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要寻一颗明星；——
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
……
累坏了，累坏了我胯下的牲口，
那明星还不出现；——
那明星还不出现，
累坏了，累坏了马鞍上的身手。
……
如果仅怀着单纯理想而不顾现实，理想无异于“瞎眼拐马”，如何能够依凭？梁启超果然对徐志摩看得透彻。他太了解自己的徒弟。徐志摩过分执著于单纯的理想，热血到无法感知现实的冷酷。所以他教训他，不可妄求“圆满之宇宙”，那不过是个“茫然如捕风”的幻象罢了。但徐志摩偏偏听不进，他硬是骑了瞎眼的拐腿马来寻明星，于是碰了钉子，撞了一鼻子灰。最终，爱情的明星遍寻不着，希望只剩下残骸：
希望，只如今……
如今只剩些遗骸；
可怜，我的心……
却教我如何埋掩？
……
我唱一支惨澹的歌，
与秋林的秋声相和；
滴滴凉露似的清泪，
洒遍了清冷的新墓！
……
可是，爱情的微光总是会在希望最黯淡的时候闪动，挑逗多情之人的感观。就在徐志摩以为他追寻的爱情明星永远落下地平线时，却不料，它竟又有亮光。这一切要先从1924年的泰戈尔访华说起。正是他，带着新月般的清辉，照亮了徐志摩因爱而黯淡的生活。
（五）泰戈尔来华
泰戈尔的中文名字 “竺震旦”，得自梁启超。
1924年5月8日，泰戈尔在他的访华行程中迎来他六十四岁生日。北京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贺会。庆贺会的其中一项，便是为泰戈尔献赠中文名。之所以取名“竺震旦”，梁启超这样解释：泰戈尔的英文名字Rabindranath翻译为中文即“太阳”与“雷”，“震旦”二字由此而来。再循中国以往翻译外国人名之例，泰戈尔的中文姓氏应以其国——印度，即“天竺”为姓，故定为“竺”。因此，泰尔戈的中文名，便定为“竺震旦”。泰戈尔许是对这个名字很满意，高兴之余受了启发，也给徐志摩起了个印度名字“素思玛”——Soosima。
这次泰戈尔来华，虽是以梁启超“讲学社”的名义邀请，但实际上真正大力推进的人正是徐志摩。虽然，徐志摩对泰戈尔敬爱非常，到了后来，更是直呼泰翁“罗宾爹爹”，但有意思的是，他对泰戈尔的文学作品以及哲学体系似乎并不感冒。
早在1912年，泰戈尔经已凭借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第一人。这位诗哲的作品有世界级的影响力，但徐志摩从头到尾都没有对他的诗作投以足够的关注，对他的哲学思想也从未明显表达过自己的立场。不过，这些并没有影响徐志摩对泰戈的尔崇拜。1923年9月10日，泰戈尔来华前，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泰戈尔来华》，他说：
“泰戈尔在世界文学中，究占如何位置，我们此时还不能定，他的诗是否可算独立的贡献，他的思想是否可以代表印族复兴之潜流，他的哲学是否有独到的境界——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回答的能力。但有一事我们敢断言肯定的。就是他不朽的人格。
他的诗歌，他的思想，他的一切，都有遭遗忘与失时之可能，但他一生热奋的生涯所养成的人格，却是我们不易磨翳的纪念。所以他这回来华，我个人最大的盼望，不在他更推广他诗艺的影响，不在传说他宗教的哲学的乃至于玄学的思想，而在他可爱的人格，给我们见得到他的青年，一个伟大深入的神感……”
不难看出，徐志摩对泰戈尔的推崇，完全源自他的人格——博爱，至诚，坚韧，追求和平与自由。这似乎也是徐志摩自己终生探求的生命境界。所以，泰戈尔在徐志摩眼中成了高山仰止的人物。他不惜用最华丽的词藻来形容这位慈爱的老人：
“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风，惊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
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从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稻，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
他是喜马拉雅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藉他银白的头颅。……”3
虽然这几行浓烈的文字读起来难免发腻，但无疑表达了徐志摩对泰戈尔人格的崇敬。同时，对泰戈尔的作品与诗作的影响，徐志摩也承认“无法回答”。因此，他积极推动这位伟大的诗哲到中国来，不为“推广他诗艺的影响，不在传说他宗教的哲学的乃至于玄学的思想，而在他可爱的人格，给我们见得到他的青年，一个伟大深入的神感……”。让泰戈尔人格的神辉，引导陷中国人在动荡的年岁里，从“怀疑、猜忌、卑琐的泥溷”中解脱。
徐志摩笃定泰戈尔的影响力，但泰戈尔自己，却怀疑他的到来是不是真的能给中国人的思想与心智补充营养。但无论他在踏上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之前有多么迟疑，当他见到那些欢迎的人潮时，或许能找回勇气。他的到来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当他乘坐的轮船抵达上海码头时，文化界名人，各大报社记者，都在欢迎他。据说连末代皇帝溥仪都与他会面。而与泰戈尔神交已久的梁启超在欢迎词中，也不吝溢美之词：“我们用一千多年前洛阳人士欢迎摄摩腾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长安人士欢迎鸠摩罗什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用庐山人士欢迎真谛的情绪来欢迎泰戈尔哥哥。”
