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鲁迅不喜欢徐志摩的原因很简单，他说了：“我不喜欢新诗……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鲁迅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或许，更不喜欢他行事的风格。早在泰戈尔访华时，鲁迅就十分厌恶徐志摩对泰戈尔的极致吹捧。当时他就写了文章讽刺。那次徐志摩同样没有还嘴。也许真是徐志摩太天真，即便鲁迅已经给了他脸色看，但他还是毫无顾忌地往语丝投稿，于是便有了这次冲突。
人与人的矛盾，是行事风格之间的矛盾，亦是思想与思想的矛盾。趣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就好像协调的颜色搭配，用的人舒服，看的人也舒服；但鲁迅与徐志摩，就像两种不协调的颜色撞在一起，无论如何，只有别扭。他们一个冷峻如冰，一个热情似火。所以，鲁迅容不了徐志摩，他握着投枪，一定会划破徐志摩虚无的浪漫；徐志摩也受不了鲁迅，他捧着鲜花，一定得避开鲁迅的刀锋。这次的冲突，被鲁迅称为与徐志摩积仇的第一步。此后，徐志摩和他的新月社与鲁迅之间，用笔打了不少战。
（六）自负的绅士气
与鲁迅相比，徐志摩似乎只会说些软绵绵轻飘飘的话，但事实上，他不只会写温软的情诗与文章。留学英国的经历，让徐志摩有机会从罗素那儿学来英国式的幽默讽刺，而他优裕的家境，又不可避免地在这种讽刺上添了一份自负。当徐志摩把这种讽刺与自负放在文章中，也着实能气煞不少人。新剧家们就受了他的气。
1923年，北京新明剧场演出哈姆雷特。这出新剧的编导是郑正秋，但他的剧本并非从莎士比亚的原文改编而来。根据陈大悲的说法，先是兰姆将莎翁的戏写成故事，然后古文大家林琴南从兰姆那里翻成古文，最后，郑正秋又把林琴南的译的古文改成了新剧。不难想象，如此周折以后，那天新明剧场台上的哈姆雷特与原版或许有出入。而这，便成为徐志摩嘲讽与自炫的理由。他那次确实过份，后来，就连徐志摩自己都在文章中反省，他当年在看哈姆雷特时，态度自大。
当时，徐志摩看完哈姆雷特后觉得，那些人既没到过外国，而且还只看了不完全的原著，所以，原本在英国人口中体面的莎士比亚，到了中国艺人这里，却显得好笑。既然不精通英文，不懂莎士比亚，那艺人们就不配插嘴，只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说完这些讥讽新剧家的话，徐志摩还顺带把受剧情感动的观众也嘲笑了一番。
也许编导与演员的演绎确有不到位之处，但这无损于他们追求文艺革新的热情；而受剧情感染而动情落泪的观众，又何罪之有？徐志摩此种心态也真正刻薄高傲。
还是1923年。
那年四月，霍路会剧团来京演出《林肯》。徐志摩原以为，这样远道而来的剧团要认真上演一出真正的艺术剧，想来一定会大受欢迎。可事实让他大失所望。梅兰芳来了，姚玉芙来了，可偏偏大学生没几个。徐志摩受不了，于是写了篇《得林克华德〈林肯〉》在《晨报副刊》上分四天连载，批评新剧界：
“除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有两位学生在场外，北大、高师、美专、剧专诸大学的学生，连单个的代表都没有。后来跟陈西滢谈了，陈说怕是学生嫌票价太贵。真是不可思议———不错，表面看来戏价似乎贵些。但凭着良心讲，这样远道而来的剧团演这样认真的戏，要你们三两块钱的戏价，只要演的过得去，你能说太贵吗？梅兰芳卖一圆二毛，外加看座茶钱小账，最无聊的坤角也要卖到八毛一块钱，贾波林的滑稽电影也要卖到一块多———谁都不怨价贵，每演总是满座而且各大学的学生都是最忠诚的主顾。偏是真艺术戏剧的《林肯》，便值不得两块钱，你们就嫌贵，我真懂不得这是什么打算。”
