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校园和课堂，仿佛是战国时期诸子争鸣的讲坛。正是清华提倡的“学术自由、独立思考”的精神让它的身影一直鲜活生动，不凝滞、不萎缩。清华人都敢“叫板”，都敢挑战传统，打破常规。这种精神，用陈寅恪先生的名言来形容最恰当不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喜欢唱对台戏的华罗庚
曾经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数学家华罗庚上初二时，他的语文老师比较喜欢胡适的作品，于是要学生读胡适的作品，并写读后心得，分配给华罗庚读的，是胡适的《尝试集》。
但华罗庚只看了胡适在《尝试集》前面的“序诗”，就掩卷不看了。那序诗是：“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华罗庚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是完全相反的，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意思，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如此混淆不清，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他当时只有13岁，就能够看出胡适的逻辑错误，这也可以见得他是有缜密的“科学头脑”了。
还是那位语文老师，有一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周公诛管蔡论”。依据正史的说法，管叔、蔡叔都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他们二人不服，连同一个叫武庚的一起叛乱，结果叛乱被周公平定，管、蔡服诛。写此题目，一般的写法当然是应该说周公诛管蔡，诛得对。但华罗庚却作了一篇“反面文章”，他说周公倘若不诛管蔡，说不定他自己也会造反。正因为管、蔡看出了他的意图，所以他才把管、蔡杀了以灭口。但他既然用维护周室的名目来诛叛逆，他做了这件事，自己就不便造反了。国文老师这次特别生气，大骂华罗庚“污蔑圣人”，几乎要号召全体学生群起而攻之。
华罗庚不慌不忙地辩解道：“倘若你只许有一种写法，为什么你出的题目不叫做‘周公诛管蔡颂’？既然题目有‘论’字，那就应该允许别人‘议论’，是议论就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这段辩驳，逻辑性之强让那位老师也只好作罢。
点石成金：
即使一个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得出的错误结论，也比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而人云亦云得出的正确结论，要强得多。要知道，如果你从未对老师和书本上的内容产生疑问或不同意见，那只能说明你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需要在这方面不断改进。
敢向大师叫板的张荫麟
1923年秋，清华大学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当时就已有“北方学术巨擘”之称的梁任公（启超）先生的《中国文化史》的讲演班上。梁先生在开始讲课之前，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向堂下听讲的学生问道：“哪位是张荫麟君？”应声站起来的是一位刚满17周岁的文弱少年，他是今年刚进校的新生张荫麟。
张荫麟虽然入校刚一两个月，但以各种方式——写信或公开发表文章向梁大师问难却不止一次了。当年9月的《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了他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就是针对梁任公《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而发的。梁任公在书中考证说，“老聃与孔子并不是一个时期的人”，前者大约在后者出生后100年左右才出生，因而《老子》一书并不是老聃所作，甚而认为老聃的活动时间应在孟子之后。张荫麟认为“其言信否诚吾国哲学史上一问题”，因“不揣鄙陋，仅述管见……”稍后，他又写信给梁大师，就梁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系列讲演中的一个附表中的多处纰漏和疑点一一提出质疑。梁回复说：该表采自日本人著作，而该日本人又采自欧人某书，并未注明出处。梁任公在信中承认，“……其中的错误是难免的”。于是张荫麟又穷追不舍，经过核查，撰发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校补》一文，其中说：“顷继续研究，又得其中遗漏错误者二十余事。兹并录以质正于任公先生。”他这一次次非凡的表现，备受梁大师的注意和赞赏。当任公先生最初读到张荫麟的文章时，还以为是哪位大学教授或专门学者写的。后来知道竟是一位今年刚刚入学的学生时，不由感叹：“此天才也！”他这次在讲课之前先把张荫麟叫起来，就是为了认识并当众褒扬这位天才学生，并顺便回答他的问题。
点石成金：
一个敢于叫板的人，即使偶尔叫错了也比那些从来都没有独立思考过而一味迷信权威的人要强多了。像张荫麟这样的叫板和挑战正体现了现代学者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种极为可贵的为学和做人境界。
教我如何不想她
中国的汉字曾经历了一个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发展过程，这其中的变革异常地艰难，但同时也凝聚了不少语言学家们的心血和才智，清华大学的赵元任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赵元任曾把北大中文系教授刘半农的诗谱写成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这位留学美国时曾在数学、天文、物理考试中得过满分的高才生，此时和刘半农一样，做了语言学家。就在这首诗中，刘博士为汉语创造了“女”字旁的“她”，而赵博士第一次使用西方音乐技巧，把“女”字旁的“她”唱进了千家万户。从那时开始，我们不再像古代那样，用单立人旁的“他”去代替“女”字旁的“她”，也不必再像早期白话文那样“伊伊”、“侬侬”。
点石成金：
