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讳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封建礼法的承认。《礼记·曲记》上说“入门而问讳”，就是说到别人家做客之前一定要探明人家避讳什么，否则便是没有礼貌的表现。例如，南齐谢灵超的父亲叫凤，有一次他去拜访王僧虔，然后又去看他的儿子王慈。王慈正在练毛笔字。当时王氏子都以书法见称于世。谢灵超看到王慈练字，随口问道：“你的书法和虔公比怎么样啊？”王慈因为他触犯了家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我和父亲相比，犹如以鸡比凤。”谢灵超因此狼狈而退。晋朝有个叫王忱的人，一天去看望桓玄，桓玄用酒招待他，王忱因为刚服过药，忌冷酒，因此叫仆人去“温酒”，谁知桓玄听后突然大哭起来，原来他的父亲叫桓温，一听“温”字他就要痛哭流涕，王忱讨了个没趣，只好匆匆告辞。
家讳是受法律保护的。《唐律》中规定：凡是官职名称或府号犯了父祖的讳，不得“冒荣居之”。例如，父祖中有叫安的，不得在长安县任职；父祖名中有“常”的，不得任太常寺中的官职。如果本人不提出更改而接受了官职，一经查出后削去官职，并判一年的刑罚。最倒霉的是唐朝号称“诗鬼”的李贺，因为他父亲名叫晋肃，李贺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纵然他才华横溢，也终无用武之地，终生不得志，27岁便郁郁寡欢而死。
子辈需要避长辈的讳，奴仆也要避开主子的讳。北齐的熊安全，一次去见和士开、徐之才。徐父名熊，和父名安，他因为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犯讲讳，于是将自己的姓，名的第一个字都改了，自称为觫觫生。为了讨好主子，也不怕自己触霉头了。《红楼梦》中这样例子很多。林之孝的女儿原名红玉，因为犯了宝玉的讳，只好改为小红。薜蟠的老婆叫夏金桂，更是厉害。“她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两个字来，凡有人不留心，误道一字者，她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一日她与香菱说话，香菱不小心忘了忌讳，金桂的丫环便说：“你可要死！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
在古代，由于家讳没有国讳那样神圣，人们避家讳，只是在说话写字当中临时避讳，而不会去改变地名、物名、官名等固有的名称。不过，历史上也有朝廷会为臣下避家讳而不惜改换字。例如，宋人周密的《齐东野语》记载：“后唐郭崇幍父名弘，以弘文馆为崇文馆。建隆间慕容彦钊、吴廷祚皆拜使相，而钊父名章，廷祚父名璋，朝廷改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二品。绍兴中沈守约、汤进之二丞相父皆名举，于是改提举书局为提领书局。此则朝廷为臣下避家讳也。”不过，这种朝廷为臣下避家讳之事，归根结底，是统治者为了取得权势大臣的支持、维护自己的统治。
巧用避讳断案——圣讳
清代雍正年间，有个县官正在大堂办公事，外面进来两个人打官司。这两人，一人姓王，一人姓邱。姓王的说：“十年前，自己买了姓邱的两间厢房，因姓邱的家里女孩子多，暂借住在自己买的两间厢房里。后来，姓邱的女孩子长大后出嫁了，自己要求收回这两间厢房，姓邱的却不承认自己卖出过这两间厢房。”县官问：“有证人否？”王答：“证人已死。”县官问：“有证据否？”王就拿出买房证据。证据中写明了邱家卖房的原因，后面又有邱××、王××和证人的签名，最后又写明时间为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县官知道康熙是雍正父亲的年号，又看了带有耳旁的“邱”字，就说这张证据是假的，房子应该是邱家的。“邱”姓在清代以前为“丘”，以“邱”为姓是从清代雍正皇帝开始的。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为笼络人心，颁诏“尊师重道”，认为用“丘”作姓犯了“圣讳”，所以将“丘”姓改为“邱”姓。这个县官是根据“邱”字的使用时间来定案的。
圣讳，指为圣人避讳。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那样广泛。在封建时代，既有朝廷规定的圣人讳，又有人们自发的为圣贤避讳。
有关朝廷所规定的圣人讳，最早大概是在宋代，而且这时所说的圣人的范围大大扩大。它包括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宋代帝王赐封的“至圣先师”孔子以及“亚圣”孟子，甚至还有周公等也列入避讳之列。以“道君皇帝”自称的宋徽宗，迷恋道教，把老子也列入避讳之列。宋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朝廷规定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因老子名耳，字伯阳，谥号聃，为避老子名讳，规定百姓不能用这些字做名字。
在所有的圣人当中，其名讳避得最广泛、时间最久的是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从宋代到清代，人们对“丘”字一直避而远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成“斤”，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甚至，连孔子的母亲的名“徵在”，也列入避讳之列。统治者如此推崇圣人，无非是想借助其学说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在民间也有自发地对圣贤避讳的现象。宋人郑诚非常敬仰孟浩然，有一次他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扬州人直到现在还习惯把蜂蜜叫“蜂糖”，因为，唐朝时杨密曾在扬州担任过地方官，为了避他的讳而将蜂蜜说成“蜂糖”。
为何无人叫“桧”名——恶人讳及其他
秦桧死后，据说天下再没有叫“桧”的人了，这是因为人们痛恨秦桧，一看到“桧”字，就想起秦桧陷害岳飞的典故。这种避讳，就是“恶人讳”。
古代的避恶人名，有时是君臣、官民同仇敌忾而共避之。如明太祖顾及元朝卷土重来，把“元来”一词改为“原来”。而民间也讨厌元朝。《野获编补遗》卷一记载：“明初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民间追恨元人，不欲书其国号也。隋大业四年，由于讨厌胡人，隋炀帝下令将胡瓜改为黄瓜，民间深受胡人骚扰之苦，于是纷纷响应，黄瓜一名辗转流传到今天。
古人的忌讳还有很多，最突出的是对于“死”字的忌讳。死，是一个令人忌讳的字眼。出于感情表达的需要，人们常常使用一些讳饰的说法。《礼记·典礼下》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填沟壑”是一般人对死的自谦说法。现代人常用“牺牲”、“就义”等来描述英雄的死亡。对于一般人，则用“老了”、“去了”来婉称“死”。近年来，由于人们忌讳“死”字，随之也开始忌讳跟“死”字谐音的“四”字，电话号码、汽车牌照、门牌号码等都忌讳“四”字。
从一定意义上说，避讳也是一种运用语言文字的艺术。历史上，也有人运用巧妙的避讳术，既避开了那些忌讳的字眼，又表现出了含蓄文雅又生动有趣的效果。例如，唐朝兼御史大夫韦伦，奉命出使吐蕃，以御史苟曾为判官。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有人对韦伦说：“吐蕃讳狗，大夫带着一个苟判官，怎么可以与吐蕃求好？”临时换人已经来不及，韦伦就令苟曾改名荀曾。出使回来后，韦伦把这事上奏皇上，皇上令改“苟”为“荀”。此后，苟曾就姓荀，不归旧姓。明代冯梦龙的友人华济之曾告诉他，他们那个郡的郡守忌讳得厉害。刚上任时，有个名叫丁长孺的前来谒贺。因为“丁”有“丁忧”之意(指父母丧事)，郡守担心沾上晦气，再三拒绝接见他。门房的仆役只好把“丁”改为“千”，再次通报，郡守才欣然接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