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表达对郭沫若的欣赏：
“沫若兄，要是仿吾兄还有湖南人特有的那种狷急，我希望你的气度要大些。如果你真的相信我的话里怀有恶意，我只能深深地道歉。但我相信你不会那样的。真的，你就一斧子劈开我的脑子，也绝不会发现我有一星半点的不良用意的。……我只当沫若和旁人一样，是人，不是圣贤，我不佩服‘泪浪滔滔’这类句法，并不妨害我承认沫若在新文学界是最有建树的一个人……”
文章写得好，这态度也是十分恭敬。把郭沫若和雪莱华兹华斯放在一起比，创造社想来也不会有意见。这公开信发表后，也就算徐志摩弃械投降，所以这场笔战没有真正打起来。但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在这场事件中，得罪的不止创造社，还有文学研究会。
还得从这次泪浪事件之前说起。徐志摩归国之初，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与郭沫若等人的创造社，是文坛风头最劲的两大团体。当时双方发生了一系列争论，气氛颇不融洽。“天真单纯”的徐志摩当时不知深浅，只想着结交社会精英才俊，因此与两边都有了接触。如果仅是这样也就罢了，坏就坏在，他在跟创造社示好时，曾给成仿吾写过一封信，里面有这么一句：“雅典主义，手势戏——我笑到今天还不曾喘过气来，且看那位大主笔怎样来答辩！”——“雅典主义，手势戏”指是的茅盾的一处翻译错误，“大主笔”正是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
本来是私信，结果，“泪浪事件”中，成仿吾一气之下将这信公开了。文学研究会的人看到徐志摩写的这信，会作何感想，徐志摩不用想也知道。明里示好，暗里嘲笑，难怪会被成仿吾说成是“假人”。不过幸好，郑振铎那边没有追究。或许正因有这次事件，所有人们才会推测，徐志摩想办“聚餐会”，或许也是因为在这次事件中，他把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一并得罪了；同时他也感到，与创造社也好，与文学研究会也罢，风格总有些不相投的地方，所以只得自己组自己的团。
这次，创造社的火算是暂时灭了，事情也告一段落。但他那支笔，似乎除了用来写好文章外，就是专门用来惹祸的。接下来，他又惹恼了鲁迅。
（五）志摩的音乐与鲁迅的刀锋
1924年冬天，“语丝社”成立，它的刊物《语丝》也随即刊行。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孙伏园、俞平伯、刘半农等，是它的主要撰稿人。这些名字，一下便为《语丝》定了基调：反旧立新，针砭时弊，或庄或谐，简洁明快。这风格怎么看，都跟徐志摩挨不着边。但是，语丝办刊兼容并包，不拘一格。所以当徐志摩把他译的一首波德莱尔的诗——《死尸》，以及一篇充满了强烈神秘感的题记投给《语丝》时，《语丝》编辑还是将它刊登了。
这晚，鲁迅睡不着，于是披衣点灯看《语丝》，看到了徐志摩的文章。单是那首译诗还好，该死的是那题记中的一段话：
“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磷，巷口那只石狮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账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
徐志摩论的是音乐。廖辅叔在《乐苑谈往》中曾说，徐志摩对音乐也颇有修养，因此文章中不时写些与音乐有关的事来做帮衬。这文章倒是符合徐志摩一贯的浪漫主义风格，想象华丽，玄乎其玄。可这种夸张不落实地的语言，正是鲁迅最不愿嚼的。更何况，鲁迅视《语丝》为珍宝，岂容这种不实浮夸，态度居高临下，漠视残酷社会现实的文章在这里出现？于是，他拿起笔，瞄准了徐志摩。只是这一次，他手下留情，一向寒光闪闪的投枪，换成了软刀子。
鲁迅只是调侃，说自己是个苦韧的非神秘主义者，所以无福听到徐志摩的“音乐”。接着，他模仿了徐志摩的笔调，神秘了一回：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唵，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琤淜洋的彤海里起来。Br-rrr tatata tahi tal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鬼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黮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黮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
不愧是鲁迅，想象之妙，言辞之绮丽不输徐志摩。最后他说：“咦，玲珑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儿呵，你总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飞到，而且照例来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么？”显然，这是告诉徐志摩这只小雀儿，别在语丝这儿跳来跳去。这番戏谑讥讽着实呛得徐志摩喘不过气来。他算是彻底领教了鲁迅的功夫，从此在《语丝》销声匿迹，甚至连辩解都没有。可就算辩解，就算回击，他徐志摩又哪里是以辛辣讽刺见长的“语丝文体”的对手。
其实，徐志摩的那段“音乐”未必真的犯了鲁迅的多大忌讳。非说有，那或许是那句“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让鲁迅觉得徐志摩一副居高临下姿态，自夸自赏；亦或许，是徐志摩把“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磷”都当成了“音乐”，这让鲁迅觉得他是在冷眼旁观残酷现实，冷漠而残忍。
徐志摩为人，浪漫激荡于血液，理想得超越现实。文如其人，所以他写起文章来有时也确实浪漫得不着边际。所以他的文章在当时的中国，显得离人间烟火太远。但仅就一篇味道不合自己口味的文章，鲁迅真有必要尖酸至此？徐志摩自己也纳闷，他到底哪里开罪了鲁迅？于是，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徐志摩便委屈地说：“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
徐志摩的惶惑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他与鲁迅也曾和谐相处过。
1923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除了出售外，还留了一部分赠送朋友。赠送的对像中，也包括徐志摩。徐志摩看过后，觉得不错，便写信给英国的魏雷，说他的朋友最近写了一本书不错，打算买一本给寄给魏雷。又是送书，又是以“朋友”相称，看来，原本双方有交情，可能不一定有多深，但也算有情份。所以，此番徐志摩无法理解鲁迅的气从哪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