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有一基本观念。即：“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惜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则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102]
孙思邈这一理念，曾予李世民以极大启示。
李世民既已身负重荷，便想成就自古以来最伟大帝王业绩，以洗净“玄武门之变”的污迹，故时时苦心琢磨治国良策。最后从商鞅、韩非子著作中得到启发，提炼出八个大字：国家大事，唯赏与罪。李世民对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道：“赏罚乃国之大事。若被赏者为有功之人，则无功者自然后退，若作恶者及时受惩，则其他欲为者亦会望而却步。为此，赏罚乃治国之大要，扬善之宏义。”
此为李世民即位二年。他之改元贞观，则有严治勤政之意。对长孙无忌、房玄龄两人说出这话，旨在命二人修订李渊治国时期所订的《武德律》，而变为充分体现自己意志的《贞观律》。
李渊所订的《武德律》，参照杨坚所订的《开皇律》。《开皇律》吸收汉魏两晋以来律令精华，择其要者而定制。杨坚先改国制，确立三省（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六部（吏、礼、兵、刑、户、工）制度，对刑部赋予很大职权，且建立大理寺，专事重大案件审理。《开皇律》体现“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原则，颇受百姓拥护。
然而到了晚年，杨坚用法益峻，以至宫廷成了杖杀大臣的刑场，法律变成儿戏，其手订的《开皇律》几乎被束之高阁。杨坚有言：“朕虽亲自制定了那许多法条，却如何记得？倒不如随时想起什么方便。”
以后杨广以非常手段继位，更肆意践踏法典。正因为杨广滥杀滥刑，徭役无期，才逼得百姓走投无路，起兵抗争。李世民亲历隋末战乱，乃有“隋之灭亡，亡在法治”之叹。
李渊并不比儿子眼光短浅，定都长安第二年，即命太子李建成为首，修订法律。几易其稿，遂有《武德律》问世。较之《开皇律》，在许多方面又有所改变。李渊却因在位时间太短，来不及完善便匆匆交权。
现在李世民当政，决心有一番作为，乃从隋亡教训中寻找规律，务必做到“安人宁国”。“人”者，百姓也；“国”者，君主也。李世民对长孙无忌和房玄龄谆谆训道：“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李世民同时提出，法需稳定，不可数变，数变则易使律文前后相违，官吏可妄加曲解，百姓亦不知其要。这就大大影响法律的权威性。
长孙无忌与房玄龄召集一批吏员，费时费月，在《武德律》基础上删繁就简，终于制定出一部新律。较之隋律，《贞观律》去死刑九十二条，减流为徙者七十一条，改重为轻者亦有诸项。
此法公布之后，长孙无忌又奉诏组织学问之士十九人，对上述法律条文一一作注，便于朝中上下都加深理解，减少歧义。
李世民定下这一部刑法大典，紧跟着推出许多配套规程。他将朝廷所颁行政条例定名为“令”，将规范文武百官的规章法典定名为“格”，将六部及诸寺、监、十六卫所作章程定名为“式”。如此，便形成“律、令、格、式”一整套法律制度，使上下皆有法可依，一改自秦汉以来法令不配套的状况。
孙思邈虽不能参与制定法律，却从医学角度谈“人命千金”的道理。那日李世民特请孙思邈入宫，听取律法建言。孙思邈不敢自视高明，乃以治身为例，委婉地道：“怀胎十月，险象环生。稍有疏忽，即会胞漏。王子李治，即是一例。因之一个人成长不易，诛杀却是瞬间之事。”
李世民一听，颇受启发，却问：“然对于贼人，毕竟不可宽囿。此刑戮该如何减少？”
孙思邈见李世民愿听，这才进一步发挥：“医之高下，在于不治已病治未病。盖因未病之病，不治必成已病。病患既起，即需早治，此即见诸青萍之微也。”
李世民高兴地道：“先生您这一说，朕即明白。看来这律法之事，亦应防重于治。明主治国，不可不教而诛。然而总有不堪教诲之徒，如之奈何？”
孙思邈亦不作正面回答，只以医术做比。应道：“启禀皇上，老朽从医，视生命皆同等价值，患者均为至亲，故医人不厚此薄彼，处方凭疾缓疾急。即使那不信医者，亦愿尽一己之责，做到问心无愧。”他肚里只藏着一句：哪怕您贵为天子、皇后，亦与乞丐、娼妓同属千金之命。