有欢迎的地方就一定有批评。陈独秀、郭沫若、沈雁冰、瞿秋白、林语堂等人在对待泰戈尔的态度上，就与梁超启、徐志摩泾渭分明。在陈独秀他们看来，泰戈尔的思想放在中国，简直是中国青年的思想大敌。郭沫若就毫不客气地说：“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终然只好永流一身的汗水。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的最大的毒物”。
听到了这样的反对声，泰翁的心受了打击。在他的思想在自己的国家，被认为过分前卫，而到了中国他却被指责太过保守。真是愁刹了老人。虽说他原本认为，如果只谈诗歌，或许对不住对他寄予厚望的中国朋友，但事实证明，如果他仅仅谈诗，或许更容易被人接受。
老人心累，再加上三、四十场的演讲，无数的会面与接见，身累。或许此时，最能令身心俱疲的泰戈尔感到安慰的，就是他的忘年交素思玛——徐志摩了。这真是一位热情真挚的青年。他几乎一路都在陪着泰戈尔，无论是演讲，茶话，游览，从上海到北京，他当翻译，当导游。甚至有一次，他陪泰戈尔到法源寺赏丁香，竟因情绪激动，在树下做了整整一夜诗。
泰戈尔的访问是否对当时的中国有现实意义，或许的确值得商榷。但就徐志摩个人而言，泰戈尔的这次访问，意义重大：正是泰在这次接待泰戈尔的活动中，他看见了他与林徽因爱情中那点残存的微弱希望。
泰翁到了北京后，同是新月社成员的林徽因加入了接待工作。据说当时陪同泰戈尔的“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这一对金童玉女似的人物，本就前缘末了，加上日日相处，旧情复燃也在情理之中。而这段期间他们最珍贵的记忆，恐怕要数为排演《齐德拉》时的接触。
同样是为了在泰翁六十四岁生日庆贺会上为他庆祝，新月社同人排演了由泰戈尔改编自印度史诗摩诃德婆罗多的《齐德拉》。那是一个与爱有关的故事。戏里，林徽因扮演女主角齐德拉公主，徐志摩扮演爱神。在爱神的帮助下，齐德拉公主终于与她爱慕的王子，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出美丽的爱情神话里，观众最无法忽略的，不是王子与公主，而是爱神与公主。他们的每一次交汇眼神，都是心的相连，连得如此默契如此和谐。他们仿佛能从对方的眼中读懂台词，更能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出台词以外的情愫。真情演绎出的戏剧，无疑能感动所有人。这次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第一次以全英文演出的戏剧；是徐志摩的新月社，作为一个团体，第一次公开举行的活动；而它对徐志摩而言，最重要的意义是，它是一剂强心针，让徐志摩仿佛早已麻木的爱情渐渐苏醒。不但如此，或许是徐志摩与林徽因在台上的感情过分满溢，漫出了舞台，渗入了现实，于是招来了流言。据说，梁家也对二人产生了不满。
因为一场戏，两人传出绯闻，俨然现代八卦新闻的桥段。但这两人的绯闻却很难让人不当真。毕竟，他们曾有一段共同的康桥回忆。而徐志摩从来没有彻底放弃对林徽因的爱，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他归国后仍是侍她殷切，侍她温柔一如初见。林徽因再理智，但终归还是个女人。女人对痴情浪漫的男人天生少了免疫。因此，就算林徽因当时诚如外界所传，真的陷入了情感的挣扎，也再自然不过。
可是，林徽因依旧是林徽因，理智得能让所有女人羡慕。她或许挣扎矛盾，但她最终选择了远离情感的是非。《齐德拉》公演后不久，林徽因再次离开了，这次是去美国上大学，与梁思成一起。于是，徐志摩的爱情苏醒宛如一次生命的回光返照。
天地彻底暗了。徐志摩茫茫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颓丧得直想掉泪。偏偏这时，他要陪泰戈尔到山西推广农村建设计划。这一别再回来，怕是林徽因已经离开，不知何日才能见到了。5月20日，泰戈尔前往山西，送行的车站，徐志摩终于爆发。他知道林徽因就站在人群里，但是他不敢看。即便看了又能怎样？他们只是随着车辆前行，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彼此眼里。他系在林徽因身上的情丝，怎么就这样能说断就断了？原来爱情如此脆弱，真是不敢相信。他伤心至极，铺开信纸，写了封信：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信没有写完，他还来不及送出，火车却要走了。他焦急，冲向站台，同行的泰戈尔秘书恩厚之见他如此伤情激动，便将他拦下，帮他把信收起。于是，这封没有写完的信，就这样永远没有被寄出，随着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一起被岁月留在了记忆里。的确，单凭理想无法对抗现实，“去罢，青年，去罢！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从那场幻梦里醒来，“去罢，梦乡，去罢！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天空爱上大海，只有风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