徐志摩或许真的不懂那些打算。当时的中国，政局纷乱，不是所有人都与他一样，仅看到理想，就有心思进剧场看戏；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样，不用担心家计，掏得起两块钱看戏。就算真有心思也真掏得起钱，不爱看就是不爱看，个人品味使然，又有谁规定大学生一定要看新剧的？又有谁能说大学生不看新剧就不进步了？
不过徐志摩也许只是痛心。五四以后，中国的新剧运动正进行得热闹，在徐志摩看来，这些推崇新剧的进步青年，偏偏忽视了这场真正的艺术剧，实属不该。他的批评或许带着诚挚的情感，有话直言——这是他写批评文章的一贯风格。但无论如何诚挚，言辞毕竟偏颇。最不该的，是他竟然在文中批评中国学校里教莎士比亚的教师，十个有九个说不出莎士比亚的好。这话，无论怎么看，都太过张狂。
所以，新剧家们坐不住了，回击是必然。而就在这个当口上，徐志摩被抓了小辫子。5月6日，还是在新明剧院，徐志摩与朋友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演出的《娜拉》，他中途退场。当时便有人对他们大张挞伐，说他们不懂《娜拉》反映出的女子人格问题，不知道戏剧与人生的关系，不配看《娜拉》这样有价值的戏。
那天，跟徐志摩一块儿看《娜啦》的是陈西滢。面对外界指责，他先写了文章回应。陈西滢为了证明他们退场的必然性以及对手指责的无聊程度，从剧场秩序混乱，说到新明剧院的构造不合乎声学原理；从演出者太过业余，说到“如果你痛斥没看完《娜拉》的人不懂得人生问题，那简直就是在骂易卜生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陈西滢的文章写得义愤填膺，徐志摩的口气倒是平和。他强调《娜拉》之所以不朽，不在于对手所说的所谓“人格”或“人生”，而在于这出戏本身的艺术性，而他评价戏的标准，也只是把它当戏来评价，而不当它作宣传某种主义的工具来评价。所以，新剧家们，你们就不要谈什么人格人生了。最末了，徐志摩主动与新剧家们讲和：“劝被西滢批评的诸君，不要闹意气，彼此都是同志，共同维持艺术的尊严与正谊，是我们唯一的责任，此外什么事我们都不妨相让的。”
徐志摩的确不像陈西滢那样生气。当然，你可以认为徐志摩的平和，是因为他此前并没有看到对手们攻击他的文章，所以不至于太生气；你也可以认为，徐志摩的平和是因为陈西滢的文章已然激愤，他为避免招来更大的怨毒，所以只得平和一些。但实际上，徐志摩在他一生所经历的文坛论战中，大都平和。这与他的性格有关。况且，他从罗素那儿学来的不仅有讽刺，也有英国式的绅士风度。
这种风度，包含了文明，公正，平和，豁达，稳重与自由。所以，徐志摩在他参与的文坛争论中，的确从未恶语伤人。虽然他的高傲自负，总招来非议与攻击，但至少，他能坦然地应对这些攻击，对事的态度也大体公正。而他一旦认识了自己的错，也能大方承认。就像在哈姆雷德一事上，事后徐志摩也大胆地揭疮疤，说他作为一个自命时新的人，骨子里也时时有守旧甚至顽固的时候，所以得严防自大与虚荣。
然而，就是这种英国式的绅士风度，却一直入不了鲁迅的眼。他曾经讥讽这些绅士，说他们“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种好名称：慈善家，学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种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鲁迅不屑这样的“正人君子”，所以，在不久的将来，鲁迅用他冷光闪闪的匕首对准了新月派的绅士们，将他的第一次全方位大规模的论战，献给了新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