从“伊伊”、“侬侬”一直到“她”，不仅是语言学上为了书写和使用而进行的一次创新和变革，更体现了对女性的认同与重视，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的确，好的创新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和好处的变革，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赵元任的特色婚礼
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是一个十分注重创新的人。他勇于创新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对语言学的研究和他的音乐创作上，也体现在他的爱情、婚姻生活等方面。他敢于打破传统礼教，自己选择婚姻道路，最终也获得了终生的幸福。
赵元任的父母去世后，家里就为他包办了一门婚事，但是赵元任与未婚妻从未见过面，更没有任何感情基础。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赵元任坚决反对包办婚姻，决定退婚。他曾经向长辈多次提出退婚一事，但每次都遭到了斥责。1920年在清华执教期间，他认识了当时森仁医院院长杨步伟女士。不久两人恋爱。于是他托亲戚在中间斡旋，最后以付给对方1000元教育费的方式正式与家中原来安排的未婚妻退婚。
赵、杨两人的婚礼颇有特色，简单而富有意义。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给亲友寄了结婚照片和通知书。在通知书上说，他们将在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结婚。为了破除当时社会铺张、繁琐的不良习气，在通知书上还注明，除了两项例外绝对不收贺礼：一项是“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另一项是给中国科学社的捐款。胡适和朱徽是他们的证婚人。这对新式人物的新式婚礼轰动了当时的新闻界，被誉为“新式人物的新式结婚”，在知识界被传为美谈。
此后他们在人生道路上一起走过了将近60年。两人都出身于书香门第，都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都接受了新思想，敢于向旧的习惯势力挑战。赵元任是个天才，沉默寡言，但风趣幽默；杨步伟是个能人，豪爽善辩，言辞锋利。两人可谓十分互补，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后来他们的四个女儿，受其影响，他们自己以及子女的婚礼都一切从简，除了完成必要的法律规定的手续外，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让朋友们送礼。
点石成金：
打破旧的传统和禁锢固然好，但若能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新的则为更好。“破旧立新”不仅扫除了旧传统中糟粕的东西，而且能立出一个新的进步的、好的榜样供大家学习和效仿，这也是“破旧立新”的意义和作用之所在，其实“破旧”并不难，难就难在要“立新”。
以群为体，以变为用
梁启超认为治国之道应“以群为体，以变为用”。他与谭嗣同等人总是追求新事物，向往新气象，反对守成，鞭笞旧传统和一切陈腐的东西。他们认为社会和自然总是前进的、变化的、运动的，会越变越好，只有变才能新，只有变才能迎来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文明。梁启超援引欧美发展的历史，反复论证物新则壮、理新则强、器新则盛，没有革新便没有新事物的成长，更不会有社会的进步。不仅如此，梁启超还非常用功地钻研西学，他在读西方书籍时总会有记笔记的习惯，每看完一本书便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每半月交一次，康有为认真审问，并且给予很详细的指点。康有为有一本《蓄德录》，是每个学生抄录的名言、佳句和书写的志趣爱好，互相传阅，使每一个人都从中受益。康有为讲课前，先开出书目，让学生预习，写出心得，再组织讨论，相互辩驳。然后，康有为主讲，既讲自己的观点，又评论各学生的见解，针对性强，启发也很大。
康有为首次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原则，使万木草堂成为中西学并重的新式学堂。康有为主张学以致用，全面发展。
梁启超是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去研究学术的，这一点使得他能和康有为心心相印，同时也促使他去广泛地思考问题。启动梁启超思想的钥匙，一是客观现实，二是康有为的学术观点。而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总是“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
这些都大大地启发了梁启超，他的思想如“万堑分流，各归一方”。这时他已开始了创造性的理性思维，显示出他思想家的风姿。
点石成金：
正如梁启超所说，社会和自然总是前进的、变化的，会越来越好。变化并不可怕，可怕的往往是一成不变和“怯于改变”，在新事物面前，我们要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地适应无时无刻不在的变化，在变化中获得发展。
2+5=10000
清华教授、著名诗人闻一多的新诗曾一度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的诗风。他提倡新诗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在论文《诗的格律》中表示，诗人应“戴着脚镣跳舞”。闻一多同时还是一位学者，1932年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他醉心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研究从唐诗开始，涉及诗经、楚辞、上古神话等领域。
学者闻一多既有治学的严谨，又有诗人的浪漫，并且把这种诗人的性情也带到了课堂上，有一次给中国文学系的学生上课，他信步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以为老师走错了教室，要不为什么文学课要出一道数学题，而且还是如此简单的数学题？教室里一时议论纷纷，然而，闻先生却不顾讲台下的议论，执意要同学们回答：2+5=？同学们于是回答：“等于7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