孙思邈言外之意，李世民自然懂得，却也说不出什么。不能说李世民以法治国，就是采纳孙思邈之言，然一部《贞观政要》，内中确有诸多治国名言与医理相通。
贞观中，李世民曾命安康公李袭兴住持校订《明堂经图》，参与者有承务郎司马德逸、太医令谢季卿、太常丞甄立言等。此《明堂经图》为人体经络血脉图，初由名医甄权据古人所传重绘，于医疗甚派用场。甄权与孙思邈生于同年，彼此知名。孙思邈对他所绘《明堂经图》评价甚高，曾向李世民推荐。后安康公亦向李世民推荐，乃有李袭兴奉敕校定《明堂经》之事。
李袭兴将《明堂经图》呈献皇上后，李世民颇为重视。孙思邈再根据李袭兴校订的《明堂经图》绘一彩图，以蓝色标出血脉，使人一目了然。孙思邈将彩图呈献李世民，弦外有声地道：“启禀皇上，人体经络皆集中于背脊，而经络连着五脏。”
“那先生之意？”李世民手持彩图，将其与李袭兴之图做一对比，果然明白易懂。他听出孙思邈话中有话，便问究竟。
孙思邈磕头奏称：“启禀皇上，老朽在军中时，常见官长鞭笞罪错士卒，一旦鞭及脊柱，必将终身致残。”
“此皆先生亲眼所见？”
“启禀皇上，老朽以白发之首担保。还有，陛下可记得给士卒刮痧之事？”
李世民经这一提醒，顿记起当年军中之事。再问：“先生所说在理。可还有别的建言？”
孙思邈为促使皇上改变态度，乃联系朝廷正在实施的奖励生殖大政，奏道：“男子迭遭鞭笞，必于生育有碍。若其人罪不至死，便不该绝户。故朝廷若留其命根，阖家定不忘浩荡皇恩，此则利国利家。”
李世民抬头，目光炯炯地望着孙思邈。孙思邈以为失言，只得将嘴闭紧。李世民却高兴地站起，将孙思邈搀扶起来，乐呵呵地道：“这话真说到关键之处，朕该如何奖赏先生？”
孙思邈颤巍巍站定，身上涌出一股热流。刚才所说官长鞭笞军士背脊惨状，他早就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只是人微言轻，不敢吭声。想自己之言能引起皇上重视，多少不幸者将因此受益，孙思邈不由声音颤抖地道：“皇上能纳老朽之言，就是最大奖赏。”说时双膝一屈，又要下跪。
李世民忙将他扶定。
孙思邈这一建议，的确直入李世民心坎。原来因那大规模战争摧残，遍地都是人头，使得全国人口锐减。据有关史料记载：隋大业五年（609），全国统计编户为八九○七五四六户。至唐武德期间（618—626），全国统计编户，竟只剩二百万户，除去漏计户，锐减至少在半数以上。贞观初期，全国统计户数上升至三百万户。直至贞观十三年（639），国家已相当安定，统计人口已非常便利，所计全国户也只有三百零四万一千八百七十一户。[103-1]
故在唐朝初年，国家奖励生育。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敕令：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和好。”对地方官员即以户口增减考核政绩。规定：“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103-2]故孙思邈所提建议，正合朝中大政。
唐贞观二年（628）十一月，李世民果有诏令：往后鞭笞犯人，皆不得鞭打背脊。
孙思邈根据校订的《明堂经图》所绘彩图，可惜早已失传。
以后，依据“盛世修史”的传统，李世民待到治国有些头绪，即命人为前朝修史。他将这一任务交给魏征，且嘱他就教于孙思邈。
“向他请教？一个医者。”魏征听了，不以为意。
“孙老先生非同一般，学问特深。”李世民再嘱。
魏征系谋略大家，博学多闻，此前与孙思邈交往甚少。初次相见，第一印象是孙思邈咋长得这么年轻？他经推算，自己竟比孙思邈年少三十八岁，却已有些老态。魏征忙请教养生之法：“敢问先生有何秘诀？”
孙思邈亦知魏征故事，乃朝中炙手可热之士，故笑而语之：“老朽为清心寡欲之人，素无大志。”
年且五十的魏征，立即敏感地应道：“先生笑话我了，老夫也是身不由己。只这健康之事，却有些不得其要。”
孙思邈已看出魏征身体欠佳，听他一说，直率地道：“以老朽之得，治国犹若治身，皆须一以贯之，治于未乱之时，须臾大意不得。”
魏征虽知是提醒他注意预防，却不以为意，只表面客气，揖手谢之。再深入细谈，方佩服孙思邈知识之渊博，论事之公允。孙思邈对前朝许多大事皆有经历，如在眼前。魏征其后与孙思邈便有交往，于身体亦倍加珍重。只有些事情做过之后，再无法追悔。
