社俱乐部的愿望时，他大方地答应了。何乐而不为呢？建立团体，有利于儿子扩大他的交际圈。用商人的眼睛观察，这是好事。所以，他不但答应，还垫了一笔钱给儿子当经费。此外，徐申如的好友黄子美也出了钱，而且还帮他们找了房子——松树胡同七号。
在陈西滢的记忆中，那是一栋花园平房，一间大房用来开会，一间小饭厅用来请客。另一间不大不小的房间，是徐志摩的书房兼卧房。黄子美也把这里布置得很好，通了电，接了电话，就连厨子都备好了，听说做的菜很好。
这里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徐志摩挺满意。他的新月社会员们常来这里聚谈。一群文人雅士聚在一起，兴趣也便成了“雅兴”。他们交流学术，探讨文艺，评论时政，好不热闹。此外，新月社还举办各种“会”，其中自然少不了诗歌朗诵会。
秋天，五色的爬墙虎叶子，将松树胡同七号院点缀得色彩斑斓。沈从文一走近院子，便听见一阵清而轻的声音。原来徐志摩坐在墙边石条上读诗，缓急之间，见出情感。这是沈从文第一次见到徐志摩。新月社俱乐部时常举行这样的诗歌朗诵会，徐志摩但有新作，也总是很有兴致地将它读给客人听。
除了诗歌朗诵会，新月社还办读书会。熊西弗印象最深的一次读书会，是梁启超先生来讲解和朗诵《桃花扇》。那天，梁先生讲了《桃花扇》作者的历史，详尽地分析了它的时代背景以及它在戏曲文学上的价值。未了，梁先生还用他流利的“广东官话”朗诵了《桃花扇》中最动人的几首词。据说当时，先生在“诵读时不胜感慨之至，顿时声泪俱下，全座为之动容。”4
新月社办了许多“会”，新年举有舞会，元宵闹灯会，总之琴棋书画，能想出的事情几乎都办成“会”了，只是这戏剧，仍然全无踪影。
这并不奇怪，新月社众人当中，有小说家，如凌叔华；有美术家，如闻一多；有知识分子，如胡适，陈西滢；有银行家如黄子美；有军界人士如王赓，还有政界人士如张君劢。众人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工作，哪抽得功夫志门写戏排戏？而这戏迟迟没排上，却也反映了新月社组织的松散。真的过于松散，以至于连新月社成员在回忆有关它的事情时，竟然都模糊了记忆。
“他（徐志摩）那门前挂着‘新月社’牌子的寓所，石虎胡同七号，是因为他曾经在这里接待过《新月集》的作者——印度老诗人泰戈尔……”
这是饶孟侃的说法。他记错了徐志摩挂牌的时间——应当是泰戈尔来华之前。
“‘新月’本来是北平北海公园的一个小俱乐部，由胡适、徐志摩和几个银行家组成，最初只是大家常聚在一起聊天玩玩，当时我在美国没有参加……”
这是梁实秋的记忆，但是他没有参加的“俱乐部”其实是当时的“聚餐会”，并不是后来的新月社俱乐部。而且，当时的聚餐会，显然并不固定在北海举行。
“‘新月’不是一个正式的社团，最初是民国十三年在北平的一些教授们，其中包括胡适、徐志摩、饶孟侃、闻一多、叶公超等人定期聚餐的一种集会……”
这是叶公超的回忆，但是，最初的“定期聚餐”时期，可没有饶孟侃、闻一多和叶公超自己。
真不能怪成员们混淆了记忆。要让徐志摩自己想，他可能连自己的新月社有多少人，都弄不清。他随性得很，遇着聊得来的，便把人往新月俱乐部里拉，连入会手续都不见得齐全。比如闻一多，他在1925年8月9日加了一场新月社的茶话会后，第二天，就正式成为会员了。难怪陈西滢从未曾见新月社有过社员名单。不仅没有社员名单，甚至就连大家一起开会讨论社团宗旨这样的事情都没有。所以，这个时期的新月社，与其说是文学团体，倒不如说是徐志摩朋友的组织，彼此有襟袍关系，各人有各人的兴趣。如果新月社俱乐部里坐着一群人，你根本不知道谁是正式社员，谁又是来访的客人。
新月社很松散，散到连会费都没有正式的负责人来收。所以也就不难想象，新月社俱乐部成立以后，因为无人按时交会费，所以仅两个月，新月就有了巨额的亏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