魏征等修史起于贞观二年（628），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关于孙思邈参与修史一事，《旧唐书·孙思邈传》作如此记载：“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
关于魏征，史载颇详，多为褒词。贞观十七年（643），六十四岁的魏征逝世时，李世民亲撰墓碑，彰显其功，且许诺将公主许配其子。魏征早年严于律己，晚岁却有疏漏。据称他晚年曾向李世民举荐过二人，一为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一为侯君集。魏征荐杜正伦及侯君集皆有宰相之才。不料过了一段时间，杜正伦却以泄露宫闱秘闻罪遭黜，侯君集则以谋反罪被诛。李世民始疑魏征对二人有私，甚至猜测他在朝中结交私党。后又有人告发：魏征曾将自己的重要谏辞辑录成册，示以起居郎褚遂良，有自夸其功嫌疑。李世民闻之甚怒，乃罢魏征之子叔玉尚公主事，并推倒亲自替魏征撰写的墓碑。以此观之，魏征亦未能“治于未乱之时”。
此一记载，亦是孙思邈生于周、齐年间（541）的有力佐证。倘若孙思邈生于隋开皇元年（581），怎可对“齐、梁、陈、周、隋”之事“口以传授，有如目睹”呢？魏征更无须对其“屡访”。
然而孙思邈毕竟以医学为业，于治国大业和修史之事，只是顾问而已。
七 命重千金 劝患者不可轻言放弃
浙江省衢州市，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与江西接壤。烂柯山位于衢州市郊，山中有庙名宝岩寺，据传创建于梁大同七年（541），原名“石桥寺”，宋景德年间赐额名“宝岩寺”。宝岩者，即“七宝庄严”之意。后来几经波折，该寺废了又修，修了又毁。报载，今日这寺又处于废弃状态。
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寺，却与孙思邈有渊源关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小肠腑·好忘第七》中，载有一“治好忘，久服聪明益智方”，且有出处：“出衢州石桥寺南”。可知孙思邈不仅行医衢州，抑或入寺点香，拜谒佛祖。那时的名称，则为石桥寺。
太上皇李渊远行时，孙思邈已九十有四。他时刻记着，江南还有许多地方未曾走访，乃请求李世民准予再下江南，多熟悉些江南药草和处方。李世民见他身子硬朗，再予恩准。于是孙思邈得以成行。
孙思邈这回将目标锁定吴越地区，顺便再访建康。当年火海中盲目冲闯、险遭不测的情形，时时在眼前浮现。
杨坚时代，建设重心在长江北岸，对江南只取安抚稳控之势。到了杨广，倒是爱上江南美景，却只看重运河沿线。而对古都建康，因疑其风水太坏，几次路过而不入，任由衰败颓废。
杨广既死，天下大乱，江南生灵再遭涂炭。建康于是成了一座超常兵营，在宇文化及、李子通、窦建德等人手中几度易主，每回都给古都带来更大劫难，使之毁损日逾一日。唐朝初立，百废待举，建康重建暂顾不上。于是在这故宫遗址上，这儿或那儿立着一些屋子，或为残存，或为新修，规格不一，错落无序。其间还有些小栅棚，由贫苦人随意搭建，又黑又矮，臭气熏人。有的小棚屋用石灰水标上奇怪记号，显得阴森可怖。
孙思邈再到建康，旧地重游，面对故宫旧址，那感受就像面对破损家园一般。多好一座故都，却被毁成这样。孙思邈沿着曲折狭窄的小巷往前走，试图找到一点旧时记忆。猛见一个大“×”，以浓浓的石灰水画出，就在迎面的墙上，还插着一根枯枝。孙思邈刚要上前，即被随行的小徒弟拉住。
“此必为凶宅。”
“且看看去，没准这院里有重症患者。”孙思邈说时，仍不停步。他消瘦如旧，胡须花白，穿一紫色长衫，浆洗干净，拄一枣木拐杖，防止发生意外。步子虽有点沉重，然仍走得平稳。
有这种石灰水标志的小棚屋，看去不止一处，显然为恶疾患者集中居住地。孙思邈见此，不由生出无限悲悯，仿佛有一种无形之力，推着他非得上前探个究竟不可。他加大步伐，走到就近标有“×”的一户人家，礼貌地上去敲门。那门却经不起一敲，“哗啦啦”自动倒塌。随之便有一股腐臭气扑面而来，差点使孙思邈晕倒。
孙思邈下意识掩了掩鼻子，近前再看。见门内是一小院，堆了许多稻草和一卷草席，还有几个瓦罐，有的已现缺口。当中横牵一根草绳，挂着几件破旧衣服。屋子由几根粗木支着，为昔日宫殿的窗棂。墙壁以破布、草席遮挡，房顶也盖了稻草、布片，手一碰便发出响声，随时可能倒塌。
